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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记

农民日记

《农民日记》是陕西合阳农民侯永禄“农民五部曲”中的第一部，24万字。出版后引起了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华盛顿邮报》、《大众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新浪、搜狐、网易等上百家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2007年该书荣获第九届共青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文化作品奖。同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购买了《农民日记》的电影改编权，并聘请著名编剧芦苇以侯永禄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岁月如织》。《农民日记》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为“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中央电视台10频道“读书”对《农民日记》做了专题介绍。截止2013年1月，《农民日记》已7次印刷，发行量高达4万5千册。

图书简介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和村民们的生存经历，记录_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书中那些已发黄的老照片、残破的契约，账本等难得再觅的历史证物，那些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和让人忍俊不禁的风俗习惯，无不透射着中国农民勤劳．隐忍，善良、淳朴的伟大品格，一片农民的赤忱跃然纸上，读后使人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1版

出版时间：2006年12月1日

平装:266页

开本:32开

作者简介

侯永禄，全国优秀党员干部，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1931年农历九月二十七出生。他6岁去私塾读书，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并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回乡务农。新中国成立后，侯永禄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大队会计。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又先后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侯永禄当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担任过大队农科站站长，路井公社“抽取黄河水灌溉工程”指挥部工作组组长等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侯永禄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奔小康，德高望重。1984年至2001年，他担任路一村义务邮递员达18年。

图书目录

中央军苛政欺民/新中国成立

1950-1959

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

成立农民互助组

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成立人民公社

全民“大跃进”

1960-1969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村”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1979

欢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恢复高考制度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80-1989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1990-2000

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相关评论

1、七旬老人毕生书写的《农民日记》让人感慨（作者：陈旭）

2005年春节，75岁的侯永禄老人去世了。这位老人土生土长在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自6岁进入私塾识字后，侯永禄就喜欢用文字记录点滴趣事。1940年的腊月十三，他的父亲去世。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第一篇日记。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每天写一篇日记成为一种习惯，一写就写了60年，直到2001年，因身体原因无法动笔。而此时，他已“著作等身”，日记累积达200万字。2007年1月，凝结他毕生心血的《农民日记》正式出版。他的日记，用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见证了渭北农村的沧桑变迁……(据1月28日《华商报》报道)

一位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提笔写日记，能够穷毕生的精力，矢志不渝，一写就是60年，天天坚持不断，竟然写出了200万字。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这种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

如今，已经去世的侯永禄老人留下的这本《农民日记》，可以说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它已经不单是一位普通农民的日记了，成为见证了渭北农村的沧桑变迁的一部活生生的、原汁原味的乡土历史见证了材料。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凝聚老人毕生心血的日记，但足以想像其中记录他60年的心路历程的酸甜苦辣，它不单是老人留给自己子孙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陕西省农村、甚至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记录，“他的日记，不仅仅是看似流水账的生存日志，更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劳动之歌和生活之歌，它用普通农民的生命之火，在我们心底烙下抹不去的岁月。”因而，它对于研究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历史等方面，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不可小觑的。

2、《农民日记》：六十年变迁的记录（作者：赵明宇）

《农民日记》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

60年日记写了200万字

侯永禄的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铁匠。但在他9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字不识的母亲，却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

侯永禄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后来侯永禄也曾经有机会做南下干部，但由于他家情况孤儿寡母的，母亲坚持不让他离开。因此在他19岁时开始了务农生活。他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40年的腊月十三，他写道：“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从那时起，他便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直到2000年1月，从无间断，至今已有200余万字。

该书责任编辑谢慈仪告诉记者，侯永禄的孩子们后来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意识到父亲这60年写出的日记的价值，因此找到她希望出版。遗憾的是，该书由于经历了较长的编辑过程，作者去世前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

见证60年来农村生活

在日记中，侯永禄记录了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用居家度日的油盐柴米，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比如在1960年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来解决困难……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

同时，日记中还写了他的个人生活，记录了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既朴实敦厚，又不失小民情趣，“日记中写他自己说亲的那段非常精彩，比如如何在财礼上讨价还价。”其中还写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困难时期，他被乡亲称为“钢公鸡”，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

具备珍贵原始资料价值

谢慈仪特别强调说，这本书的出版十分耗时间，“作者原来的日记有200多万字，需要一点点梳理。而且其中有错别字，有不少口语，甚至有的文字勉强才能读懂。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既要让读者读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风格，还要让日记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因此最后挑选原稿中最能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实情的20多万字，并把日记大致分成‘记事’和‘叙事’两类文体选编，以便加快日记叙事的节奏和增强可读性。”

谢慈仪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价值在于内容的稀缺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几个农民像侯永禄一样记录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跨度如此之大？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真正的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出。很多关于农民的作品是城里人写出来的，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从农村人口中了解到他们的喜、怒、气、哀、乐。

3、一个农民的“流年碎影”（作者：宁远）

近年来，虚构类作品市场遇冷，耐看的写实类图书受到众多读者欢迎。这类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和所描述的对象多为政界或文化界名人，书中往往或是“解密”了一段历史，或是追述了文化界名人间的交往趣事，因此激发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

稍作比较，2006年12月面世的《农民日记》的特别之处就显现出来了：该书的作者是芸芸众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他是陕西省农民，从书中收录的照片看，是我们在乡村街头最常见到的那种老大爷形象，爬满皱纹的脸上刻下岁月的风霜，身着最家常的衣服，双手常常拢在衣袖里。他仅有初中文化，却坚持写了约60年的日记，本书便由他那数十年“流水账”式的日记精选编辑而成。

该书的责任编辑最初看到那一大堆日记，简直惊呆了：日记记在规格不一的纸张和本子上，不少纸张因为年代久远已发黄卷曲，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整理筛选这“几箩筐”的日记，足足花费了半年时间。

这本《农民日记》记录了一位最基层农民几十年的家史。日记肇始于1940年12月13日，终止于2000年元月28日。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建立合作组、成立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日记的记述者极少交代“大政方针”，而其提供的诸多故事和生活细节，又刻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1966年9月，侯永禄的儿子步行串联到了北京市，受到串联接待站吃、住都不要钱的接待；1969年2月的日记，记录了村里接收一批下乡“知青”的情况；1977年10月，侯永禄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喜悦与自豪。

日记里留存了一位农民最真实的困惑和思考。作者在1958年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工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不需要了吗？”

日记里也呈现了时代发展的最坚实的轨迹。作者多次记录了婚丧嫁娶的家庭大事，1970年5月，有一段关于大儿子的婚事记载：花30元钱给媳妇炕上买了条新毡子，花9元钱买了7尺黑条绒料子，再用5元钱买了两条新席铺在新媳妇炕上……1995年5月，作者记述了孙子辈的一场“家里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婚礼”：新人们有了彩电、书柜、席梦思床，请了专人为新娘和新郎化妆，还有摄影师为婚礼摄像。两相对照，成为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最有力证明。

4、喜看《农民日记》出版（作者：渔歌互答）

今天看北京市青年报，一则新闻吸引了我：合阳县75岁的农民候永禄，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农民，60年写下了200万字日记，记录了他经历的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乡亲们对解放军的怀疑到信服；“土改”前后，一个村庄农民分到土地的那份愉悦；三年困难时期，为养活儿女，他付出的艰辛……日记中留存着很多秦腔秦味味儿的村言土语、乡规民俗，写自己如何说亲，如何在彩礼上讨价还价，满篇都是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令人忍俊不禁。

看到这则新闻，我有三点感动。

一为侯永禄的毅力所感动。一个有着四个儿子的农民父亲，生活的艰辛完全能将他的一切梦想磨平。但侯永禄没有，他能将一件事坚持干了60年，这是怎样的毅力和坚定的生活信念？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是用文字书写了自己的恒心，难怪他的儿子个个都是大学生。从这个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老公公的影子。

二为编辑的眼光所感动。再感人的事，如何没有发现的眼光，没有与时代脉搏相呼应的共鸣，也会让许多感人的事情“历史埋没随百草”。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女编辑谢慈仪能将这样的人与事挖掘出来编辑出版，这份人文的眼光就值得佩服！至少我还没有这样的慧眼。正像深谷长成的幽香，编辑用一根导管链接到我们的鼻端，让我们有机会嗅到生命真实的气息。

三为时代所感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如何关注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做到真正了解、真情关怀、真心帮助农民，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国家的稳定富强离不开这绝大数的群体。很欣慰，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社会已经涌现出不少自动自发关心农民疾苦的人，有一个城市青年，看到农民的瓜卖不出去，取网名“瓜哥”为农民难销的西瓜牵线搭桥联系销路。前不久看的《大国崛起》，今天看到的《农民日记》出版，都是媒体的良心。这才是真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似乎看到国人的觉醒：有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如果你不信，你一定要到工作中去找一找，到生活中去找一找。找到了，你就会快乐，虽九死而不悔一生！

5、合阳县一农民写60年日记全家编55万字《农民日记》

“我爸虽然是一个农民，可是一辈子一支钢笔、一本小笔记本是他出门必带的东西，从不离身。”合阳县一位老农民竟然坚持记了60年的日记，他还坚持和孩子们书信交流，留下千余封家书。

2011年9月24日，雨后的阳光下，合阳县路井镇一个小院内，大女儿缓缓讲述父亲侯永禄的新作《农民家书》编辑出版的经过。

言传身教对娃严得很

父亲侯永禄师范毕业后回家务农，曾任会计、民办教师等。他一生清正廉洁，从来不沾集体一点光，哪怕是在日子最难的时候，他对儿女同样严格要求。女儿侯引玲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时粮食紧张，有一次她路上边走边捡麦穗，父亲看见了让她将麦穗放到集体的麦堆上。

“不管忙闲，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写上一段，把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下来。有时还教我们兄弟姐妹去读。”女儿回忆着。“喔人（方言：那人）一辈子对娃娃要求严得很。”80岁的老伴赵菊兰插话说。这位老农民竟然坚持记了60年的日记，言传身教下，儿女、孙子孙女都已成才，其中两个还考上了研究生。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的大孙子侯亮联系出版社，2006年，原生态实录中国60年发展变迁的《农民日记》出版。

电话普及仍坚持写信

1966年，还上初一的侯胜天和同学徒步到北京，途经大寨时他给家里写信报平安，这成了侯家第一封家书。侯永禄连夜回信。此后数十年里，给孩子们写信和回信，成为这位父亲很重要的工作。

“他写信就像他的为人，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每信必复，从不延误，几十年如一日。”侯引玲说。

即便是电话、网络渐渐普及，侯永禄仍坚持写信和孩子们交流，并要求他们也和自己的儿女多写信沟通。子女在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几十年来写给父亲的书信，父亲一直保存着，共上千封。子女们觉得这是笔宝贵财富。

2007年5月，全家20多口人从各地回到合阳老家，纪念侯永禄逝世3周年，并决定整理信件。出版社希望一两月内拿出初稿，于是家人投入书信的整理筛选、打字录入、加工润色。

因为书信太多，年代又久，他们决定：每个小家庭首先将自己和父母的往来书信录入电脑并挑选。入选原则是，首先要有意义，能见证中国社会和我们大家庭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其次是内容集中。

2011年年7月，记录中国农村50年变迁的《农民家书》以55万余字出版。姊妹兄弟合写前言《家书抵万金》：“家书是什么？家书是美妙的古琴，它能弹奏那纯真的亲情；家书是照相的底片，它能冲洗那历史的旧痕……”

6、农民日记中的农妇日常生活（作者：李巧宁）

作为对一定时期生活的原始记录，日记是一种珍贵的史料，农民日记因其少见而弥显珍贵。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的日记《农民日记》便是这堪称“珍稀”的农民日记中之一种。

侯永禄，1931年生于今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于1947年和邻村姑娘赵菊兰结婚，1949年回乡务农。作为共青团员、中共党员，他回乡后一直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担任过乡文书、互助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他从1940年腊月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了六十年，留下约两百万字的乡土生活记录。

侯永禄的日记不仅展现了陕西农村六十年的变迁，也留下了农民生活的点滴痕迹。在这些柴米油盐式的文字中，关于他妻子赵菊兰的记述虽然零碎，却勾勒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本文仅对侯永禄1949—1965年日记中有关赵菊兰的记述进行爬梳，理出赵菊兰在这十七年间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观察1949—1965年间“男女平等”、“妇女得解放”语境下农村妇女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生育

赵菊兰，小名“银焕”、“焕儿”，1931年生于今合阳县路井镇西尚村，1946年经人介绍与侯永禄订婚，1947年正式成为侯家一员。自从赵菊兰结婚第二天，侯永禄的母亲就等着抱孙子了。1949年1月，赵菊兰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婴儿生下三个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赵菊兰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镇、玉玲（或“西玲”）、丰胜、万胜、争胜。

胜天出生第三天，赵菊兰和婴儿一起生病。关于病情和医治过程，侯永禄有较详细的记录：

菊兰眼睛肿得像铃铃，脸儿胖得像盆盆，不时的发冷打颤，随后便浑身发烧，烧得人昏昏迷迷，夜不能寐，似梦非梦地觉得炕头坐着些人，生人、熟人、在世的、已经去世的人都有。我请来西医薛大然，给打了十多次盘尼西林针，但直到满月时仍未好彻底。她大妈和莲娃月子里来看娃，母亲给装的豆腐火锅，蒸的馍，她的喉咙却咽不下去，因此娃便吃不到奶水。

玉玲1955年刚出生，赵菊兰的乳房上就生了病，痛得厉害：

母亲忙给（菊兰的）奶头上贴上胶布，并将鹿角刮成粉末让她口服，但仍不见轻……菊兰的奶头没好，玉玲的脖子又发了炎。赵妈忙叫门前赵武森用驴把菊兰送到赤城村的佛堂，请永乾瞧病。永乾一看，伤已化脓，便用小刀割开伤口，挤出脓血，敷上去腐生肌的药粉，再拿了几根红锭药，让她回去后换伤时使用。后来菊兰的奶头才慢慢好了。

1958年2月，丰胜出生，菊兰这个月子坐得也不容易：“（她）由于口腔发炎，舌头和口唇烂得啥也吃不成，干馍吃不成，就连软馍也难以下咽，只好将馍泡在碗里，慢慢往肚里咽，连说话都很困难。”

1958年10月，丰胜八个多月大，菊兰随全队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冬季植树育苗活动，从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间不能回家给婴儿喂奶，不仅乳房胀得难受，而且心里一直惦记着“丰胜娃不知饿成啥样了”。晚上放工回家：

她一进家门，顾不得自己吃一口馍，喝一口水，放下锨，赶快先抱起娃，让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饿极了，抓住又圆又大的奶头就吃，一下不丢奶头吃了个饱，这才不嚎叫了。但谁也没料到，刚过半夜，天还没明，“呼啦”一声，娃口里吐出一摊奶水，溅了菊兰一身，惊醒了菊兰。她赶忙起来点灯，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摊，她忙叫醒我。“噗哧”一声，娃又拉下一大摊。……赶天明医生来时，娃已连吐带拉好几次。医生说是严重脱水，立即给打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

1960年12月，万胜出生。三天后，菊兰的母亲提来一笼用自己夏收后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推碨下的面和子搅在一起蒸成的馍。在那个饥饿的岁月，这是菊兰的救命馍。正如侯永禄所记：

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

饥饿的威胁，迫使菊兰在万胜刚刚满月就想把他送人以讨个活命，后来在母亲的劝解下才打消了这个想法。然而，菊兰因为吃不饱，又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营养跟不上，自然没有充足的奶水，完全靠母乳喂养的万胜不到半岁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竟至一吃奶水就往外吐，身体弱得像一只病猫，经过抢救才活了下来。

1961年夏天，口粮依然奇缺，连树皮都被人扒着吃光了，棉花壳也成了盘中餐。除了襁褓中的万胜嗷嗷待哺，还有引玲、胜天、玉玲、丰胜四个尚年幼的孩子在饥饿中挣扎。怎么办？菊兰让两个男孩子去街上拾瓜皮。瓜皮拾回来，带瓤的地方让孩子们现吃，剩下的部分切成条状，在太阳下晒干后收藏起来，备冬天缺粮时食用。孩子们把捡来的瓜皮啃得有滋有味，却让父母备感心酸。

1964年1月，争胜出生，菊兰并不高兴，她知道添一个人口就多一份消费，会使本来紧张的家用雪上加霜。为了不影响挣工分，菊兰在月子里向生产队要了捡棉籽的活，一有空就坐在炕上挑捡棉籽，“娃饿了，来不及喂奶；娃哭了，没时间去哄。娃也遭罪了”。

1964年3月，侯永禄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宣传，做了结扎手术，赵菊兰至此不再生育。但六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吃喝穿戴样样要人操心，家庭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劳动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镇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身为基层干部妻子的赵菊兰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选棉种；政府号召锄麦，她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跟着丈夫不歇一口气，把四亩多麦田扎扎实实锄了两遍。

1952年，侯永禄组织了互助组，菊兰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路井乡建立，以后逐步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高级社全部按劳动工分分红，改变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劳动工分两部分来分红的做法。这种完全按劳动分红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暂的几个月之外，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为了多分红，只要有活，菊兰尽可能去做，以多挣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挣工分也没处挣。为此，菊兰1957年3月把生产队的三头牛犊拉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抽空喂养，拌草、饮水、打扫牛圈、给牲口放风……婆媳俩忙得不可开交。但令她们欣慰的是，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个工分。

1958年大跃进，菊兰的劳动压力更大了：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商贸活动决不允许私人经营，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了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这种抢活干的现象用顺口溜描述为：“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菊兰也是这抢活干的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多年，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不仅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而且自己想办法揽活。

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晌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揽下了大队弹花柜弹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妇女去弹花，经常一弹就是大半夜：“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长，风有多大，雪有多厚，菊兰每天晚上都要去弹花。弹花时，一个人用脚踏，用手搭，另一个人帮着在旁边用手搅。两个人热得连夹衣都穿不住，穿着单衫子头上还直冒汗，丝毫觉不得冬夜的寒冷。”

1961年12月，路井大队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来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气活，全队的劳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妇女一般是不敢单独前往的，但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从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兰为了挣工分，给四队办起的豆腐坊帮忙卖豆腐：

鸡打啼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趾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口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连1963年元旦队里放假，菊兰也向队长要了个用架子车向地里送粪的活，和侯永禄一起顶着北风、忍受着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

1964年1月，菊兰生下争胜，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给生产队挑捡棉种挣工分。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968年底，赵菊兰积劳成疾，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着觉，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

家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陕西省民间传统的夫妻分工比较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被动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1957年以后，妇女为了生存和家计，主动外出挣工分，但她们一直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纺线、织布、给一家老小缝补浆洗、做饭、看护孩子等。可以说，她们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主内的传统使命。赵菊兰也不例外。

做针线是家务中最费时的一项。一针一线地缝补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时间，赵菊兰常常见缝插针，只要坐下来就手不离针和线，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禄1965年的日记：

我家十来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太费时间了。五、六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费。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兰确实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做。1955年除夕，为了给引玲缝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没合眼，一针一针地一直缝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兰在地头休息时缝成的。

妇女坐月子讲究休养，惟恐劳累了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赵菊兰有时就连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比如，1949年1月，赵菊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当地规矩给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谢：“因为年关临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须给接生的老娘婆谢一副枕头和一双鞋。没有鞋怎么办？菊兰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看娃那天将新鞋缝好纳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禄花一百五十八元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赵菊兰靠手工一针一线为全家人缝缝补补十几年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做穿戴，不仅要用针线缝缝补补，还要自己纺线织布。1952年前，赵菊兰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个，家里人口少，穿戴负担轻；1952年侯永禄组织起互助组后，赵菊兰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禄一起下地外，“还和母亲做饭、引娃、喂牲口，晚上纺线、缝衣、织布。她除了织全家人穿衣的布，还抽时间织布去卖”。

和做针线、织布一样日常而琐碎的家务还有准备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赵菊兰依然不会推卸做饭的责任。比如，1955年9月，赵菊兰已经怀孕八个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外，还招呼工匠为母亲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时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劳让侯永禄不胜唏嘘。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60、1961年，口粮标准低，侯永禄家里缺少粮食，对主妇赵菊兰来说，做饭不仅仅是一般的烹调，还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可吃的东西。下雨天，生产队没有活计时，她便到地里去捡拾麦穗。侯永禄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饭，是不够吃的。

秋收后，菊兰又去拾豆子、挖食用野菜，为一家人充饥：“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圪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

1961年春，生产队分给社员少量粮食，菊兰在以往的家务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这些粮食的任务。尤其是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锅盖还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块要人使它千匝万匝会转，也真不容易！生娃后还没过百天的菊兰，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粮食搭在碨子上来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产大队各小队的食堂解散后，社员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粮食成了常规家务。为了不耽搁其它事情，侯永禄家的碨子上常年搭着粮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几十年，直到有电动磨子为止。

至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洒扫，赵菊兰只能捎带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间，赵菊兰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紧张，她顾着多挣工分，顾着一家大小的穿戴，顾着家里的日常运转，对她自己，却常常难以顾及。用侯永禄的话说就是：“（菊兰）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个不停，还不等饭吃毕，下地的铃又响了，她只好把馍掰开夹点儿菜，赶紧先去看队长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队长走了还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误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禄出手打了赵菊兰一耳光，邻居对侯永禄的批评折射出同村妇女眼中的赵菊兰：“你看，我二嫂身怀有孕，和正常人一样地参加劳动，天天晌晌不脱空，吊上四个娃，连一顿好饭都吃不成，哪个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缝呀洗呀？身体都瘦成啥样子了？你还看不见，还要打人，太没良心了！”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省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

7、一本值得被记住的书（2007年2月6日《北京日报》文/韩浩月）

有一本书，我要把它的名字在心底多默念几遍，好记忆得更清晰一些。我要尽快把它买到手中，细细地读一遍，然后推荐给要好的朋友。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它会很快就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其他书中。如果不这样，它就有可能不会因我的推荐而增加哪怕三五个名额的读者。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仅仅在看到这本书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眼眶就有些湿润了。不是被书的内容震撼——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而是为它的出版而感动。这感觉好像你在薄情寡义的城市突然见到离散多年、满脸沧桑的兄长一样，你只想冲上前去抱住他的肩膀大哭一场。

这本书的名字叫《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月份刚刚出版——如果是别的什么畅销书，或许该换成这个说法了，“《×××××》由某某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数字几十万册”。而像《农民日记》这样的书，只能用“出版”来形容，因为对于它来说，能够出版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通过《北京娱乐信报》对这条消息的报道，我了解到，这本原有200多万字的日记经历过艰难的编辑过程，缩减至20余万字终于达到出版要求时，它的作者侯永禄——一个普通的陕西农民，却与世长辞。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看畅销书作家们心满意足地或坐在电视演播室内侃侃而谈，或坐在签售台前奋笔疾书。习惯了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时尚的、文化的、娱乐的、封面或花花绿绿或装模作样的图书在抢占我们的眼球。唯有一种图书缺席了，那就是像《农民日记》这样的和农村、农民、农业相关的文化、文学类图书。不要说在媒体上看不到，即使在书店，也很难在稍明显一些的位置找到这些书了。

所以，我要记住这本书的名字，我要阅读它。有可能我不会喜欢它的内容或写法，但我会恭敬地把它陈列在书架上，我曾为书架上收藏的那些优秀的图书感到内心的充实，而这本书或许会提醒我不要忘记别的一些什么。在一册册包装精美、藏掖着精神光辉的图书中，这本书会像进城的老汉站在高楼大厦下一样，会有些土气，有些不合时宜，但它的分量，与其他任何一本书相比，都不会逊色。

8、挖掘历史深层的记忆《中国书刊博览》（文/华平）

这本日记显然是农民侯永禄辛勤劳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自留地”，而他的经历正是中国千百万农民共有经历的缩影。日记记载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历史。

中国农民以8亿人的庞大基数和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地位成为当前中国最急需关注的群体之一，农民的利益似乎在这个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化的时代中有所反映吧！当我们整天高呼“中国是农业大国” ,而自己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向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却逐步“忘却”农民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功利的时代而热衷于对名人、名家、名作的追捧和解读的时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日记》的出现就像天空中的一道靓丽彩虹一样打破了这种格局，成为继《中国农民调查》之后又一部实质性地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

与《中国农民调查》不同的是，该书是以一个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实践为基础，以一个本分的纯朴农民的所想所感为内容，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实际经历而写成的日记为材料的一部农民自己的原作。它选择性地汇集了一个普通农民60年来孜孜不倦坚持下来的日记，颇有新意。作者侯永禄凭着自己坚韧的毅力和对沧海桑田般生活的感慨，一边扛锄头，一边拿笔头，记录了自己风风雨雨60余载的人间烟火。《农民日记》用命牵农田、魂系庄稼的平凡轶事，用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见证了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刻有深刻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改革开放，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语言朴实，内容真实，图文并茂。

语言朴实：作者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他本着一颗淳朴的心，书写着与自己发生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犹如一条涓涓的小溪在自己的心中默默流淌。虽然看似流水账，但却是一根线，一根连接着过去和现在的脆弱的线，我们顺着这条线，可以找到一段难忘的历史。

内容真实：我们不知道侯永禄为什么写日记，但其主观上的不经意却在客观上记录了中国的“历史”，书写了千百万中国农民的心声。书里那些已发黄的老照片、残破的契约、账本等难得再觅的历史证物……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

图文并茂：该书的一些珍贵图片和照片是侯老60余年风风雨雨的直接见证，更是中国历史60年的直观写照。当你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宣传画和海报的时候，你会立刻明白什么叫“祖国河山一片红”，你会惊讶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的纯粹性和高涨性；当你看到一张张发黄打卷的老照片的时候，你会立刻明白什么是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当你看到一张张农具图的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幅幅承载着过去岁月的画面和一句句简单质朴的文字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在感慨过去的同时，也能够切身地看到过去。

9、书评：《农民日记》的三大亮点（作者：刘钊）

陕西农民侯永禄的作品《农民日记》日前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选材于纵跨60年岁月洋洋200万字日记中的土色作品，是一部由农民自己写自己的纪实性文集，也是一部反映了农民心声和农民文化的“乡土文学”。综合来看，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着显著的社会价值。

首先，《农民日记》是一笔宝贵的原生态“草根史料”。本书从锅碗瓢盆耕休劳作的草根琐事写起，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视角忠实记录了60年来伴随一次次社会变革而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晰的农村历史画卷。与冠冕堂皇、才子佳人般的所谓正史不同，《农民日记》所记录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长里短与所感所想，虽然只是平凡朴实的乡土文字，却能够以小见大，折射出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社会的命运历程，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

其次，《农民日记》是“乡土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完全由农民自己写出的作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8亿多农业人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的农民暂时都还不具备写作的能力，因此这样一部完全由农民写、写农民的历时60年且保存完好的“乡土文学”作品就尤显珍贵。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60年的字里行间处处都透露着中国农民勤劳、隐忍、善良、淳朴的伟大品格，也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真实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思想状态和真挚情感，堪称“乡土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再次，《农民日记》是当代青少年了解历史和社会的鲜活教材。本书真实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见证了60年来的农村生活，对当代青少年特别是“80后”的青年一代而言，他们能够通过“粮票”、“人民公社”这样的代表性字眼更加完整地了解共和国的发展轨迹，通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更为直观地了解他们父辈们曾经走过的坎坷历程。《农民日记》的出版，有助于青少年正确地认识农民和认识农村，有助于青少年准确看待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

我们由衷地祝愿《农民日记》能在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填补农村文化景观的空白，能够让读者从宝马、别墅、皇亲国戚的包围中感受到一份来自“乡土文学”的清新与亲切。

10、书评：《\u003c农民日记\u003c读后感》（作者：彭伟）。

没想到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我真的很钦佩这个农民，他用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奉献着，为家庭努力着，我真的被书中朴实的文字感动了。

感动之一：侯永禄的毅力所感动，一个有着四个儿子的农民父亲，生活的艰辛，完全能将他的一切梦想磨灭，可是他却坚持写了60年的日记，从无间断，这样的毅力怎么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呢！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我读了他的日记，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生活充满了色彩，他并没有埋怨过生活中的困难，只是趁年轻的时候，不断地拼搏。侯永禄用文字书写了自己的恒心，难怪他的四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因为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位好父亲不断地支持、鼓励，更大的是父亲对他们的教育。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侯永禄被乡亲称为“铁公鸡”，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但得知孩子们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侯永禄只想教孩子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孩子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影响与教育，父亲的他们的第一任老师。而且从侯永禄的身上看到了爷爷的影子。

感动之二：为侯永禄的母亲所感动，在候永禄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一字不识的母亲，却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侯永禄才在学校里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共产党、毛泽东。我看的很庆幸侯永禄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

感动三：侯永禄的书，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农民不容易呀！对于贫富的差距，让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有经济条件的人，应该真正的了解、真情的关怀，真心的帮助贫苦的农民。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关心他们。

《农民日记》是一本好书，当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这样一本书来看，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以前的生活很苦也会时时提醒我们要节俭。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农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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