明征麓川之役
明征麓川之役是明朝朝廷征伐云南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叛乱的四次战争。
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地处滇西，思任法袭职前后，滇西土司混战，他趁机攻略缅甸、袭扰邻境、杀掠百姓。镇守云南省的黔国公沐晟奏请朝廷征讨，获允后滇西战事爆发。正统四年（1439年）首战中，思任发夺潞江欲取云龙，方政擅自渡江，虽初胜却因孤军深入且沐晟支援不力而战死，官军被歼，沐晟败归后暴卒，思任发继续进犯。后续沐昂等人征讨失败，思任发假意朝贡，朱祁镇仍决定继续用兵。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派蒋贵、王骥率十五万大军征讨麓川，何文渊先抚后剿的主张未被采纳。王骥分三路进攻，以火攻等战术大败思任法，迫使其逃往缅甸，蒋、王二人获赏。正统七年起，朝廷再度征讨，因缅甸扣留思任发索地，战事复杂。王骥虽捣毁思机法据点，但思机发退至孟养。正统十年（1445年），思任发被擒斩首，战后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改为陇川宣慰使司。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廷征讨据守孟养的思机发，官军深入孟养，思机发败走。王骥因久战疲惫，与思任发的幼子思禄以金沙江为界立约，思禄可居孟养，至此，“麓川之役”以盟约形式结束，王骥获赏。
明廷对麓川的长期大规模征讨，给明朝国力带来了沉重打击，同时激化了社会矛盾，还削弱了北方边防，而麓川实际控制的领地仅剩下陇川县、瑞丽市、芒市、遮放及部分边外地区，麓川开始走向衰落。
战争背景
历史背景
云南，古称滇国，是苗、瑶、彝、白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刘彻时，始设益州郡，统辖各部族。蜀汉置云南郡。隋置昆州，唐仍其旧，后为南诏蒙氏所据，改鄯阐府，历经郑、赵、杨三氏至大理白族自治州段氏，以高智升领鄯阐牧，遂世管其地。
元初，置鄯阐万户府，既而改设中庆路，封宗室忽哥为云南王镇之，仍命段氏子孙守其土，普遍实行土司土官制。忽哥死后，子孙嗣封为梁王，世代镇守云南。
明初洪武六年（1373），太祖朱元璋遣翰林待制王祎捧诏赴云南省谕梁王巴匝拉瓦尔密，王祎被扣留遇害。八年，太祖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谕梁王，吴云中途被杀。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命傅友德、蓝玉、沐英为征南将军，出师云南，梁王巴匝拉瓦尔密投滇池而死，云南各少数民族寨堡陆续归明。明太祖下令改中庆路为云南府，以西平侯沐英镇云南。史称 “自英平云南，在镇十年，恩威著于蛮徼，每下片楮，诸番部具威仪出郭叩迎，盟而后启，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沿袭故元旧制设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土司，并以各部族首领充任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同知、土知州、土知县、土县丞等土官，准其世袭罔替。所设府、州、县 “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 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就是这众多土司之一，简称 “麓川”。
当傅友德、蓝玉、沐英等攻下云南城，兵锋西向，攻取大理国和金齿时，与金齿壤地相接的平缅百夷部长思伦法惧而请降。明朝设平缅宣慰司，以思伦发为宣慰使。洪武十七年（1384）八月，思伦发遣使刀令孟来南京贡献方物，并缴还元朝所授宣慰使司印，太祖诏改平缅宣慰使司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赐思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不久，又诏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因思伦发遣使来贡，颇为恭谨，命其兼领麓川之地。
洪武十八年，思伦发率兵攻景东，千户王升战死（原文 “王界” 应是笔误）。二十一年，思伦发煽诱诸部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宁正拦击，斩首一千五百余级。思伦发悉举其部众，号称三十万，有象百余只，攻定边，沐英选精兵三万与之对阵，列强劲弓弩注射，象多被伤，思伦发部士兵多中箭，思伦发逃脱。二十二年，思伦法遣把事招纲赴云南城请罪说：“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 云南省守臣把此意转奏朝廷，太祖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往谕思伦发谨修臣礼，勿为不恭，庶免问罪之师。思伦发受命，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自此三年一朝，从不中辍，明中央王朝仍以其管平缅、麓川事务。
洪武末年，思伦发麾下刀干孟因思伦发宠信僧人及金齿卫逃卒，心中愤愤不平，率部驱逐思伦发，并进攻腾冲市。思伦发带家属逃往云南府城，沐春沐春派兵将其护送到南京。太祖悯之，命沐春为征南将军，何福、徐凯为副将军率镇兵讨伐刀干孟，护送思伦法回到故土，仍为宣慰使，居麓川。分其辖地设孟养、木邦、孟定镇三府隶云南省；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永乐元年（1403）升孟养、木邦为宣慰司。 思伦发虽得还故土，仍为宣慰使，但辖地缩小，仅偏处于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范围内。
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为滇西之地，在今天云南腾冲市之西南，北邻干崖宣慰司、盏达副宣慰司，西北方是孟养宣慰司，南面是木邦宣慰司。滇西南各少数民族部族姓氏以刀、罕、曩、怕、线为多（原文 “囊” 应为 “曩” ，“線” 应为 “线”），崇尚佛教。明初，社会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农业生产也不发达，贸易形式多以物易物，偶尔亦以海贝充当交换的媒介（原文 “海更” 应为 “海贝”）。明王朝在这里 “因俗而治”，沿袭宋元以来的土司土官制度，各部族的首领接受中央王朝的封号官爵，各管其地，定期向中央政府贡献方物特产，中央政府在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征收象征性的赋役差发马、差发金、差发银。 各土官土司之间常因土地、人口、宝井（矿坑）等财富互相攻杀抢掠，地方骚动司空见惯。
思伦发死，其子思行发袭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永乐十一年（1414），思行发请以其弟思任法代职，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思任发上任之初恪遵藩礼，遣头目刀弄发来朝，贡象六只、马百匹及金银器皿。
直接原因
大约在思任发袭职的前后，滇西各土司之间发生了一起冲突混战。孟养宣慰司宣慰使刀木旦与邻境仇杀，兵败而死，缅甸宣慰司乘虚而入，兼并其地。不久，缅甸宣慰司宣慰使新加斯又被木邦宣慰司宣慰使所杀，几个大土司纷纷卷入争端，缅甸宣慰司的日子很难支撑，思任发遂攻略其境，并谋划尽复百夷部故地，称兵袭扰邻境，侵孟定府及湾甸等州，杀掠人民。南甸知州刀贡罕奏报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夺其所辖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寨。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驰报朝廷：“思任发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市、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刀珍罕、土官早享等相助为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齿，势甚猖獗。已遣诸卫马步官军至金齿守御，乞调大兵进讨。” 朝命选将，廷推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沐晟率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朱祁镇批准廷推意见，自此滇西烽火历十余年不息。
战争过程
第一次征讨
思任发率部众尽杀甸顺、江东等处军余，夺取潞江，沿江造船，欲取云龙，沐晟率官军与之隔岸相峙，无渡江意。方政来到军中，急欲出战，沐晟不允，方政便率军渡江，败思任法发部将缅简，破其旧大寨，追击至高黎共山下，斩首三千余级，逼思任发于上江大寨。官军一军独进，涉险强攻，疲弊不堪，当方政意识到自己犯了兵家大忌时，向沐晟求援，而沐晟怒其不受节制，勉强派出小股驰援官军，至夹象石逗留不前。方政孤军至空泥，思任发伏兵四起，驱象队冲击官军，方政急遣其子方瑛还，“你急速归营，战死是我的本分！” 于是策马突阵奋战而死，官军全部被歼。沐晟闻败，已是正统四年的暮春时节，担心瘴气生发，遂焚江上积聚，仓惶奔还永昌。英宗遣使责问兵败原因，又调湖广、贵州省、四川卫所军五万助战，沐晟担心被罪，忧郁暴卒军中。 思任发进犯景东、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破孟赖诸寨，降孟达等长官司。
正统四年五月，英宗以沐昂为左都督挂征南将军印，右都督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讨伐思任发。第二年春二月，官军抵陇把，距思任发大寨甚远，右参将张荣令都指挥卢钺一军独进，重蹈方政覆辙，张荣丢弃符验军器，大败而逃。沐昂因不能援救，被英宗降敕切责，吴亮、马翔被调回京，逮捕审问。秋七月，思任发遣头目陶孟、忙怕等来京朝贡，礼部议减赏礼，朱祁镇说：“彼来虽缓我师，而朕不逆诈。”
英宗朱祁镇是位少年天子，缺少治理国家的才干，又刚愎好胜，以为前此的战斗损兵折将，面子上过不去，主张继续用兵麓川。专权干政的司礼太监王振，为固位邀宠，力赞其议；素称 “刚毅有胆，晓畅戎略” 的兵部尚书王骥颇思效命疆场；继镇云南省的黔国公总兵官沐昂，欲为其兄沐晟报仇，多次奏报催促朝廷出兵云南。 这样一来，主战便占了上风，只有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和翰林侍讲学士刘球主张以招抚手段解决麓川动乱，但很快就被英国公张辅和兵部尚书王骥否定，以为文渊所言 “不惟示弱外邦，且贻患边境”。
第二次征讨
正统六年正月，朱祁镇命定西伯蒋贵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同知李安充左副总兵，都督佥事刘聚充右副总兵，行在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行在户部右侍郎徐晞督理军饷，调发南京、四川、湖广、贵州官军十五万征讨麓川，择日出发。正统六年春，当英宗决计大规模出师麓川前，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主张是首先宣扬德化，进行攻心教育，如仍冥顽不化再行加兵，是先教后诛的政策，而张辅、王骥、王振却以为，如文渊所言 “不惟示弱外邦，且贻患边境”，根本不予采纳。
蒋贵、王骥率官军抵大侯州，进军金齿，破镇康，收降思任发部将陶孟、刀门俸，破昔剌寨，旋移师攻孟通。王骥誓师分三路进军，参将冉保自缅甸宣慰司趋孟定镇，会合木邦、车里之狼兵；王骥与蒋贵居中路，至腾冲市；太监曹吉祥、副总兵刘聚自下江、夹象石进军；三路大军齐进，直逼上江。上江，是思任发的最大寨堡，官军连攻二日不克。会天大风，王骥采用火攻，遂克上江寨，斩刀放戛父子等五万余人，擒刀门项，刀招汉合家自焚，思任发退据木笼山，重整队伍，以二万众列七营固守。刘聚、宫聚分攻不下，王骥、蒋贵自中路进，左右夹攻，克服木笼山寨，思任法退守马鞍山市。官军追至，思任发列象阵固守，官军以硬弩火铳猛攻象阵，思任发大败，部众被斩杀十万余众，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骥等会合木邦、车里、大侯之兵攻麓川，积薪焚毁栅寨，思任发携妻子间道逃往缅甸。王骥班师，叙平麓川功，朱祁镇升蒋贵定西侯，岁禄一千五百石，升王骥靖远伯，赐貂蝉冠、岁禄一千二百石。随征官军各升赏有差。
思任发败走缅甸，被缅甸宣慰扣留，官军撤退，思氏复出召集会部，攻掠各地。思任发子思机法据麓川者蓝等地。
第三次征讨
正统七年冬十月，英宗命靖远伯王骥总理麓川军务，“为朕再行。” 八年五月，再命蒋贵蒋贵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都督冉保、毛胜充参将，发兵五万，再征麓川，转饷士卒五十万，以右佥都御史程富督理粮饷。这次征讨历时最久，问题也更加复杂。缅甸将思任法居为奇货，要求孟养、戛里土地，木邦则以助剿为功，要求麓川之地。王骥等虽然捣毁了思机发的者蓝据点，擒获其妻子部属，但思机发却退据孟养，负固相抗。官军几次深入缅甸宣慰司，索取思任发，缅甸皆陈兵对抗，不予执送。直到正统十年十二月，在官军逼境的情势下，千户王政奉命赍币赴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索思任发，适天道异常，白日晦暗无光，卜刺浪马哈省惧祸，将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交给王政。思任发数日不食濒死，王政遂将其斩首，函首献京师。王骥、蒋贵回京，英宗诏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陇川宣慰使司。
思机法仍据孟养，曾遣其弟来朝入贡谢罪。英宗和王振坚持必令思机发亲诣京师请罪，方饶其咎，思机发惧祸而不行。
第四次征讨
正统十三年春三月，英宗复命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官，张𫐄、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发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省官军十三万再讨思机发，以户部右侍郎焦宏督饷，以孟养旧宣慰使刀孟宾为向导，又敕令木邦、缅甸、干崖、陇川宣慰司各输兵饷。同年十月，官军抵金沙江东岸，思机法在西岸立栅阵兵以待。官军造浮梁渡江，攻破栅寨，进军孟养。思机发聚众在鬼哭山、芒崖山立寨御战，皆被官军攻克，部众死伤惨重，思机发走 缅甸，官军越孟养进抵孟那。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路途艰险难行，思机发余部震恐曰：“自古汉族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王骥引军还金齿，思机发部众复拥思任法幼子思禄占据孟养。王骥担心师老兵疲，计无所出，自度思禄终不可灭，乃与之相约，允许以土目名义约束部众，仍居孟养，在金沙江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受命。王骥班师，以大捷奏知朝廷，朱祁镇诏增王骥岁禄，赐铁券，子孙世袭伯爵。 “麓川之役” 方告结束。
影响
明朝
首先，明廷对麓川长期大规模的征讨，对明朝国力是一场巨大的消耗，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空虚。虽然仁、宣之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明朝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但他们在位时间十分短暂，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明英宗继位后，因土地兼并和剥削沉重，作为军队重要经济来源的军屯遭到严重破坏，军士大量逃亡。据《明英宗实录》卷 46 记载，仅在正统三年（1438）即有 120 万军士逃亡，约占全国军队的一半。可以说，这时的明朝国力已经大大削弱，秉持积极防御之策能够防住新崛起的瓦剌已是勉为其难。而明廷从正统四年（1439）开始，连年对麓川用兵，必然大大消耗明朝有限的力量。由于在战争中只讲武力镇压，不注重运用怀柔手段，以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招抚机会。战争持久不决，明廷前后动用了南京、云南省、湖广、四川、贵州省等地兵力，至正统十三年（1448）最后将麓川镇压下去，但 “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府库为竭”，国力大为削弱，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其次，麓川之役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征讨麓川虽然打着维护边疆安宁的旗号，但明统治者所用非人，蒋贵、王骥、宫聚之流，贪虐暴横，苟安图利，肆意鱼肉军民，对西南广大地区造成极大的骚扰和破坏。他们擅征民夫运送军用物资以邀私利，使百姓 “往来供役不胜其苦”。为了维持三征麓川的巨大开支，明廷又加强对广大东南地区的搜刮剥削，广大百姓的负担因此更加沉重，使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麓川尚未讨平，便有福建省邓茂七、浙江省叶宗留起义，两月不到，起义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三征麓川又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当思任法受戮，思机法屡遣人入贡后，本是明廷罢兵息战、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招抚的大好时机，许多大臣也认为应乘机进行招抚，可王振在要思机发亲自入朝谢罪的目的没有达到后，便欲 “尽灭其种类”。在再派王骥率大军征讨过程中，王骥为了报功，“多捕渔户为俘”，对当地民族进行血腥屠杀。虽然最后凭借武力把麓川平息下去，但却引起当地民族的强烈不满。在王骥退兵没多久，麓川土司就利用当地民族不满明廷 “纵容小人残害于下，甚者恣意渔夺”的情绪，再次起兵叛乱。由此引发湖广、贵州苗族 “所在蜂起”，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猛烈冲击着明朝的腐朽统治。因此，三征麓川之举，使明朝 “以一隅骚动天下” 。
再次，三征麓川之役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北方边防。麓川久征不灭，迫使明朝不断从东南各地调集大军征讨，还把富有战斗经验的甘肃省总兵定西伯蒋贵调任 “征蛮将军”。另外，为了对付因征麓川引发的民族起义和农民起义，明廷也不得不派大军征讨。有记载称：“正统末，云南麓川贼酋叛，遣兵数十万讨之，东南骚动，于是浙江省叶宗留、福建省邓茂七、广东省黄萧养相扇而起，各拥兵数十万，僭号攻城，杀掠吏民。湖广苗民、两广瑶壮亦叛。分遣文武大臣为镇守、总督、提督、参赞、协赞军务、巡抚、总兵、副总兵、参将、分守、协守、守御，每省多至数十人，少亦不下十数，所在聚兵各数十万”[8] ，大量的军队被拖入南方战事，使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陷入被动。面对瓦剌的骚扰，只能一味忍让，消极防守，坐看瓦剌控制西北的罕东诸卫武公东北的兀良哈、女真各部。及至瓦剌完成进攻明朝的准备，明朝已无力进行有效的防御，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使明朝面临严重的危机。
麓川
“析麓川地”策略极大地削弱了麓川的势力，至思亨法（思行法）统治末期，麓川实际控制的领地仅剩下陇川县、瑞丽市、芒市、遮放及部分边外地区，麓川开始走向衰落。
历史评价
嘉靖末年刊行于世的《今言》的作者南京吏部尚书郑晓评论说：“麓川之役，伯益财力，骚动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复虚耗。苟且奏捷，铁券金书，至今不绝。”对麓川之役持否定态度。
而嘉靖、万历年间的大官僚、大历史学家王世贞却对 “麓川之役” 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他在读到李贤 “麓川不如中国一大县，纵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兵连祸结，以有今日” 时，批评道 “此又大谬也。” 王世贞接着议论：“高帝命颍川侯以三十万众下大理白族自治州，而文皇复命新城侯以八十万众下交州，以故诸土夷环云、贵、二广以十百计，咸慑服而不敢动。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败黎利，而捐交趾与之，中国自是轻矣。麓川之所以骜肆，为弃交趾也，若再败于麓川而竟不诛，则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为强者有矣。强者不诛而益强，则中国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在王世贞看来，麓川应该征，交趾不该弃。正是因为弃交趾才导致了麓川桀骜不驯，轻视中国。
清代对麓川问题的探讨又回到朝政体系的轨道上，出现严重的偏差。张廷玉等撰《明史》对麓川问题的记载失误和歪曲达到了顶点，影响很坏。首先，在《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传》的第一句话 “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极端错误地记述了麓川地区的主权属性，把自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麓川地区（其中心在今瑞丽市、陇川一带）轻率地看作缅甸的一部分，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麓川问题和西南边疆的认识。其二，《明史》认为正统三征麓川是 “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 的贸然动议，并在相关重要人物的传记中强化这一观点，如 “(刘) 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衔之”，“时麓川酋思任法子思机发遁孟养，(陈鉴) 屡上书求宥罪通贡。不许，复大举远征，兵连不解，云、贵军民疲蔽。苗乘机煽动，闽、浙间盗贼大起。举朝皆知其不可，惩刘球祸，无敢谏者”，“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等等。
总之，《明史》编撰者认为征麓川有三失：一失在于宦官弄权，决策失当；二失在于大肆兴兵，“帑藏耗费”，将官贪暴，扰攘地方；三失在于征麓川而弛西北之防，招致土木之祸。《明史》代表了晚明至清代史家的主流观点。由于《明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被封建史家奉为正统，因此《明史》的错误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人通过严肃的边疆形势研讨和地理考证对其纠谬，“三征麓川” 的研究就这样被严重误导了。《明史》的一系列错误反映了清朝史家带有浓重的朝政中心论特征，反映了明清史家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对西南边疆认识上的模糊含混和错误，更为 “三征麓川” 研究的泛朝政化推波助澜，“三征麓川” 几乎成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典型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