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会战
豫中会战，又称河南会战，发生于1944年4月18日至6月12日，作战区域涵盖陇海铁路河南省中牟、郑州市、洛阳市至灵宝市沿线；洛阳至卢氏县之南洛河沿岸地带；平汉铁路郑州、许昌市、信阳段沿线地区。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4月，日军调集6个师又4个旅共15万余人，由冈村宁次指挥，分左、中、右三路进攻豫中，另有独立第11旅自信阳北犯策应。中国第1战区在黄河南岸及豫中地区部署8个集团军约30万人，准备依托黄河防线抗击日军，计划在嵩山附近决战。
4月17日夜，左路日军自中牟县渡河，突破防线后连陷郑县、长葛市等地；中路日军19日发起攻击，21日突破河防，24日与右路日军在新密市会合西进。30日起，日军后续兵团投入战斗，5月6日前连克许昌市等多地，8日打通京汉铁路。5月9日，右路日军南渡黄河，迅速攻占渑池县等地。
为解洛阳市之围，中国军队展开反击，一度克复多地、切断平汉铁路。但25日洛阳仍被日军攻陷。6月上旬，日军再次南北夹攻，17日重新打通平汉铁路，会战结束。此役因指挥失误与部分部队作战不力，中国失去大片国土，日军成功控制河南省境内重要铁路线，达成战略目标。
此次战役日军打通平汉路南段，占领沿线要点与洛阳，重创抗日战争第一战区主力。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伤亡、被俘众多，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牺牲，蒋鼎文和汤恩伯被撤职，部队士气与战斗力受挫。河南地区百姓深受战争之苦，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民生困境。豫西民众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矛盾激化，民众收缴国军武器，组建抗日自卫武装，影响了地方政治军事格局。
战争背景
1943年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重大的战略转折：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大决战中苏联击败了德国，已经转入反攻；太平洋战场上，美国逐岛进攻，步步取得胜利，日本亦从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日本已面临太平洋战争对美海空作战的颓势。为确保纵贯中国大陆南北、直通印度支那的交通线，以保持与其南方军的联系，同时为摧毁中美空军基地，以阻止对其本土的空袭，并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战之意志，日军大本营于1944年1月24日下达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命令，令中国派遣军从1944年春季起，向豫、湘、桂等省进攻，击破中国军队的防御，占领并确保京汉铁路南段、湘桂铁路、粤汉铁路沿线重要地区。
战役经过
早期部署
日军方案
作战主要内容
日“中国派遣军”《1号作战计划》中对京汉路南段作战的作战指导的主要内容为：华北方面军大致于4月上旬以前，进行新建部队的组织及警备交替，命作战所需兵团在驻地附近集结，进行训练。与此同时要修复霸王城附近黄河铁桥。4月中旬，命第12军主力集中于新乡南方地区，一部集中于开封市西面黄河左（北）岸地区，完成作战准备。
第12军大致于4月下旬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进入郾城区附近，做好向洛阳市方面作战的准备，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信阳，配合第11军的部队打通通往武汉地区的陆地连络线。12军主力迅速由城向右迂回，突入洛阳方面，击溃敌抗日战争第一战区部队。华北方面军在发动本作战前，令第1军向西佯动，并于作战开始后，命第1军一部及时由垣曲县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援第12军主力作战。第11军大致于5月上旬，以一部兵力由信阳附近向确山县附近采取攻势，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于4月底前后，以一部兵力在阜阳市附近作战，牵制敌人，使华北方面军作战顺利进行。
由关东军调用的第27师团，先在黄河左岸待命，随着本作战的进展，经陆路向武汉地区推进。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应即派遣第37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各约半数，经陆路开往武汉地区，划归第11军指挥。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大致将洛阳市、汝州市、舞阳县及泌阳县东方一线作为对敌第一线，确保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用于确保新占领地区的兵力，预定为第62、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欠一半），独立混成第7旅团。华北方面随着作战的进展，应抓住时机在郑州市、洛阳市、郾城区附近建设飞机场，同时迅速修复京汉铁路南段。
日“华北方面军”根据派遣军的作战计划，经研究后准备以现有兵力的一半投入这次作战。预定步兵至少为65个大队。主要作战由第12军的第62、第110师团及机动力强的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担任。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中国守军的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佯作沿京汉线南下，至郾城附近时，主力朝西方向右迂回，围歼抗日战争第一战区部队，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市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连接起来。
作战要领
日军第12军接到担任主攻的任务后，对方面军由正面突破守军阵地的设想不同意，认为黄河铁桥正面及霸王城（原京汉铁路黄河大铁桥南桥头西侧）桥头堡以南的防守力量必然较强，不易攻占，而且伤亡较大，并延误时间。因而决定先由在中牟县地区的部队渡过新黄河（即黄泛区，原贾鲁河河床）西进，进攻郑州、密县、新郑市地区，进至防守黄河铁桥两侧守军的背后，尔后再令霸王城地区的部队发起进攻。这样形成前后夹击，易于突破守军防线。经反复研究后，制定出作战计划。
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方针：军于1944年4月20日左右，以主力自黄河河畔平汉路沿线地区，以一部自开封市西南方正面发动攻击，击溃抗日战争第一战区为主的敌人后，占领平汉路南段沿线之要地。第二指导要领：军以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集结于开封及其东方地区；第110、62师团，集结于黄河郑州市铁桥北岸两侧地区；独立步兵第9旅团集结于卫辉市附近；为欺骗敌人，第27师团集结于新乡以西之博爱县、沁阳市地区，战车第3师团在汲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骑兵第4旅团在商丘市现警备地区进行战备。作战开始前，第27师团在黄河以北之孟津，骑兵第4旅团主力在霸王城与开封市间之黄河北省岸分别进行牵制性佯动，并适时推进军主力，准备对霸王城及中牟县正面敌阵地实施攻击。
第37师团指挥独立混成第7旅团，于1944年4月18日拂晓，在中牟正面渡过新黄河，向郑州市及其以南地区突进；军主力第62、110师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突破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迅速向以南之郑州、汜水镇、新密市、郭店、新郑市等要地推进，将敌军捕歼于郑州平原。为使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能在作战一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及被突破，战车第3师团应以一部协同。军主力预定1944年4月20日拂晓开始进攻。进攻开始前先占领鸿沟以西汉王城附近高地。军主力到达郑州附近时，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即应迅速向黄河以南开进；军主力继续击溃所在地区之敌，直趋郾城区，准备向西回旋，同时以一部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与第11军之部队会合，打通平汉路。尔后随平汉路之打通，将预定使用于湘桂作战之第27师团向武汉地区前进。
军主力到郾城后，应以极迅速之突然行动向右回旋，向洛阳地区突进，以寻歼第一战区主力部队。第5航空军除以一部支援此次作战外，必要时应以有力之战斗、轰炸部队进行直接支援。作战开始后，第1军将于山西省之蒲州、第13军将于安徽之阜阳市进行牵制。此次主要作战结束之时间，大致在5月下旬。
日军第12军原辖3个师团又6个旅团（内3个旅团为1944年2月1日下令新编的部队）。为进行豫中作战，1944年3月3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第12军新的战斗序列命令。其作战指挥系统见附表8-3-1。列入第12军战斗序列、参加此次作战的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分别由运城市和山东张店、博山区到达开封市以东地区集结；第62师团由榆次区、第110师团由河北石家庄市、战车第3师团由包头市、独立步兵第9旅团由天津市、第27师团由锦州市，先后集结于郑州市黄河以北地区。
早在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第11军作战，即以第12军的第35师团于10月2日强渡黄河，进攻郑州。抗日战争第一战区沿黄河南岸虽有12万大军，并筑有防御工事，但日军当日即突破守军阵地，渡过黄河，4日即攻占郑州。10月31日日军方撤回黄河以北。撤退时，为便于尔后再次进攻，除留置一部兵力据守中牟县县城外，在第一战区第一线阵地要点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与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桥头堡阵地。两年以来，第一战区多次向此孤悬于黄河南岸的这个日军桥头堡进攻，但未果，一直对峙至这次作战。据《国民党抗战亲历记之中原抗战》一书中李少棠、王忠干回忆，1941年10月底到12月一个半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反攻霸王城桥头堡阵地，反复攻击三十余次，王忠干记到：“特别是反攻霸王城的一次战斗中，我军冒着密集的炮火，前仆后继，连续冲锋，阵亡官兵的遗体遍布于日军阵地前的山坡，战况甚为惨烈。” 。但因霸王城地势险要，黄河北岸日军炮火压制，我军缺乏重火器和空中支援，未果。于是不得不挖壕固守，长期监围。
中方方案
1944年初，当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发现豫东北的日军大量集结并修复黄河铁桥时，判断其可能南进，遂以汤恩伯4个集团军（第15何柱国、第19陈大庆、第28李仙洲、第31集团军王仲廉）沿黄河南岸，由汜水经柴桥，再改沿新黄河西岸，经中牟以西尉氏、林沟、周家口及其以东河防，面对黄河铁桥、中牟方面部署防御，准备由正面迎击沿平汉路南进的日军。第一战区其他4个集团军（第4孙蔚如、第14刘茂恩、第36李家钰、第39集团军高树勋）及第40军，则由战区直接指挥，沿黄河南岸，东起牛口峪，西迄闵底镇，占领河防阵地，与第八战区右翼衔接。
第一战区备战期间，军事委员会于3月4日先以“元”字第2781号代电，指示作战指导要领；当日又在原案基础上再次补充，下发了更为详细的全班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敌如以主力由豫南北犯，一部由北南犯，并由汛区（黄泛区）策应，企图打击我豫西野战军，或乘机打通平汉路时，我军作战指导方案如下：依内线作战要领，区分为南、北两地区作战。我军预计使用总兵力为第一、第五战区机动兵团，共计26个师，及枣阳市、信阳、阜阳市沿黄泛、邙山头附近原第一线守备兵力17个师，合计43个师。集结机动兵团主力14个师，荫蔽于汝州市、登封市、禹县、襄城县、宝丰县、叶县地区，并特派有力之一部确保北地区右翼支撑点之许昌市，及左派沁河连接嵩山东南麓新密市、登封之线，协同第一线部队，以侧击包围侵入嵩山南麓之敌而歼灭之，并乘机收复邙山头。
使用机动兵力一部7个师于南地区，在遂平县、泌阳县、枣阳一带，先行持久抵抗；并另以一部固守遂平要点及确保桐柏县山地，击破由豫北南犯之敌，乘机收复信阳。泛区方面，应固守扶沟县以南泛防，并指定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临泉以东泛区之第一线部队及敌后各挺进部队，牵制当面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其余抗日战争第一战区河防部队及抗日战争第五战区第一线部队，应各派有力之一部袭击当面之敌，以策应大别山区李品仙集团；另以一个军及桐柏山方面之第39军（其5个师），以钻隙行动向汉口挺进，协同第六、第九战区策应部队，乘机袭攻武汉。如敌由南、北两方面及泛区深入豫西时，我应立即调整态势，集结主力于汝州市、禹县、襄城县、叶县、宝丰县、方城县一带，侧击、迎击合围敌决战，而包围歼灭之，并续向武汉追击。
第一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于1944年3月14日以命令下发了关于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扶沟县、汜水镇间河（黄河）、泛（新黄河）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泛及突围（注：阻止日军强渡黄河突破河防阵地）。如敌渡泛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借许昌市、川、长葛市、新郑市、郑州市、荥阳市一带据点，疲惫敌人。同时汤恩伯兵团及第4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县、叶县、汝州市、登封市、新密市、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汤兵团以第12军、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集团军、第78军、新1师、第20师隐密（秘）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宝丰县、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市。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第4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封裔忠以1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1944年3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连续两次要求“79军、89军准备固守许昌、漯河市、遂平县、舞阳县4个据点；第12、13、29军秘密控置于新密市、汝州市以西地区，限3月底集中叶县、宝丰、禹县、登封市、临汝，汤恩伯直接掌握”。
但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抗日战争第一战区认为与军事委员会及战区的指示“均不符合”，遂于1944年3月31日予以修正，重新下发作战指导方案：如敌以主力由北南犯，而南区敌以一部窜扰牵制时，封裔忠兵团应以主力在襄城、禹县、许昌市附近地区与敌决战，惟为期与第4集团军密切协同及利用嵩山山地有利地形起见，应将登、密地区亦划入决战地带，并为攻势之重点，期收夹击、侧击之效。如敌以主力由南北犯，而北区敌以一部窜扰郑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一带牵制时，为排除我主力侧背之威胁，使尔后之决战有利计，应于南区会战之先集中必要兵力，将北区渡犯之敌击退，并收复邙山头、中牟县，再转兵南下，协力该地区之决战。在北区击敌之同时，南区部队应竭力迟滞敌之前进，以空间换时间，俾导决战有利。”
战争经过
突破河防战
作战开始之前，防守毕口（周家口北侧）至牛口峪间黄河南岸及新黄河西岸之线约100公里正面的部队为第28集团军（附泛东挺进军）。其兵力部署为：泛东挺进军担任毕口、柴桥间沿新黄河西岸之守备，控置有力一部于鄢陵县附近，准备策应中牟、郑州市、许昌方面的作战；暂15军以暂27师担任柴桥、后陈间沿新黄河西岸的守备，新29师防守许昌，并以第86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新郑市附近；第85军（附暂1旅）以暂1旅、预11师及第110师的第329团担任后陈、牛口峪间河防及邙山头监、围任务，第23师控制密县附近，为机动部队，第110师（欠2个团）防守郑州及后陈至包河桥间河防，第110师的第328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荥阳附近。
4月17日夜，中牟县方面日军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首先从三王、中牟、傅庄强渡新黄河，守军暂27师奋起应战。战斗至18日凌晨5时许，正对中牟的第2团阵地被突破，暂27师被迫南撤。此时日混成第7旅团由傅庄渡河，占领界马，并沿新黄河西岸向泛东挺进军柴桥阵地进攻，第37师团则分路向郑州、新郑、洧川、尉氏县进攻。担任郑州挺进队的日军第22联队先遣第1大队（欠第4中队），于19日拂晓即以急行军秘密进至郑州车站，并以偷袭占领了郑州市北门附近城墙一角。日军第37师团主力及混成第7旅团亦于19日晚进至尉氏以北。守军暂15军遂突围南退，至薛店集结整顿。
铁路桥方面日军第12军主力在中牟方面日军开始进攻后，乘守军注意力集中于中牟方面之机，于18日夜利用夜色掩护，逐次经黄河铁桥潜至南岸邙山头桥头堡阵地，接近攻击准备位置。为解除南进时的侧背威胁，进攻开始前一日（1944年4月19日）晨，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的第2大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邙山头西侧高地上的汉王城据点发动猛攻。守军预11师1个营奋起抗击，激战至中午前后，阵地全被摧毁，营长王鑫昌以下300余人全部英勇牺牲。守军第85军当即令预11师控制的预备队第33团向汉王城反击，同时令军工兵营增援摩旗岭，令特务营增援牛口峪，以加强防守力量。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增加，反击部队伤亡极重，团长余子培身负重伤，反击失利，摩旗岭高地亦于当夜失守，守军第110师撤向乐阳。摩旗岭高地失守后，日军邙山头右侧已无顾虑，守军炮兵失去设于该高地的观测所，炮火威力无从发挥，对战局颇有影响。20日，守军第85军奉令向塔山、万山地区撤退。于是日军第62师团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地区直趋郑州市，第110师团则向新密市突进，战车第3师团及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均于20日拂晓进至黄河南岸。至22日，郑州、新郑市、尉氏、洧川、荥阳市、广武镇、汜水镇、塔山、万山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日军第110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5联队分由北、东两面向密县进攻，于24日占领密县，并继续向登封市推进。25日，第110师团攻占虎牢关，守军第96军一部退至巩义市。第12军主力在新郑以南地区集结，作下一步进攻的准备。
围攻许昌战
1944年4月26日，日军第12军在新郑战斗指挥所召集师团长、旅团长开会，讨论进攻许昌、郾城区及向左迂回的问题。27日晚，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62师团进出至许昌西南桥镇一带，阻截守军向西南山区撤退和由西南方向向许昌增援的通路，尔后准备向禹县进攻；令第37师团从北、西、南3个方向攻击许昌城，尔后以主力向舞阳县进攻，以1个联队归第27师团指挥，向郾城方向追击，占领郾城后，留1个大队守备，主力归建，令第27师团在攻占许昌后指挥第37师团的1个联队攻占郾城，与第11军派出北上的部队会合后转归第11军指挥；令独立混成第7旅团由东面攻城，攻占许昌后留一部兵力守备许昌，主力准备向禹县前进；令骑兵第4旅团在许昌战斗后进出至北舞渡镇附近，准备沿旧县、宝丰县向汝州市前进；令战车第3师团以2个中队配属第37师团攻城，主力在攻占许昌后准备向临汝推进。预定30日晨开始攻击。
当日军部署进攻许昌时，抗日战争第一战区组织反击，令汤恩伯“以第29军全部以第13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汤恩伯令第13军配属暂16师由禹县北向密县实施反击。这次反击虽然使日军第110师团暂时转为守势，但对日军第12军主力围攻许昌并未产生影响。1944年4月29日夜，日军第62师团首先行动，迅速攻占第20师防守之颍河两岸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位。1944年4月30日拂晓，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攻击。守军新29师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日军伤亡甚众。激战至17时30分左右，守军伤亡惨重，日第37师团第225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第13联队分别由许昌城西和城南突入城内。经巷战后，新29师于当夜在城东北角突围，突围过程中师长吕公良阵亡，残部逐次向叶县方向转移。1944年许昌。
打击汤兵团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当时在重庆军当中，第八战区的第1军和抗日战争第一战区的第13军是各该战区中的精锐核心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要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军”。当得知汤恩伯的第13军正在登封市地区反击密县日军第110师团的情况后，认为“围歼第13军的良机即将到来”，“方面军参谋部于是不断以电话、电报指示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日军第12军根据方面军的指示，不待许昌市攻下，就于1944年4月30日10时30分下达了攻占许昌后向登封转进、寻歼第13军的命令。攻占许昌后，第27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7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于1944年5月1日夜由许昌南进，5月5日下午攻占漯河市和郾城。守军第89军新1师向东撤走。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在日军占领许昌时，派独立步兵第11旅团（7个大队）于5月1日夜由信阳北上，2日至明港镇，3日拂晓至新安店。由于防守确山县一带的第五战区第68军部队不战而走，日军第11旅团当日占领确山。日军第27师团先头部队仅受守军第29师的轻微抵抗，即于5月7日占领遂平县，9日进至确山，与第11旅团会合。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当日军第12军南进时，驻于上海市地区的第13军奉“中国派遣军”之命，派第65师团师团长率其步兵第71旅团和第64师团的步兵第69旅团，于4月25日开始从安徽凤台、正阳关镇向颍上、阜阳进攻，以牵制位于平汉路以东的第15、第19集团军，策应第12军的作战。该师团的师团长惟恐过早深入而被歼，27日占颍上县后即缓慢前进，至5月6日，9天时间仅前进约30公里。8日，日军27师团因已占领遂平县，京汉路又基本打通，故返回原防。
日军第12军主力于1944年5月2日开始向登封转进。根据方面军的意图，该军围歼汤恩伯第13军的作战指导大致为：“派第110师团由北方，第62师团由东方，包围歼灭第13军。再派战车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主力由汝州市及其以西地区，向大金店方向前进，以便歼灭敌军。此外，派战车师团部分兵力和第37师团主力确保临汝至长埠街道路附近要冲，尽力围歼向南撤退的重庆军。”
5月3日，日军战车第3师团已突抵郏县，汤恩伯急令第85军将登封市防务移交刚到的第9军，迅速增援临汝，协同47师守备城防。与此同时，守军第38军亦令第17师一部协同新35师向已拥入至方家岭附近的日第110师团进攻。但在守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日军第110师团已于5月4日突进至登封西北约16公里的圣水附近，切断了登封与偃师区的交通线。第4集团军巩县以东阵地的侧背亦因之完全暴露。日军战车第3师团在守军第85军到达临汝之前，已于5月4日拂晓占领临汝，守军第47师与第85军向汝州市以南退走。日战车师团继续西进，当晚即进抵伊川以东附近渡河，切断了第31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其机动步兵第3联队及战车第13联队一部，于当晚突进至洛阳南方的龙门附近，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守军第9军与第13军已被日军分割，而第9军更陷于包围之中。5月5日，第9军突围，向颍阳镇撤退，途中遭日军节节截击而溃散，损失重大。得悉颍阳一带已为日军占领，遂于6日夜退向嵩县东北收容整顿。与此同时，原在告成、白沙地区的第13军及暂16师及预11师亦于5日黄昏前突穿日军白沙以南的封锁线向临汝方向撤退，沿途亦遭日军战车部队的不断冲击，损失奇重，后在第85军掩护下，才得以穿越临汝以东封锁线南下，向半扎附近集结。防守巩东、金沟至老饭沟一线的第4集团军在第9军和第13军等突围溃退后已形成孤立突出，旋奉命向洛阳西北地区转移，至5月8日亦退至陈凹附近。至此，汜、登主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
河防的崩溃
为了策应第12军作战，日“华北方面军”令第1军派第69师团师团长率其第59旅团5个步兵大队及独立混成第3旅团3个大队于5月9日夜由垣曲渡黄河攻略渑池县，以阻止第八战区东援；为加强进攻洛阳市的进攻力量，还调防守北平市的第63师团师团长率所属步兵第67旅团及3个独立步兵大队赶至郑州市，并指挥独立第9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称“菊兵团”或“野副兵团”）参加进攻洛阳的行动。
1944年5月10日，“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第12军应以一部兵力歼灭汝州市西南和嵩县方面的重庆军，同时以主力迅速向宜阳县、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第1军应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方面挺进；野副兵团应击溃洛阳以北的重庆军，向新安方面挺进；以上东、西、南互相呼应，围歼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军，进而攻占洛阳；敌军退却时，应立即朝陕州区或向洛宁县方向急追。”日方面军虽然下达进攻洛阳的命令，但第12军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追击刚被击溃的汤恩伯部和第31集团军，在它们整顿以前予以击歼，进攻洛阳及其周围的蒋鼎文部应视为次要任务，遂不按方面军的命令进围洛阳，仅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第110师团及战车第3师团各一部对洛阳保持监视，而以主力分沿黄河南岸，朝颍阳至新安、龙门街至嵩县和宜阳县方向追击前进，另以第62、第37师团分别尾追撤退的各守军部队，在临汝以北，西向伊、南洛河上游河谷追击。
1944年5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转发第一战区指导大纲。主要内容：“第15军及第94师仍固守洛阳。第4集团军及第9军（目下集结于洛阳以北之陈凹）应迅速南向宜阳附近增援汤兵团。汤兵团以主力固守汝阳县（今汝阳）、宜阳，并派一部守洛宁，俟第4集团军到达后，再行转移攻势。刘戡兵团应集结磁涧镇（洛阳以西约17公里）以南地区，准备侧击由渑池县向洛宁县或向洛阳前进之敌，并策应第36集团军之作战。第36集团军应以一部酌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犯渑池之敌。第39集团军应速集结主力，阻击南渡之敌，相机转移攻势。该战区应先控制伊阳、宜阳县、洛宁、嵩县各据点后，再图反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可转移洛宁第14集团军总部附近。”各部队奉命后，乘日军尚未迫近时，于10日进抵指定地区。
日军第1军第69师团于5月9日夜从垣曲县及其以西一带强渡黄河，担任河防的新8军暂29师及河北民军一部稍战即退，日军于11日攻占英豪、渑池，守军新8军军部亦稍一接触即行南撤，日军在渑池获得了大批粮食、弹械，并切断了陇海路的交通，洛阳市守军从此陷于孤立。1944年5月12日，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击败第12军第81师，接着占领嵩县。汤恩伯兵团各军间的联络被割断。13日，日战车第3师团一部击败刘兵团的暂4军，攻占磁涧；第47军亦放弃新安南退，撤向洛宁。日军紧紧追击，14日占宜阳，15日占韩城，17日占洛宁，20日占卢氏县。第一战区的第4集团军、第36集团军、刘戡兵团等部队均退至闵乡附近地区，战区司令长官部移至闵乡东南的官庄。此时汤恩伯兵团早已溃退至伏牛山地区，洛阳陷于完全孤立。
洛阳攻守战
防守洛阳市的第15军及第94师共7个团的兵力（第64、第65师各2个团，第94师3个团），分为“城厢”、“邙岭”（城北）、“西工”（城西）3个守备区，第94师担任城厢区守备，第65师担任邙岭区守备，第64师担任西工区守备。日军在第12军及第1军追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各部期间，对洛阳采取了“封锁”措施，第12军在洛阳周围的部队和炮兵等，凡属不参加洛河追击的部队，全部配属给菊兵团，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划归菊兵团指挥的有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1大队、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步兵第74大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步兵第5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步兵第38大队及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的1个大队。连同菊兵团本身的10个大队，总计14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
1944年5月17日，菊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洛阳周围。兵团长野副昌德决定18日开始进攻洛阳市。当天，除城北邙岭区仍为第65师防守外，城西、南、东三面日军均已迫近城垣。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日军的多次突击均被击退，激战终日，毫无进展。“华北方面军”于20日晚下达命令：“应以目前态势继续进攻，并纳入第12军司令官指挥。”21日至23日，日军先后攻占邙岭区内后洞、上清宫、苗家岭等各要点，守军退入城中。
1944年5月24日13时，日军在航空兵、炮兵及坦克支援下，对城垣发起猛攻。激战约1小时，日军战车第3师团及其机动步兵即突破城西北角。17时，第63师团亦突破城东北角。18时20分左右，日军的坦克冲入城内，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第15军军长武庭麟下令各部队各自夺路突围。黄昏后，大部撤出，未接到命令及未及撤离的官兵仍英勇地进行逐屋争夺战。激战彻夜，至25日8时，日军完全占领洛阳。
战争结果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抗日战争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原地区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失败原因
客观原因
其一，经过7年抗战，中国的军力和国力已经消耗尽。抗战后期，国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其军队素质日益低下。抗战前国民政府训练的精锐部队在抗战伊始就损失大半，1929年至1937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约有25000人，但刚进入1938年就有10000人战死。而中国在兵役方面弊端重重，兵员补充困难。国民身体素质低下，1943年国民政府曾动员知识青年、士绅子弟和公教人员服役，但经体检合格率不及十分之三。部队待遇低下，经7年抗战和日军封锁，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军费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
其二，当时国军精锐多集中在滇西缅甸。其中驻印军3个师全部美式装备，在云南省的26个师为半美式化。
其三，河南省部队战力不足。当时第一战区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有7个师战力不足。如第78军的三个师仅由两个独立旅和第三集训处的补充兵新编而成的，编成以后并未得到装备，不及一月就开始作战了。如精锐第13军中的第117师、暂编15军中的暂27师、新29师、暂55师，或是新编战力尚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也无装备补充。
其四，美援武器来得太少。据1944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的资料，至该年6月的租借物资供应状况：运往各国物资282.7亿美元，英国所获值93.2亿美元，中国所获值1.5亿美元。中国所获仅为总物资的百分之0.53%。而当时租借物资分配权在约瑟夫·史迪威手中，来的部分90%又都被史迪威投入滇缅战场。在1944年6月以前，除中国远征军外，中国国内陆军未获得一枪一炮。直到1944年9月，国内国军获得的美援陆军武器才仅火箭筒506具，迫击炮30门，战车防御枪618挺，山炮96门，步枪1000支，机关枪531挺，冲锋枪706支。汤恩伯嫡系主力第13军，直到1945年春才获得美式装备。
其五，作战中日军破译了中方的部分关键电报。这次作战一开始，敌华北方面军通过情报掌握了国军的动态。日军知当面的国军，主要是由“黄埔系”军官所统率，此时的黄埔系正提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们既抗日又“反共”。日军认为，在这些部队中不易策动叛变和通过内线获得情报。因此，主要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和破译密码，以了解国军的动态。如当敌到达长葛市时，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即确定南路坚守许昌市，汤恩伯部队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南集团在许昌地区牵制日军主力南进；北集团从登封市攻向郑州市敌后兵力薄弱之铁路沿线，进行侧击和尾随。这一计划的电报被日军破译，知第一战区的主力第13军位于登封地区，因而敌在刚攻下许昌后，仅使部分部队仍沿铁路南进，以麻痹守军，而主力由许昌向右回旋，以重兵封锁许昌经郏县、汝州市去洛阳市的公路，围歼在登封的汤恩伯所属的北集团。又如5月8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必须坚守洛阳的电报也被日军破译，于是华北方面军急令驻山西省的第一军，将预定从5月11日由垣曲县、平陆县地区南渡黄河之计划，提前于5月8日渡河，首先封锁洛阳以西的渑池县、新安县地区，控制洛阳守军与西部的联络。吉本的第一军因准备时间不够，才改为从5月9日南渡黄河。
其六，日军集中使用战车部队。此次日军出动了坦克装甲车691辆（内坦克225辆）集中使用快速突击，并出动汽车6100辆、马匹3.3万匹以加强部队机动性。而河南省又为平原地区，利于日军坦克装甲车、汽车等的机动。日军依靠战车部队，很快形成了汝河沿岸的封锁线，从战役上割裂了汤恩伯集团与伏牛山区的联系而使其陷于被动；对步炮联合、空地协同难以得手的许昌、洛阳和灵宝弘农河西岸，均由于战车部队的加入，形势很快改观。
其七，因油料等原因，中美空军于豫中会战出动仅400架次，而日军出动达则有1700架次，日军出动架次是中方的4倍多。
主观原因
一，1943年以后，国民政府高层认为日本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依赖盟军等待胜利的思想。
二，统帅部军委会和战区战前的战略误判失误。虽然判断日军将进攻，但认为日军仅是要打通平汉路和打击中国军队而已，会像以前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一样打完就恢复态势。
三，具体会战部署失误。就战略战术而言，豫中地势平坦，均系旱田，便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的运动。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的攻击，中国军队理应扬长避短，在利用黄河防线支援日军的同时，应将主力放在嵩山、伏牛山等山区与敌人决战。但中国军队在日军左突右冲的攻击面前，首先在平原耗尽了战力，等到退到山区已经溃不成军。再者，河南省诸城除洛阳市外如郑州市、许昌市、新郑市等大都无险可守，尤其不利于劣势装备的守军作战，但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却都投入师以上的部队并下令死守，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徒增伤亡。再加上重武器的缺乏，整个战场就无从收拾了。
四，汤恩伯以贸易养军，商业气息腐蚀了部队战斗力。1941年后，汤恩伯为扩大自身实力、防止游杂部队投日和抑制中共力量的扩大，大量扩军，靠中央补给的军费是远远不够的，国民政府只发给正规部队的军费，其他部队的经费只能由汤恩伯自行解决。这时经幕僚策划，汤恩伯在界首设立鼎泰公司，把后方出产的油桐、茶叶、南阳绸等土特产运到沦陷区出售；又把上海市等地的化妆品、大宗商品、汽油等物资运到后方脱手，从中收取利润。此后，汤恩伯又在界首设立物资管理处，操纵对日伪物资套购、交换及对蒋管区农产品收购和垄断。此外，还在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禹川开设陶瓷厂及毛纺厂。可见，为保障扩编后部队的日常支出需要，汤恩伯已经实施了多种经营，只要有钱赚，便设法去图。
《抗日战争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说汤恩伯的部队（当然不是所有部队）“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但实际上日军4月28日的电文中称：“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决地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容易崩溃”。）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宋涛说：汝州市一陷于敌手（登封市附近的汤集团已经被日军包围），我前线许多“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
五，汤恩伯与蒋鼎文的矛盾使“将帅不和”。暂15军的一个师在许昌市与绝对优势之日军打了将近四天，全师殆尽。许昌失守后，日军转身打击集结在河南省登封的13军，10万配有坦炮兵的日军对付13军，可想而知，又得跑，日军追，追没追上，但原先战区交给第13军侧击日军的任务也告吹。这个阶段，涡河的日军主力大部被暂15军与13军吸引在中牟县、许昌一线，让人不可理解的就是在这个阶段，黄河岸边那十几军的国军竟然在等着什么，他们没有上，在看，等着日军解决了许昌后来打他们。其后便是日军集中起来攻击洛阳市，位于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这时候后悔都晚了，他也只有跑了，跑进大山中。而在河边的国军，这时候已经被日军全部割断，长官部也跑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各自怎样把自己的部队带出死地。
六，部队军纪在败退时很差。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但亦有记载，1942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汤恩伯自当年10月至第二年5月，曾组织所部展开救灾运动：筹赈放粮（以部队节食5-8个月为主）268万斤，奖励吃黑馍实行工赈、官兵5—8个月节约出700多万斤，为预防豫民春荒而贷麦，军政共贷出500余万斤，今明两年从皖北购运杂粮千余石，5个月平籴千余万斤耗去运费570万元赈灾，师、团以上主官收养灾童、每军达100—200名灾童。1943年，河南旱灾、蝗灾严重。汤恩伯曾“发动全体官兵，节食以救灾黎（民），兴工而堵黄泛，阅时经年，活人救活灾民达数百万。” ）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省，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如连、营、团长出具借据，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老百姓凭这借据可少付征购粮。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武器缴掉”，“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这里方耀的回忆稍有矛盾（一面说汤军平时军纪不好，所以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一面说“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但总体意思是汤军败退之际因保甲乡长逃跑，仓库存粮被抢空，部队“数日不得一餐”，有部分部队不守军纪，抢百姓蔬菜、猪、鸡食用，导致百姓不满。
豫中会战结束后，新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豫陕边界附近的西峡县召集汤恩伯部师以上长官和河南省专员以上行政官员检讨失败原因，曾总结说会战失败是由“四不和”造成的：一是将帅不和(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夺利，不仅同一战区指挥不能统一，而且实际形成两个战略集团，并相互勾心斗角)，二是军政不和（作战时地方不支持，且多掣肘），三是军民不和，四是官兵不和（大量士兵是硬抓来的，不仅官压兵、兵恨官，而且逃亡率极高，当然影响士气、战斗力）。这一总结虽然未触及统帅部战略判断和部署失误的责任，但所归纳的几个因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有关争议
《河南抗战史略》资料
《河南省抗战史略》为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四四年河南战役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持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汤恩伯的卫队、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的总部直属队就是这样被缴了枪。一向暴虐的屠夫汤恩伯唯恐被激怒的民众活捉吓得化装成伙夫只身潜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宁县西张村怕被民众生擒，不敢乘坐小汽车，偷偷地骑个小毛驴灰溜溜地逃命。新八军军长胡伯输佩带的白金左轮手枪系何应钦馈赠，也被民众缴获。汤恩伯的嫡系第十三军，民怨最大，不管到哪里，民众认出来就打。后来十三军的官兵每到一地就诈称是第八十五军。民众一想，“八五一十三”（即八加五等十三），还是这帮坏蛋，仍旧照打不放。就这样，十三军残部被群众打得无处藏身。
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组成了一支支抗日自卫武装。在洛宁，进步爱国人士李桂五组织了一支一千人的抗日游击队。进步人士贺澎三也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洛宁支队，此外，他们还成立了数干人的抗日后备队。这一时期，豫西各县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武装有数万人之多。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光，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
国民党《会战之检讨》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裏，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又敌在行政下级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所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民众竟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命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省）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该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中国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省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21世纪学界新观点
一，缴国军械的有地方武装，非普通百姓
1，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地方自治”武装素来与国军不睦，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文强《“中原王”汤恩伯》）
2、地方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等武装为壮大自己的实力而趁火打劫除了别庭芳遗留的地方武装外，豫西还存在着大量其他大大小小的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武装，国军被缴械之事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武装干的。这在当年赴豫西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回忆录中屡有提及：据1945年4月奉命在禹县西部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政府的史树榕介绍：“国民党汤恩伯部队溃退时丢下了大量枪支弹药，大多掌握在地主和伪乡保人员手中。”（史树榕《涌泉河畔的抗日怒火》）
《大公报》驻河南省记者张高峰正好因1943年报道河南大饥荒之事被汤恩伯软禁，其经历了国军溃退全过程。他在遗稿中也说：“洛阳市失守后，蒋鼎文、汤恩伯的溃军纷纷向豫西的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里逃窜，沿途抢掠，激起民愤，地方武装群起反抗，各处都有民团打国军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听说，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帮助汤恩伯的部队，而且坚壁清野，不让汤部停留，甚至缴械、打杀不少国军……汤退到西峡县时，当地自卫团竟不许他进城。汤的指挥所在逃往洛宁县途中，连电台都被地方武装劫走了，汤恩伯自己还险些做了俘虏。”（《“汤灾”祸河南》，摘自张高峰译稿《1943-1944：中原纪事》）由张的回忆可以看出，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当地民团。
3、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抗日游击队也参与了缴国军的械也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国军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极为不满，便将国军缴械，组织抗日。据登封县志记载：“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省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参考资料
豫中会战.抗日战争纪念网.202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