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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

魏碑

魏碑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碑刻书法的统称，主要由造像题记、碑刻、摩崖刻石、墓志四部分组成。北朝（公元439年至581年）文字书体流派众多，其中魏时期（包括北魏、东魏、西魏）的墓碑、塔铭、砖刻等文字遗迹碑文水平最高，因而得名”魏碑“，故又称“北碑体”“北体”“魏体”。

魏碑字体创立并盛行于北魏的平城、洛阳市阶段，自唐朝陷入停滞期，而后随金石考据学发展于清代迎来复兴时期，其概念直至清代金石学兴盛才逐渐形成。作为北朝时期的新字体，魏碑字体尚未完全定型，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思想解放的影响，由隶书向楷书不断过渡，兼备汉体含蓄内敛与少数民族朴拙雄壮的特点，同时因以石头作为雕刻材料因而篆刻更为灵活多变。代表性的魏碑作品有《龙门石窟二十品》《张黑女碑》《郑文公碑》《张黑女墓志》《姚伯多造像记》等。

魏碑书体不断发展，推动行书、楷书进步，为现代汉字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中国字体发展和形式变革具有重要意义。魏碑作为中国传统书法，其文化与遗迹的保护备受重视，专家学者成立魏碑研究所，建立北魏明堂等博物馆保护珍贵文物，举行真伪拓片展、“云冈杯”等活动继承并发扬魏碑文化。

名称由来

“魏碑”一词，字面意思指东魏碑刻。当代将“魏碑”作为北朝碑刻书法的统称用法，形成于清朝末年，因名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多次使用而被广泛接受并使用。清代，学者阮元在书中写道“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他只提出了“北碑南帖”这一宽泛概念。《广艺舟双楫》一书，是康有为在阮元所著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和包世臣观念的基础之上撰写而成，内容包含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幢、碑版、基志、造像记等石刻遗迹，目的是进一步弘扬并号召振兴北朝碑刻的书法风格，书中写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魏碑”一词被多次使用，指称北朝的石刻遗迹。

历史沿革

背景起源

魏碑诞生于南北朝北朝时期（公元439年至581年），主要受政治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发展影响而发展兴盛开来。

宗教

北朝佛学思想打破了儒学的禁牢笼流行开来，人们祈求平安、歌颂祖先，刻碑造像极度盛行。皇室主持修建寺庙、开凿四大石窟、雕刻佛像，同时以造像题记的形式技术修建过程以及雕刻佛像的目的与愿景。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各种思想、文化碰撞融合，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民族间的征服与迁移，传统神学不再具有独一的统摄力，外传而来的佛教和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碰撞等多重影响下，北朝佛教寺庙碑刻、四大石窟造像题记、梵文摩崖石刻、墓志等大量出现，为刻石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政治

政策方面，拓跋宏深入推进一系列汉化政策，厚葬之风盛行，鲜卑贵族在墓葬中多放置墓志，记录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生平等内容。同时，南北朝时期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战争的接连不断，导致了当时人们被迫迁移求生，间接造成了南北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人们书法创作的思想较之前更加综合多元，视野更加开放自由。北方少数民族不拘小节的豪爽天性与汉族委婉内敛特质的冲突，促进了魏碑书体的多样化发展。、

盛行时期

魏碑的盛行时期先后经历了平城时期（公元398年至494年）和洛阳市时期（公元494年至534年）两个阶段。

平城

北魏平城时期隶书是官方认可的正体，因此郑重的碑刻、墓志都采用隶书书刻，但由于书写技巧不足，带有楷书样式，形成了一种兼有隶书和楷书书写特点的书迹。其中最著名的碑刻书迹是《大代华岳庙碑》和《嵩高灵庙碑》。而楷书碑刻《晖福寺碑》在用笔上摆脱了隶书痕迹，结体严谨方正，笔画饱满厚实，已经基本具备洛阳时期魏碑体的写法。

洛阳

北魏洛阳时期受官方认可正体的影响，碑刻普遍采用楷书作为撰写书体。相较于平城时期，洛阳市时期的楷书摆脱了隶书的笔意，精美而新妍、楷法遒美庄重，字体形式整体向右上方倾斜、结构紧密，已近似之后南梁的楷书样貌，多见于北魏宗室元氏墓志之内。由于这类楷书随定都洛阳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传播流行开来，所以又称“洛阳体”，影响了之后北朝境内各地的造像记、墓志，主导洛阳时期的书法风尚。北魏后期不再局限于洛阳楷书一类书体，字形平稳方正、结字宽博的一类楷书也盛行开来，这一类书体以《元徽墓志》《张黑女墓志》作为典范。这类楷书在东魏以后逐渐成为主流，并在隋朝居于主导地位。

停滞时期

唐代以后，包含少数民族质朴豪放特征的魏碑并未受到重视，一度陷入发展停滞期。唐宋时期崇尚“法度”和“意趣”，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帖学书法的繁荣发展，文人墨客更倾向严谨整洁的楷书，魏碑自然受到冷落。直至清代，楷书发展为顺应科举考试的馆阁体，其限制个性、死板程式化的弊端逐渐显露，伴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发达，学者们重新肯定魏碑的艺术价值，开启了魏碑的复兴阶段。

复兴时期

清代爱新觉罗·颙琰时期，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最早提出包括北朝碑刻在内的宽泛的“北碑”概念，大力提倡北朝碑版。此后，包世臣《艺舟双楫》继续发挥阮元观点，推崇北碑，但还没有特别强调北朝碑刻。直到光绪后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才明确提出“魏体”“魏碑”的概念，推崇北朝时期的碑刻书迹，魏碑字体再度复兴，引发大量学习临摹。晚清以来，学书者学习北朝碑刻，主要是学习北朝迁都洛阳市之后的魏碑书法艺术，魏碑书法作为中国传统字体一直流行发展至今。

艺术特点

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曾评价这段时期为：“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情的一个时代。”魏碑作为中国书法史的标志性风格，通过书法家们的自身追求与不断探索，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它的书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书法形式和书法字体两大方面。

形式

魏碑以石头作为雕刻材料，镌刻于碑版之上。区别于贴书文字，碑刻文字受限于岩壁、石头自身的走势和材料，形式因不可控性而更加多变。同时，碑刻文字因其自身物质属性，相较于贴书文字更加立体直观。从书写载体和书写者来看，魏碑书法多书刻于碑版之上，且由低级官吏或工匠书刻，凿刻痕迹明显，书法风格雄健质朴。从书写内容和书写字体来看，魏碑内容大多寄托了人们希望长久流传后世的愿望，碑刻材料本身也比笔墨更好保存，创作者往往采用官方认可的正规字体或更古老的古体字，比日常书写的尺书法更为保守庄重。

字体

魏碑字体灵活多变，由于身处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结构、笔法没有完全定型，因而字体相对自由，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魏碑的碑刻并不是直接用刀雕刻，而是先行书丹，工匠若不识字，便会出现雕刻的错误，经历风雨侵蚀后，字体残缺看不清原貌，因而异体字众多。魏碑诞生的北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少数民族的审美风格也影响书法的审美风格，因此魏碑书法整体上以朴拙、雄强为特点，却也包含汉族的含蓄内敛，是双重文化的集合体。

康有为先生总结魏碑书法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代表作品

主要类别

魏碑主要由碑刻、造像题记、墓志、摩崖刻石四部分组成。碑刻指的是以石碑为材料的雕刻书法，墓志也是碑刻，功能上包括雕刻用以歌颂功德的刻碑铭记、记录生平的墓铭和写经碑文瓦文等，如《中岳嵩高灵庙碑》《刘贤墓志》《龙颜碑》等。佛教兴盛后，以此为信仰的百姓开凿四大石窟、雕建造像，完工后将文字雕刻在佛像座位、雕像背面或笼的侧面，这便是造像题记，如《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始平公造像记》《魏文朗造像题记》等。造像题记内容不统一，记录了造像的时间、雕刻者、为何造像、为谁造像、祈愿内容等等。梵文摩崖石刻指的是以山崖石壁为材料雕刻开凿的书法，主要以刻经为内容，因其高额的资金需求与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往往由朝廷权贵或高僧主持雕刻，如《石门铭》等。

作品和人物

平城阶段

魏碑经典作品按照风格差异可划分为“平城阶段”和“洛阳市阶段”两个部分。“平城区阶段”指的是北魏迁都至洛阳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魏碑作品继承了十六国时期楷书的特征，具有晋朝书法的遗留。如近代书法家启功所说，笔势结构学习隶书，但技法尚未完善，笔画无论粗细圆方也不似汉碑成熟。

洛阳阶段

“洛阳阶段”指的是北魏后四十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左右）之后的时期。受汉化改制的影响，碑刻画笔饱满，具有南梁书法元素，也称“洛阳体”。此时的技法较“平城阶段”更为成熟，创作也更加灵活，摆脱隶书走向楷书发展。

清朝以后

自清朝金石学兴盛直至现当代，对魏碑研究具有深刻影响的有：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于右任、沙孟海、刘熙载、王昶《金石萃编》、叶昌炽《语石》、方若《校碑随笔》、郑簠、王澍、邓石如、阮元、张裕钊、杨守敬、梁启超等。

经典碑刻赏析

《嵩高灵庙碑》

《嵩高灵庙碑》，又称《中岳嵩高灵庙碑》，雕刻于北魏太安二年（456年），今在登封市嵩山中岳庙内。原碑未提及碑文的撰刻者和立碑的具体年月。碑文内容记录了寇谦之修缮祭祀中岳庙和宣扬道教思想的事迹。书体的用笔和结字处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碑文模仿《大代华岳庙碑》而作，两碑书体极为相似，横竖笔画方厚平直，结字平稳；竖钩的平挑，捺画的波磔，则带有明显的隶书意味。

《嵩高灵庙碑》作为魏碑平城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魏碑书体，处于汉隶和正书的中间阶段，整体朴实无华、率真自然，不含丝毫的造作之意。用笔方式来看，继承了《张迁碑》的方笔，方圆兼有，肆意清新却醇正雅致；线条运用来看，粗细兼备，整体变换韵律平缓，收放自如，线条质感以厚重为主，透露出道家苍茫、静穆之精神内核；字体结构来看，变化多样且生动，取隶书整体扁平、宽厚之祥和样态；字间安排来看，整体大小相同、疏密安排妥当，穿插自如动态静态相结合。综合来看，其审美意趣可以“淳、博、奇、奥”来概括。康有为称其书法“体兼隶楷，笔互方圆”，并评价此碑书法“奇古”。

《始平公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刻于北魏拓跋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 年）九月十四日。题记内容是纪念先人始平公，以及为生者祈福消灾。书法用笔沉着稳健，法度严谨，斩钉截铁，是方笔魏碑的典型。《始平公造像记》高75厘米，宽29厘米，额正书两行六个阳文“始平公像一区”，正文以阳刻，一共十行，每行二十字。因风雨侵蚀等因素，碑文已有十三字无法辨认。

《始平公造像记》位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的代表。“龙门二十品”是指北魏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品佛教造像题记，刻凿于佛龛四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以及《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康有为评价“《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

《石门铭》

《石门铭》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今学者普遍认为是北魏王遶所作。《石门铭》属于摩崖石刻，位于褒斜道石门东壁，现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铭》以“铭”为问题，是与“颂”并立的长篇颂美文学体裁。模仿洛阳市体书写，但由于书刻在摩崖之上，因此结体和章法轶出常态，产生了奇险的艺术效果。

后世碑学家赞扬它“飞逸奇浑”“飘飘欲仙”。康有为列其为“神品”，在《广艺舟双楫》中评论道：“《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允常所能牢笼也。”于右任对《石门铭》评论道：“下笔简纯，自然优雅。”《石门铭》作为圆笔魏碑的典范，结体宽博，章法富于变化。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又称《张猛龙清颂碑》，雕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撰书者姓名无记载，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馆。整块碑高226厘米、宽91厘米、厚24厘米。碑文总共26行，每一行46字。碑刻的内容记载了鲁郡太守张猛龙创立学校、振兴农业的业绩，用以歌颂其功德。

《张猛龙碑》作为魏碑北朝后期洛阳市阶段的经典作品，较早先平城时期作品如《嵩高灵庙碑》有较大的审美趣味差异。从用笔方式来看，《张猛龙碑》主要为方笔，其显著的特征为转折之处的动态，结字多为长方，隶书的影响较早期有所减少，整体以用笔利落为主，以刚劲魄力代替早期淳厚质感，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始平公造像题记》；从线条运用来看，变换韵律保持平缓稳定，但整体因技法娴熟，撇捺横竖从早先稳定刚健逐渐发展为飘逸自如，形式上更为多样丰富；字体结构上，无字不奇、无字不异，动态与静态成熟地布局运用，较为规矩。整体而言，《张猛龙碑》是逸品与雅趣、壮美与优美的完美结合，有“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之妙”。碑刻风格雄健，康有为评价此碑，“结体为书家之至，而短长俯仰，各随其体。”

后世影响

隋唐

隋唐时期的楷书、行书等书体受魏碑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盛行的楷书几乎都由魏碑发展而来，魏楷经历平城、洛阳市两个时期，在隋朝书体统一并于唐朝发展成熟。康有为曾说“《龙藏》统合汉隶，并《吊比于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他认为著名隋碑《龙藏寺碑》继承了魏碑的用笔篆刻优点。史学家杨守敬也曾说“用笔本之齐人，体兼篆隶则沿北魏旧习。然其笔法实精，真有篆隶遗意，不第如《李仲璇》等碑之貌似也”，认为隋碑《曹植碑》的字体中可以看出北魏时期碑刻的传统形式。书法由隋入唐后并无明显变化，“唐楷”延续隋朝传统，融合遗留魏碑书风，逐渐成熟形成法度森严的独特形式，达到了发展鼎盛阶段。唐朝初期著名欧阳询深受魏碑影响，碑刻《九成宫醴泉铭》便是楷书与魏碑融合的经典作品。盛唐时期书法家以李邕和颜真卿为代表，前者以南朝碑刻《萧碑》为典范发展行书，后者更是取材魏碑与隋朝时期作品，继承魏碑精华并融入自身审美意趣，刘熙载曾说：“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

宋朝

两宋时期的书法主张“宋书尚意”，致力于突破唐代的严谨法度，倡导追求书法的创新、主观意趣的表达，魏碑书法经唐朝逐渐没落，进入宋朝几近发展停滞，但宋朝书法作品中仍可以寻见魏碑遗留书风。黄庭坚的草书受到了著名摩崖石刻《石门铭》的影响，诗人苏轼的书法也习自早期碑刻作品，其作品《罗池庙碑》中的部分字体与摩崖石刻《瘗鹤铭》高度相似，古拙典雅的字体风格可追溯于云峰山石刻作品。清代书法家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曾说“苏东坡、黄山谷字，其撇捺拖出，姿态宕逸，皆本于《鹤铭》”。书法界学者一般认为，宋朝起直至清朝的碑刻书法延续早期魏碑的传统，无特殊变化，顺应时势变化而呈现出包涵古意的多元化风貌。

清朝

清朝书法理论家杨守敬特别重视北碑，并且提倡将碑派书法雄浑古朴的书法风格与帖学书法平正中和的书法风格相融合；书家赵之谦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将魏碑书法融入行书之中。另一部分书家反对将魏碑书法与行书、草书书法相融合，而是借鉴篆隶和唐碑书法进行魏碑书法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当代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先生提出了“新碑学”的概念，推动“魏碑艺术化运动”。书法家陈禄渊以魏碑书法为灵感，受商业美术字影响，将魏碑书法风格提炼为完整的印刷字体，创造了新魏体。新魏体夸张魏碑体的特征并将其程式化，笔画方峻挺拔，转折处外方内圆，撇捺如蹬腿，生动有力，具艺术性与实用性，雅俗共赏。新魏体在文革时期用于书写墙面标语、街道路牌和店面招牌。发展至当代，作为电脑中汉字基本字体而被广泛应用。

当代

传承

书法艺术因书法家们的临摹拓展总是由质朴笨拙向精美妍丽发展，进而以严格成熟的形式笔法反向约束了书法家的创作，因此魏碑的古拙之感吸引了现当代书法家的关注。当代书家于右任、沈尹默等人则以草书的审美和格调呈现魏碑书法，使魏碑书法在创新中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刘运峰教授曾说在学习魏碑书法的时候，不能片面认识，应取长补短，不可盲目崇拜过于放纵。学者张建华认为中国书法的独特之处在于自身的形式美与抽象性，借助汉字本身表达笔者内心，魏碑的传承不可一味的“崇碑抑帖”，而是回归传统的同时守正创新，发扬中国书法文化。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开创了“引碑入草”的写法，自觉将魏碑的用笔融入自身狂草书法中，推动了碑帖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

随打印技术发展，魏碑因承载中国北朝时期直至清代的历史文化，而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存在于书法作品中。当代书法形式楷书占比较大，书体设计由实用性转向审美意趣，其多变性中蕴含明显的魏碑书风。书法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典认为作为中国人文精神象征的魏碑书法，会同广告文化、校园文化、典礼装饰等领域不断相互融合、促进发展，其艺术空间将逐渐广阔。

文化保护

魏碑作为中国传统书法历史的重要风格，其历史文化保护备受重视。魏碑故里大同市设立魏碑研究院、定期举办魏碑书法比赛，多地魏碑遗迹开展修缮工作，重要文物在各地举行展出活动，共同发扬、传承魏碑文化。

保护

“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作品的重要代表，指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AAAAA级旅游景区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称号始于清朝，遗迹中一品位于慈香窟，十九品位于古阳洞。龙门石窟研究院采用三维立体扫描技术，建立“云上龙门”官方网站，线上还原真实场景，启动大型保护工程修缮和维护珍贵遗迹。

北魏明堂遗址

北魏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市平城区，占地面积达百亩，现只开发约四分之一，主体建筑为中心方形台基，边长达四十三米，是山西唯一的北魏文化遗存。遗迹为史料中北魏平城明堂，由孝文帝于公元486年为加快汉化进程提出，内部北朝艺术博物馆存放大量北魏时期珍贵文物，其中“魏碑风骨”主题展厅收藏了自北魏至隋朝的墓志，对了解魏碑变化过程、传承魏碑文化有重要意义。

北朝考古博物馆

2020年9月19日北朝考古博物馆开馆，场馆位于磁县，建筑面积达12000平方米，收藏了北朝时期的重要考古成果，展出包括东魏、北齐时期多达1000多件珍贵文物，是中国唯一一座北朝文化考古研究中心。博物馆展出了北朝时期建筑墙体、墓葬礼器、东西方文化交流相关的文物，对了解、保护魏碑具有重要作用。

展览

“龙门二十品”真伪拓片展

2020年国际劳动节期间，龙门石窟管理委员会主办、龙门石窟美术研究所承办、洛阳市碑帖研究会于龙门石窟西北服务区票务中心内协同举办了“求真于斯——《龙门二十品》古今真伪拓片对比展”。展会目的在龙门石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二十周年之际，展出尊汉堂张志亮先生的金石拓片珍贵收藏与研究成果。通过浏览原石拓本、硅胶翻模本、石制翻刻本等真假遗迹，帮助直观感受魏碑文化魅力。

魏碑云冈杯

2020年7月至9月，大同举行“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活动，书法协会主席苏士澍向大同市赠送了“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八字，阐明了山西大同故里之历史与魏碑书法文化之重要性。“云冈区杯”双年展是由省委宣传部、大同市委市政府、书画频道共同主持举办。活动的目的是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帮助促进魏碑书法文化和石窟碑刻艺术的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引导传承优秀文化、赓续历史文脉。

平城文旅项目

2022年，由大同市博物馆申办的“平城魏碑，‘拓’步而来”文旅融合项目，致力于传承平城时期的魏碑脉络、发展北魏时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体悟魏碑书法魅力所在，入选“2022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研究

大同魏碑研究院

2018年，大同市成立了魏碑研究院，为在故里宣传魏碑文化、传承魏碑技法，多次邀请中国优秀的魏碑书法家前往参加展出。研究院曾访日交流书法文化、展出书法内容。2023年3月，由大同市文联、大同市文旅局、大同市妇联主办，在魏碑研究院举办“春风淑和”妇女节女子书法展，为超过40位女性书法家与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传承书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