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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最初由1880年代创立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雷提出。对于“女性主义”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形式的表达，但其主要宗旨就是要努力消除性别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保障女性同男性一样获得权力和自由，即男女平等。

就词源而言，féminisme一词最早于1837年由法国乌托邦社会学家及利奥六世夏尔.傅立叶首创。英文feminist最早出现在1852年，而feminism最早在1895年才开始使用。在韦氏《新世界字典》中，女性主义被定义为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

从理论层面来看，女性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崭新的对世界、社会和人类自身进行探索和认识的视角，这种视角的研究对女性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原则或学说等持肯定态度，并强调两性之间的平等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多元性、多层面的特征，其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微观理论则包括交换理论、网络理论、角色理论、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等。女性主义流派多元并立，相互辩驳论证而又互相吸收影响。

女性主义理论包含着众多派别。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关注女性的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国家问题；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更关注针对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问题，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整体压迫。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被男性话语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质疑。

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自由女性主义时期，以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为主要诉求，包括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8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时期，旨在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追求社会生活的平等，具体诉求包括消除职场、家庭、性别、生育等方面的不平等；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它的目标是解构以往有关两性关系的理论，主张话语即权力。它强调女性问题涉及种族、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多元文化等问题，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并倡导积极建构女性内涵，反对家暴、强奸和性骚扰，主张堕胎权和改造性别歧视文化；第四阶段始于2012年，以女性通过投票参政和反对歧视性社会规范为主旨，以信息化为特征，“MeToo”运动是这一阶段的重心。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于清朝，其抗争史有三座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以妇女为主体、有组织、有纲领、有解放妇女的具体目标、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社会运动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诞生的；第二座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国共两党联合的旗帜下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第三座里程碑发生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参与度日益上升，社会对妇女的保障机制也日益完善。

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不仅影响了女性本身的权利和地位，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促进了性别平等，揭示了性别歧视和性暴力问题，提高了女性地位和权利，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保障了人权和尊严。具体体现在女性公民权、语言、宗教、性别角色、女性就业率、姓氏权、文学、电影、音乐等多个方面。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男性更公平的薪酬、提起离婚诉讼的权利、生育权以及财产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公共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断加强。

女性主义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批评、争议和反扑。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阶级、种姓、宗教、民族偏见、信仰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造成了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和争议。此外女性运动两极分化，极端女权主义招致广泛批判。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历史上爆发的多次妇女运动，由于其诸多主张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互相冲突，遭到美国社会主张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保守势力的不同程度的反击。

词源及含义

女性主义是一场有关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以实现提升女性地位为目的的政治斗争。这一理念的最终目的在于消除性别的不平等以及其他诸多对女性持歧视态度的不平等现象，并在人际间、性别间倡导平等、和谐和合作的理念。女性主义是一场力争实现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

关于“女性主义”词源的考证，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女性主义运动绝不是一个概念单一、宗旨集中和极具共识的政治运动，相应的，“女性主义”是一个连续发展并不断丰富其含义的社会性术语。就像任何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一样，女性主义思潮充斥着来源于不同价值体系的观点和意见，以及各种理念的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流派、不同学者之间所指称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众多的女性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之间，都从未达成关于女性主义的一致的、普遍可接受的定义。

女性主义，又可翻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从词源学角度来讲，“女性主义”一词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就词源而言，féminisme一词最早于1837年由法国乌托邦社会学家及利奥六世夏尔.傅立叶首创。此后的1872年，féminisme和féministe两词分别出现在法国和荷兰。据《牛津英语词典》（OED）收录的词条，英文feminist最早出现在1852年，而feminism最早在1895年才开始使用。《女权主义百科全书》认为“feminism”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在1895年4月27日的书评杂志The Athenaeum上出现，用以概括性别平等理论和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取代了womanism。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们才出现在英国。

1906年，“feminism”这个词被介绍进入美国，首先出现在一篇介绍欧洲妇女运动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佩尔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的文章中，1910年开始在美国被使用并普及开来，其含义是妇女角色“彻底的社会革命”。该词于20世纪60、70年代取代了另一个词“妇女解放”（women’s liberation）而逐渐被广为接受。无论是用来指涉人或是做形容词用的feminist，还是作为社会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存在的feminism，它们都与妇女权利，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平等要求相关。

在韦氏《新世界字典》中，女性主义被定义为妇女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上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1991年版的《美国学术百科全书》认为女性主义主张妇女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这包括与男性一样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社会中的平等。1994年版的《牛津哲学词典》认为女性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哲学以及伦理学的探讨，它致力于纠正导致压迫妇女以及轻蔑妇女特有体验的偏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认为女性主义是一个追求妇女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要求给妇女以同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以及自由选择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经历两百多年的变化，Feminism一词也早已不是批评界曾接受的大写的Feminism，而是可加上如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生态主义等种种前缀的复数形式的小写feminisms。该词约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间开始为学者和运动者们使用。初传入中国时，如当时中国诸多新名词一样，feminism从日语中“拿”来了“女权主义”的译法，当时还有音译“飞米尼斯主义”，意译“女子主义”“妇女主义”“男女平权主义”“女权主义”及“女性主义”等。但最终只保留了现时使用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两种。

在1995年的《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中，“女权主义”解释为“男女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思想，赋予男女两性平等权利；“女性主义”则解释为“西方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相比较而言，两种译文的差异性凸显了“女权主义”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而“女性主义”的译法则淡化了“女权主义”中的斗争性与冲突性。

历史

世界史

女性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主要的政治文化思潮之一，从兴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西方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相伴而行，女性主义思潮既引发了女权运动的兴起，又在女权运动中得到发展。从18世纪启蒙运动算起，女性主义已产生了200多年。纵观女性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可以把女性主义运动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掀起四次女性主义浪潮。

起始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创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教育的普及开了先河。15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开展了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运动。

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在欧洲大陆，女权运动的源头来自于启蒙运动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同男子一起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妇女发现，革命胜利后验收成果时，女性还是处于无权的“不在场”地位，那些被国民议会所承诺并通过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天赋人权”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仅及于男人，并不属于妇女。

1789年10月，以梅力葛（Thersigne de Mer-icourt）为首的一群妇女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被视为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1799年的拉希德（）妇女大会(Rasheed（）Women’s Conference）为女性运动的起点。彼时，一群埃及妇女采取激进方式抗议1798年法国入侵亚历山大港。她们在大会上讨论了妇女的就业状况及家庭问题；1792年塞拉利昂的女性原住民屋主获得了投票权——该项权利在1808年塞拉利昂成为英国殖民地时被取消。1893年，的原住民妇女与移民妇女赢得了投票权，远早于欧美女性。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是法国女权活动家的奥林柏·德·古杰（Olympe de Gouges，也译作奥伦比·德·古日）以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为蓝本，于1791年提出的世界上第一个女权宣言——《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of the Citizen，也称《女权宣言》）和英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92年发表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女权宣言》同当时法国的人权宣言相抗衡，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倡导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观，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为女权辩护》反思了女性的屈从地位，呼吁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益，开启了近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先河。

第一次浪潮

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财产权、性交易权、附胎权、法律人格权、分居与离婚权、陪审权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主要国家陆续兴起了为女性争取投票券的选举权运动，并波及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1893年，成为第一个争取到女性选举权的国家。其后，和于1914年，英国于1918至1928年间，各州于1868至1920年间，也各自为女性争取到了选举权。期间，各种女性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如1865年的全德妇女联合会、1867年的英国妇女选举协会、1882年的法国女权同盟、1888年的国际妇女理事会、1890年的美国争取妇女选举协会、1904年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国际联盟等组织共同把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涉及女性一些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获得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取得的平等权利提供了制度上的确认。如1848年在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上通过的有关妇女的《权利和意见宣言》，提出了男女在工作、财产、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和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要求；英国1857年的《离婚改革法》为女性提出离婚提供了法定保障，1919年的《（消除）性别歧视法》至少在理论上为女性从事各种专门职业和担任公务员敞开开了大门。虽然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变，但这一波女性运动浪潮为女性从形式上的平等向实质上的平等转换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穆勒（John Stuart Mi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ugation of Women）（1869年）和的《》（1929年）。前者描述了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并认为妇女没有理由被排斥在领导职位之外，也应该有发挥自己才能的社会空间；后者则指出女性创造力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经济支持和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由空间。

第二次浪潮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法国作家、（Simone de Beauovir）在被称为“女性主义圣经”的《》（The Second Sex）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她拒绝按照按的依据解释的生物决定论、按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历史决定论和精神分析对女性第二性地位作合理性解释，而是从的立场出发，认为女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建构成“他者”的，而女人所生存其中的文化和社会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二性》为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另外，此次运动还要求各种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如果说第一波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力争的是在选举、就业、受教育等方面与男性等同的权利，那么第二波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开始不满足于表面上的平等，转而抗争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父权制进行探讨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要议题，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理论普遍为女性主义运动者用来批判当时社会盛行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性别划分。

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始于美国。女性意识到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并无实际意义，她们不再满足于既得的平等权利，希望在更深层次上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旨在挑战现存秩序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也推波助澜。这次运动浪潮涉及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

1970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女性解放大会，有六百多名女性会聚牛津活动中心，她们提出了一系列平等和自由的要求；1968年，法国的很多女性积极参加“”等民权运动，后来成立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行动”组织，其他女性组织也纷纷跟进：1971年，智利的上层女性们在“空壶运动”中大规模地聚集起来参加抗议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权的活动；1979年，伊朗10万女性举行游行支持当年的，这一革命许诺为女性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公正的、传统的、的生活环境。发起的妇女组织“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后来达到两百多万人，其中包括约十分之一的男性成员，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团体。

的《》（1949年）虽然发表较早，但是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影响深远。她在此书中用了大量材料证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因而女性的从属地位也不是被自然赋予、不可变更的，而是能够被修正乃至取消的。她以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历史，印证女性成为“他者”，被完全异化的状态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转变的主张。的《》（1963年）描述了20世纪50、60年代女性回归家庭后的失落和空虚，认为妇女应该有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的更多的追求。通过对“生理就是命运”的父权制妇女理论的激烈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贤妻良母女性角色的重新思考，重新唤起了妇女的自我意识。这部著作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的《》（1970年），对父权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进行了精辟的剖析，并揭示出了父权制社会中利用性别差异建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权力机制的运行轨迹。

当西方民主国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关注着性自由、生育自由、社会地位、教育以及政治参与的时候，非传统民主国家的活动家们却更注重于要求日常生活的，改善劳动条件，参加工会组织以及反抗政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改变法律和国家政策来帮助女性提高地位，并需要争取政治权利，但是这在长期生活在压迫女性的非传统民主国家的女性看来，法律获得通过和让法律生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她们并不把直接的政治运动看作争取男女平等的最好方式。

第三次浪潮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代科技在高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给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的变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西方势力开始再度活跃起来，女权运动也再度复兴。但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运动也由运动和斗争开始转向理论思考，变得更加温和、务实和成熟。女性主义者开始逐渐摆脱浓重的政治氛围，投入学术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争取实际的权利。

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影响力延续至今。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建立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挑战传统政治理论的女性主义。它经常被冠以“新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DIY女性主义”“文代女性主义”等不同的名称。

受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反对西方传统的一切宏大叙事和统一理论。它一方面颠覆西方中的范畴，崇尚多元视角，尊重差异性；另一方面则主张弘扬和赞美女性的新视角，而不是力求摆脱“他者”的地位。她们认为，前两波女性主义浪潮都没有使女性获得她们应有的权利，也没有推动改革融入人们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去。第一波和第二波共有的一个缺点是，它们的议题所体现的主要是白人的、西方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女性倾向于得到与她们的种族和阶级相对应的男性已经得到的机会。

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并不只是简单地延续前两波女性主义浪潮的目标、原则以及价值，而是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方式。概括起来看，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包容差异，它既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来分析，又认识到了女性之间的个体性差异；二是结盟，它致力于与男性以及其他各种反抗压迫的群体结成联盟；三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反对宏大理论的虚幻追求；四是政治的即为个人的，它将第二波浪潮提出的“个人的即政治的”颠倒过来，主张女性主义的政治主张必须根植于对压迫性意识形态进行个人的和实体的反抗。

在女性主义运动进入第三波浪潮的时候，一股反女性主义潮流也在兴起。反女性主义又称后女性主义，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初见端倪，到80年代中期开始与各种保守势力、新女性组织、新者相互交缠影响。后女性主义者强调传统父权制中家庭的重要价值，抨击堕胎合法化以及女性对公民权利的主张。不少女性主义者被裹挟其中，逐渐放弃了原有的女性主义信念，一些铁杆级的女性主义者甚至修改了原本的女性主义信念。比如贝蒂·弗里丹，她一改在《》（1963）中所体现的“过激”思想，转而弘扬家庭的价值，视家庭为“舒适的集中营”和“捍卫幸福的最后一座堡垒”。她在《第二阶段》（1981）中提出了不谈性别政治只谈家庭的主张。以苏珊·法昌迪、、南希·弗雷泽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则对反女性主义潮流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对女性主义的这种倒退行为进行了批判。

第四次浪潮

2006年社交网络开始流行后，出现了在社交网络上呼吁女性权益的活动（hashtag feminism)。“MeToo”运动创始人和活动人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使用了“Me too”（Metoo）一词，来提高人们对女性所受暴力和虐待的认识。女性主义运动于2012年出现第四波浪潮。2013年出现明显的女性主义示威浪潮。上任和好莱坞金牌制片人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丑闻演化为第四波浪潮的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表现为女性通过投票参加政治。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就任仪式当天，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爆发大规模女性有型，上百万女性走上街头，呼吁特朗普尊重女性。2018年开年大的女性大游行强调女性投票，11月中期选举迎来美国女性从政的胜利。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发起游行。

第二条线索是反对性骚扰。2017年10月5日，《》公开了对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10月15日美国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推文呼吁女性说出她们的性骚扰和性侵经历。米兰诺是站出来指控好莱坞韦恩斯坦性侵和性骚扰的第一批女性之一。在她10月15日发推文的第一天，“MeToo”（我也是）这个短语在社交媒体上被使用了超过20万次，到次日有超过50万条推文。而Facebook上，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470万人在1200万条状态中提到了该标签。

“MeToo”运动大爆发，到2018年席卷全球，在被称为“WatashiMo”，在法国名称为“BalanceTonPorc”。“MeToo”运动以社交媒体为传播方式，从各国乃至全球，个体大胆发声，挑战歧视性的社会规范，反对职场性骚扰，成为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重心。运动通过曝光一系列丑闻引发广泛关注，如体操队医纳萨尔性侵丑闻、总裁俱乐部事件、丑闻等，涉及娱乐业、金融、教育、体育、教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约85个国家纷纷卷入，出现“每天性侵报告”“是的全部女性”等著名活动或组织。第四波的核心是女性的正义，特别是反性骚扰和家暴，但议题扩及所有弱势群体的平等权。

#MeToo在全球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中国史

清朝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封建礼教制度下，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贞孝节烈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妇女深受父权制、族权、夫权、神权束缚。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女子要从一而终。明代开始大规模地兴建贞节牌坊。到了清朝，妇女的地位并没有提高，《大清会典》更规定，妇女贞烈观表现突出的可以予以族表，使妇女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戊戌变法时期

西方进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女子走向社会成为历史的必然，妇女解放的呼声随之兴起。现代社会的兴起，也让妇女解放成为现实。同时，西方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进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如何解放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真正以西方先进思想开始妇女解放运动的是维新派。最早在建立不缠足会，号召女性放足，同时提出一系列男女平等的思想，对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摧残，促进女性个人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具有启蒙作用。受康有为影响，不但继续推广不缠足运动，而且大力提倡女学，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未受教育，并主张女性就业，以保证经济独立。1898年5月，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在上海创办，虽然仅存一年多，却是的硕果。

同盟会时期

进入二十世纪，在革命派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走上一个新台阶。作为把西方女权理论直接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摘译了穆勒所著《女人压制论》一书的要旨，还转写了第三国际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宣言和主张，引起晚清思想界的震动。1902年，马君武出版《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1903年，兴中会成员出版《女界钟》，主张从女性个人到社会风俗推行全面改革。革命派兴起尤其是同盟会建立后，革命浪潮蓬勃兴起，妇女解放运动进入新阶段。革命派大力宣传女权主义，专门探讨女性问题刊物也在海外相继创办。1903年，在《》发表《独立篇》，对男性所倡导的女权运动提出质疑和不满，主张女子自立自强，为自己争取权利。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始终重视妇女问题。他认为妇女掌握文化科技知识是改善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保证其独立人格的基础。兴中会和同盟会都注重吸收女会员。而何香凝、、等留日知识分子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何香凝在发表《警告我同胞姊妹》，号召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尽保卫国家的义务，同时鼓励中国妇女冲破闺阁，走向社会。同盟会成立，她成为同盟会的元老之一。秋瑾把在日本的女留学生集合起来，重组并改造原来的共爱会，确立联络同情、互换智识、固结团体、振兴女学、恢复女权为宗旨。秋瑾创办《白话》《》等刊物，同时撰写《敬告姊妹们》《精卫石》《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文章，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晚清时期，革命派宣传妇女解放运动，基本上以西方的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完全抛弃了儒家学说，论证女子天生就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女权与男权一样，属于民权的一部分。女性要有参政议政权、婚姻自主权、财产继承权，同时也要承担所有国民都要承担的义务。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带有浓厚的民主特征，很大程度上来自女性本身的自主意识，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把妇女解放提上日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已有的买卖契约，以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通知各省劝禁妇女缠足，并给违背禁令的家属处以惩罚。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鼓励了妇女参政，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做出贡献。

以女子参政为目的的女权运动在民国初年展开。在、、、沈配贞等人的领导下，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等妇女参政团体相继出现，并联合起来组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参政同盟会，以强硬姿态要求中华民国领导人予以女子参政全，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神舟女界共和协进会则是另一支较为温和的女子团体，主张通过先培养妇女的参政知识和能力，为以后的参政做准备。这两支妇女团体与中国民国政府当局的温和派（孙中山）和保守派形成了一个力量相互较量的运动圈子。

上台后，掀起尊孔复辟的反动逆流，阻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1913年9月，袁世凯发布《注重德育整饰学风令》，称民国以来，学校管理松弛，茂视学规，傲慢师长，都是因为宣传自由平等之说。第二年，袁世凯颁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女子与未成年人、剥夺公权的人一样，不得加入政治组织，不得参加政治集会。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坚持男女分开读书，规定小学校施行双轨制，女子需要按照另一上学轨道逐级完成学业，这就否定了民国以来为广大民众设置的学制，剥夺了男女的教育平等权。1914年，《襄扬条例》规定贞节烈女可以获得大总统授予的匾额题字和金质、银质奖章，地方政府要极力宣传。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以“自由、民主、科学”为理论基础，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大力批判。与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过去束缚女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的男女知识分子围绕男女同校、婚姻自由、社交公开等问题，与中国国民党当局展开激烈争论，最终实现了大多数目标，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

女子学校也不断涌现，女子接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多。1916年，女学生总数达172724人，其中受中等教育的女子有8005人，受初等教育的女子有164719人。此外，还有不少女性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中国民国成立后，在法律上规定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公开声明，赞成高校男女同校，北京大学成为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院校。女子在教育上与男子的平等权正在逐步实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划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转变在文化领域的呈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社会舆论的讨论重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必须深入宣传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新文明、新伦理。就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报刊来看，最早出名的是《》。《》是专门为女性创办的刊物，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相当保守。即使是《新青年》创刊后的两三年，也没有超越的女权启蒙话语体系，直到1918年才正式提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即明确提出我是我自己的主张。

1921年，《妇女杂志》主编换为后，坚持五四精神，立场和观念发生重大转变，成为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当时绝大多数报纸都刊载谈论文章，很多报刊还进行专门性的讨论。比如，《》关于贞操问题和主义的讨论，《》关于婚姻自由是什么和新型道德的讨论，《》副刊《妇女评论》关于自由离婚的讨论，《》副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星期日》有妇女问题的专门讨论。参与讨论的人员众多，阵容庞大，涵盖多个阶层，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包括、、蔡元培、邵力子等人，更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

国民政府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由各阶级妇女共同参与的一场广泛的革命运动。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相结合，以号召妇女反抗“四大绳索”为口号，以推翻“旧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社会为目标，引导妇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最终实现妇女的“翻身解放”。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四大绳索”，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基本定位，由此确立了他对待妇女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那就是争取妇女解放。1925年，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明确表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提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这一妇女解放主体的转变是妇女运动的重要转折，以工农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土地革命一道，使近代以来形成的由知识精英参与的变革运动开始转变为以底层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打破了儒家性别制度造就的男性理想中的妇女形象，而代之以“男女都一样”的去性别化策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它将妇女看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将妇女解放运动看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将女性的性别身份转化为阶级身份。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女性与男性一样劳动、工作，穿着一样的军装。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大量女性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邓颖超、蔡畅、向警予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她们与中国工农红军一道翻雪山、红军过草地，最终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4月3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它是中国各族各界妇女为争取进一步解放与发展而联合起来的群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

改革开放前

1949年，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第四十八条进一步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些规定宣告了男女法律地位的平等，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广大农村妇女与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男女在经济上不平等的状态。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宪法》正式确立了妇女与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宪法第八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九十六条又进一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女性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参加到国家建设中，司机、医生、飞行员、科学家队伍中开始有了女性成员，在采石、开矿、铺铁路等艰苦的行业中也有女性参与。中国共产党从底层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两千年来中国妇女的面貌，她们不只是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还是拥有工作权利、参政权利、婚姻自由权利的女性，“妇女能顶半边天”也逐步从口号走向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已彻底根除，在五六十年代的生产队劳动中，并未实现同工同酬，女性的酬劳低于男性，甚至只有男劳动力的一半。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部分女性完全不知道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等书籍，更不知道西方有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等著作。她们熟知“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完全没有社会性别观念与视角（改革开放前女性政治参与度并不高），也没有接触过全面批判父权制男权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妇女立法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宪法》(1982年)、《选举法》(1979年)、《刑法》(1979年)、《》(1979年)、《婚姻法》(1980年)、《》(1985年)、《民法通则》(1986年)、《义务教育法》(1986年)、《》(1991年)和《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91年)等重要法律中，都在相关领域赋予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并给予了妇女相应的特殊保护。1992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各项权益的全面确认和通过规定一些协调性、补充性、程序性、制裁性的条款，使之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关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之后修订和制定了一系列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母婴保健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1996年修改)、《刑法》(1997年修改)、《婚姻法》(2001年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年)、《》(200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义务教育法》(2006年修改)、《物权法》(2007年)、《》(2007年)、《就业促进法》(2007年)、《》(2007年修改)、《》(2008年修改)等。

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几位赴美留学的女学生，在做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将西方女权主义的术语与词汇介绍到中国。后来一些到学习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留学生，开始把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改革开放后，许多女权主义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而许多大学也成立了“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女权主义思想通过高校教育传播开来。1990年代后，女性学专业教材逐渐增多，至此女权主义的各个学科得以建立，或者说各个学科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一背景下，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冯媛等女记者在北京女记者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妇女检测传媒网络”。《》等有性别意识的报纸开始刊登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以及各种女性话题讨论。女权主义在媒体与社会上开始传播，女权主义从校园走向社会。供女权主义自我成长与学术讨论的各种学习小组、沙龙、培训也开始形成。女权主义杂志《》《女性主义》等也开始创办。各个高校的“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以及妇女研究所等则开展了妇女问题的各种研究，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各个学科、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发展，女权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也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理论

综述

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为其特定研究对象，在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研究中形成发展。特别是从第二次浪潮开始，女性学专业不仅成为世界上多个国家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居有了一席之地。女性学理论是以实现性别平等、改善女性状况、促进女性解放为目标的学说。虽然在其发展演进中形成了多个不同流派，但秉持一个共同看法，即：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女性都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她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必须改变、清除。

女性主义理论既是“女性学”的学理、学科基础，同时又是女性主义社会实际运动的延伸。因此，女性主义理论有别于其他各种“主义”，即其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概念组成的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除异己、谋求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开放的、动态的、包容的，同时也是一个涵盖面极广、各种思想交流、交锋的场所。这一理论十分注重与实践结合，强调理论的应用，即必须将理论付诸行动。从这一角度说，女性主义是一种行动理论，并始终是与改变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实际运动紧密联系的，也必定始终把批判矛头指向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及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保持向传统习见挑战的姿态。

分类

宏观理论

女性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由原本用以分析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理论发展而来，经女性主义者改造后融入理论要点而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大类别。它摒弃了男权制的家庭观和利益观，分析了女性独立的经济贡献，以及女性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角色，发展出诸如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分支流派。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拓展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理论及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通过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经济渗透降低着妇女的地位，并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加恶化。世界体系理论的假设本身的问题，是忽略了妇女在全球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和她们对处于非正式劳动市场中的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女性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进行改造，提出了下列论点：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微观理论

内容

女权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对各种成功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十大方面：

流派

综述

女性主义理论包含着众多派别。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都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关注女性的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国家问题，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更关注针对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问题，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整体压迫。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被男性话语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质疑。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女性主义理论流派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晰的分界线，而是在论争中不断地分化、组合，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但是无论怎样分化组合，女性主义理论都有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女性在全球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受压迫的等级；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

女性主义流派多元并立，相互辩驳论证而又互相吸收影响，成为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女性主义从早期的纯粹以女性抗争为宗旨的理论探索，进展到以两性权力关系互动、改变不合理的性别文化为目标的性别研究，进而发展到结合心理分析、政治理论、哲学、生态环境研究、种族研究、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范畴，并且已经渗透到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领域最具批判力的跨学科的思想体系。

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时空重叠的态势。比如，具有悠久历史的至今仍有广阔的市场，黑人女性主义不只是到八九十年代才活跃起来，而是早在60年代女权运动高潮时期就不乏中坚分子。创造出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的盖尔.鲁宾，既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又运用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

女性主义起源于妇女运动，理论的提出和检验都是根植于运动和现实的需要，通过自我反思和不断推陈出新来保持理论与时共进。如同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最初的个体主义和提出挑战一样，女性主义者也在反思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白人中产妇女经验的普遍性。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受到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严厉批评，而开始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的殖民主义色彩。当代女性主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启发下，大量引入种族、族裔、年龄、性向、文化等元素，并视之为与性别密切相关的互动变化的整体。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潮之一，为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的主导倾向，贯穿于整个女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提出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独立个体，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的理性，每个女性都拥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与男性相同的自由和机会。国家应以个人的能力为准，按照公正的原则分配个人履行特殊社会职能，应该帮助解除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非正式的习俗上的对女性的限制。传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尤为关注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等法律制度方面与男性机会不均等，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基本上就是这一主张的政治实践。

随着20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普遍开展的福利国家运动的兴起，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进一步分化出了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经典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同，它提出并积极支持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较为广泛的干预，这主要包括制定保护和优待女性的法律和政策，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妈妈（包括已经离婚的女性）给予一定的政府津贴、提倡并支持企业优先雇佣女性求职者等，以弥补自由的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极端后果，推动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能够接受或者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

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男权制的唯一源头，因为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男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超正规的权力制度，跨越阶级和种族的界限。男权制观念在人们童年时就开始灌输，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手段加以强化，根植于女性心灵深处，禁了女性的思想和能力的发挥。激进女性主义从性别压迫的角度来解释男性压迫女性以及女性处在附属地位的普遍现象，认定男权制的存在是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男权制结构内部提高女性地位只会延续统治制度和不公平，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

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重心在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根据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显性的、民族的男性文化，另一种是隐性的、普遍的女性文化。她们对男性价值观提出挑战，力图在女性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来代替男性文化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中的一大流派，它主张女性的彻底解放需要一种社会生产的全新组织模式和女性柔弱特质的最终消灭，并将消灭阶级和消灭性别一起作为前进的目标。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它以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提出通过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来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并未为推翻父权社会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制定具体可行的奋斗路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改造社会的几条建议都直接指向性与生育模式的转变，其“生殖自由”概念对传统生育行为上的性别间劳动分工构成了挑战，旨在让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它关注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庭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认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结合，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她们受后结构主义（福柯、雅克·德里达和雅各·拉冈等）的影响，持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本质性的女性特质，女性的形象和身份都是被男性话语所建构而成，她们的批判思想即是对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质疑，并特别关注身体、性别和述行性等。

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赞成性动力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在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的基础上设定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对其女性特质的影响，提醒人们关注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它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到保护。它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学界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已经放弃了“唯物主义的”政治而退却到一种“话语”政治和文化批判。

文化女性主义

文化女性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女性主义中出现，其主要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赞美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社会的价值。它主张重估与女性有关的价值，开创女性的精神空间，弘扬女性的精神。文化女性主义认同被压抑的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质量、经验和价值，并归之于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它不强调推翻男权制，而致力于认同、复兴、培育女性配置，使之超越男权制，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致力于建立女性中心的文化和亚文化环境。因此，文化女性主义又被称为“价值重估派”。

文化女性主义认定女性价值高于男性价值，如果将社会建立在女性价值之上，将使社会变得更加“富有生产力、和平和正义”。它还认为，由于女性所拥有的母性本能，女性在生理上优于男性，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是人类行为最可贵的形式。文化女性主义认为，由于自然（生理）和养育（社会化）过程，或由于二者的结合，男女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亲密的关爱关系，男性则更愿意表达其个人性和对她们所属物及他人命运的控制。文化女性主义拒绝男性气质对政治权力、经济地位和医学专业的追求，希望改变竞争的制度关系，将个人利益导向合作的制度关系，以达到共同目标。

生态女性主义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与毁灭》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时，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强调女性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革命，并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在1978年出版的《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者转变》中，奥波妮进行生态女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会，而是生存，让历史得以继续，而唯有把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才能使地球重获生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地球上的生命相互联系，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健康的平衡的生态体系应该保持多样化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灾难，促使生态女性主义在欧美世界受到广泛的关注与研究，1980年4月，对美国“三哩岛事件”的抗议导致数百名妇女参加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召开的主题为”妇女与地球上的生命”的会议，就诸如女性主义、军事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研讨。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发动两次规模盛大的示威活动——“妇女五角大楼抗议活动”（The Women’s 五边形 Actions），强烈谴责军备竞赛和”出于私利无节制剥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随后，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各种主流杂志开始发表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各种相关专著和论文集相继出版，各种组织也陆续成立。

影响

女权运动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变革，其中包括妇女的选举权、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男性更公平的薪酬、提起离婚诉讼的权利、妇女有权就怀孕做出个人决定，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公共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断加强，而由国家主导的家庭政策在缩小性别差距、保障女性就业机会与社会权利等方面一直扮演积极的角色。

同早期女性普遍在家庭内部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比例不断提高，同时女性在职业场所与公民社会领域保持活跃表现，女性群体进而对性别平等与体面工作的诉求日益增强。由于既有的男性养家模式已经衰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女性就业比例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性别平等已不再被简单看作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被看作是国家经济转型与全球化再适应中的一种应对机制。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运动的推进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语言、宗教、性别角色、姓氏权、文学、音乐、电影等方方面面，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

对社会的影响

公民权

选举权

女性参政权，通常也被称为投票权、选举权，是指实行选举制的国家女性享有跟男性同等的参与选举投票和作为候选人的权利。争取男女同等参政权是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民主理念和女权主义兴起大潮的一部分。获得选举权标志着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政治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还争取到了教育权利、财产权利。

1893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女性获得选举权。1902年，澳大利亚女性获得联邦选举投票券。1907年，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给予女性投票权，之后的欧洲国家是挪威（1913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联（1918年）。1915-1920年间，欧洲的丹麦、冰岛、荷兰、奥地利、捷克、格鲁吉亚、波兰、瑞典、德国、卢森堡等国也先后立法赋予女性投票权。1918年2月6日，英国新法律获王室御准，当年英国有800万妇女投票选举国会议员，她们是30岁以上、有财产的妇女。同年加拿大获得投票权。跨欧亚大陆的亚塞拜然民主共和国1918年独立，成为第一个世俗化，也是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穆斯林国家。1919年，美国白人女性获得参加全国选举的权利。美国女性经过长达72年的不懈斗争，关于女性选举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最终在1920年得到国会批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1924年赋予女性投票权。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30年代，巴西（1932年）、土耳其（1934年）和印度（1935年）先后立法赋予女性投票权。欧洲则有西班牙和葡萄牙（193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陆续摆脱殖民统治，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不加性别限制的参政和选举投票权写入新的法律。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女性在1950-80年代获得平等投票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包括男女权利平等的条文。

生育权

在欧洲，就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而言，并未有任何条款规定生殖健康或生殖权利，包括堕胎权；公约甚至都没有规定健康权。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的情况类似，在公约起草时欧洲国家基本上禁止流产。1966年成立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推动了广泛的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在1967年该组织投票通过了包含堕胎权利的妇女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在当时，不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人士，都意识到限制堕胎的法律对女性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地位的恶劣影响，大声呼吁堕胎的合法化。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创立人口增长和美国未来委员会（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委员会在最终提交的报告里，建议政府放宽堕胎法律的限制。

1969年，意外怀上第三胎的诺尔玛·麦科维（Norma McCorvey）希望寻求堕胎。然而，在她生活的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只有在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允许堕胎。在萨拉·韦丁顿（Sarah Weddington）和琳达·科菲（Linda Coffee）律师的帮助下，诺尔玛以罗（Roe）为化名，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指控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法违宪。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以7比2表决通过判决，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隐私权”，故女性的堕胎权受宪法保护。这就是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此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并且首次确认了堕胎权在美国是由联邦宪法承认的基本权利。

堕胎是个全球性的议题。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台湾在1984年通过了“优生保健法”，使堕胎合法化。与此同时，在亚洲、非洲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堕胎常因人口政策而得以合法化；但在西方国家，由于宗教及深远的自由主义传统,堕胎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它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议题”。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堕胎已不仅仅是一种医疗行为，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及伦理道德的问题。而堕胎与反堕胎间的论战，虽然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宣告堕胎支持者的胜利，但以此为起点，美国朝野反堕胎合法化的力量日趋强大。

包括美国在内的179个国家签署的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认识到不安全堕胎的致命性，并敦促所有国家提供堕胎后护理以拯救生命，无论堕胎的法律地位如何。它还强调，所有人都应该能够获得关于其生殖健康和避孕药具的高质量信息。联合国人口基金表示，作为联合国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专门机构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监护者，人口基金倡导所有夫妇和个人有权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和生育时间，并拥有这样做的信息和手段。

而联合国机构则明显倾向于在更为基本的意义上承认堕胎权。1966年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RC）”在2019年就该公约第6条生命权所发表的评论试图对孕妇的生命和健康权与胎儿的权利进行协调：“尽管成员国可以对自愿终止妊娠进行规制，这些措施不得侵犯怀孕的妇女或女孩的生命权，或她们依据公约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因此，限制妇女或女孩获得流产的能力尤其不能恶化他们的生活，使她们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或者公约第7条的不人道待遇，对她们进行歧视或任意干预她们的隐私。若怀孕的妇女或女孩的生命或健康遭遇风险，或者完整的怀孕对她们将会造成实质性的痛苦，特别是怀孕系由强奸、乱伦导致或胎儿未来难以存活的情况下，缔约国必须提供安全、合法和有效的流产服务。”

就中国而言，法律亦未明文规定堕胎权；但堕胎权在法律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对这一条文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生育是女性的权利而非义务，女性可以生育，也可以选择不生育；“不生育的自由”在解释上包含拒绝怀孕以及怀孕后拒绝生育的自由，而后者即为堕胎权。因此，本条文被认为是最接近肯定“妇女堕胎权”的法律条文。

语言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诞生了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1966年，美国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她们要求男女平等，其中包括语言平等，劳工部把3000多个职业的名称改成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词，自此之后，争取语言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女性倡导社会改变对女性的常规看法。这些努力，也在一步步地渗透到语言当中去。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去除语言中强烈的性别倾向。

英语中有很多中性词的词根都是以“man“结尾的，而在汉语中，很多“女”字旁的字都含有贬义，比如奸、嫖、娼等字。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体现出语言中男女的不平等。最近伯克利出台了一项新法案，致力于打破这种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城市，已经通过了改变语言中有关性别歧视的法律。各州市纷纷将性别歧视词汇移除。

除了英语和法语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中文的汉字和法语也有自古形成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汉字中，“女”在古代甲骨文中被写作象形文字。这个象形字，好像一个人跪着面向左侧双手在胸前交叉。从这个字，我们可以分析出，女性原本就被设定为谨慎小心、卑躬屈膝的形象化身。通过对汉语词汇中排序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所有男女并称的词语中，几乎都是男性排在前面，女性排在后边。例如：夫妇、兄嫂、父母等，这体现了历史上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状况，反映出“男性优于女性”的社会偏见。在法语中，大量的名词阴阳性成对出现，许多阴性的形式是在阳性基础上加后缀而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在法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这种构词法，充分折射出在法国社会中对女性存在较大的偏见和轻视，表明了女性在地位上的从属性。

宗教

女权主义引发了围绕雅威、基督论、人类学和末世论概念的讨论，特别是语言与神学和伦理学的关系。在基督教社区内，女权主义迫使人们重新评估礼拜仪式中的语言以及社会和教会内的权力模式。女权主义神学源于19世纪的基督教妇女运动，20世纪60年代，关于基督教神学存在无可救药的性别歧视，基督教是否可以适当重视女性的方式重现建构和表述的问题被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神学以女性视角对基督教神学进行重新诠释，剔除其中反自然和歧视女性的因素，构建新的人、雅威、自然的关系，为妇女和自然的解放运动寻找神学理论上的支持。

女权主义者把压迫和解放的双重经验看作宗教知识的首要源泉。女权主义的一项成就是扩展了宗教哲学中运用的方法。比利时裔法国女权主义者露丝.爱丽加利（Luce Irigaray）声称，学者们的性别角色破坏了宗教及其他领域的哲学学术性。女权主义者有的肯定存在着性别中立的“客观性”，有的声称把握客观真理出自带有性别倾向的立场。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女性特质，这种特质赋予妇女一种特殊的、优越的或至少独立的道德、社会和宗教洞见。格里斯.詹森批（Grace Jauzen）判了在男性取向的宗教哲学中可悲的欠缺，同时也建设性地扩大了这个领域的属地，从而包括了关于想象、渴望和生育的新的哲学任务。在《女权主义宗教哲学》中，帕米拉.苏.安德森（Pamela Sue Anderson）提出了一种扩展了的方法论，以严肃对待性别、种族划分和阶级，致力于颠覆父权制神话。女权主义者寻求从女权主义角度审视宗教仪式。

女权主义者对宗教哲学的贡献有很多可取之处，取得的成就也多种多样。女权主义宗教哲学中间的一个倾向是挑战那种似乎反映了“男性”占有控制和权利的雅威概念。詹森对于处于大部分宗教哲学核心的古典有神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上帝这个概念通常被用于压迫妇女的手段，使经济和种族的非正义永久化，并危害整个人类。一些女权主义宗教哲学家在基督教的有神论传统内部进行研究，试图修正性别虐待；另一些女权主义宗教哲学家则试图发展一种关于上帝与宇宙更为接近的观点（泛神论或世界在上帝之种），或者否定神圣者完全独立于人类、女性意识和渴望。

有关佛教妇女的研究，不论中英文都有数量增多的趋势，而且和女性主义妇女史的讨论越来越多。佛教与妇女的研究在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受重视，得利于社会重视宗教中的两性平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回应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研究的冲击。中国佛教与妇女的研究也成长迅速，并且与国际的区域性比丘尼研究互向应对。

犹太女权主义旨在推动犹太宗教法、历史、实践和公共机构朝着充分包容妇女的方向发展。因此，女权主义神学反思常常嵌入在仪式和礼仪、小说和历史研究、文本解释和米德拉什中。犹太女权主义神学关注犹太教的核心范畴、主题和表达方式：上帝的本质和上帝语言的地位、托拉的性质和范围、哈拉卡的地位和哈拉卡变化的动态、等级制度的中心性犹太宗教思想、犹太传统和妇女经验的权威。现代女权主义神学家对这些类别的细微差别提出问题并进行理论化。

穆斯林女性的权利与地位问题，是伊斯兰教研究中备受争议的热点话题。以新思潮面貌出现的伊斯兰女权主义坚持伊斯兰教倡导的公平正义精神，试图在反思伊斯兰传统尤其是父权制观念的同时，通过重新诠释宗教经典、组织社会活动，为解决穆斯林女性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当代伊斯兰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在诠释宗教经典和挑战传统模式的过程中，寻找调适传统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新路径，展现出穆斯林女性处理宗教遗产的能动性。

性别角色

传统社会文化里，女性被认为是感性、软弱、依赖、被动的，而相对于“女性特质”，“男性特质”则多指理性、强壮、独立、主动。随着女性主义研究与妇女运动兴起，社会渐渐发现，过去习以为常的性别规范其实需要被松动。

刻板印象在父权制体制社会中产生：首先，父权体制的规则是将“阳刚”与“阴柔”两种特质对立，认为阳刚比阴柔优越，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男尊女卑、以男性代表人类经验的文化设定，社会建制中也多由男性优先担任领袖、掌握权力与资源。而在父权社会下，“男子气概”（masculinity）就成为男性寻求生存时阻力最小的途径，当男性的表现愈靠近阳刚，就愈靠近社会认可的理想男性，反之则是不够格的男人。 “娘娘腔”就是体现父权逻辑的典型用语：具阴柔特质的男性因为太靠近女性特质，而被认为如女性一般“次等”。

而女权主义不断发展，使男性气质趋于多元。关于多元的男性气质，牛津经济学家Hugh Whittaker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的发展是“压缩的现代性”，在一个国土里面能看到现代性的各个阶段。现在一些男性也会质疑和反思从前主流的传统男性气质，同时在职场和生活中寻求更多元的性别表达，比如男性在居家养育层面中的位置等，形成一种围绕居家、参与养育、反思特权等在内的“新型男性气质”，以现代性的优越瓦解传统的军事化的男性气概。而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网红、艺人等很受市场欢迎，也是男性气质多元化的体现。

女性就业率

根据国际银行（World Bank）2012年的报告，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女孩和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识字的女孩和妇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在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学校里的女生人数多于男生。女性入学率的升高促进了女性的就业率。妇女现在占全球劳动力的40%。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变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实现同等变化的速度：比如，美国花了40年在女童入学率方面取得的进展，摩洛哥只用了10年。

女性在劳动世界和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据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0 年，参加工作的白人己婚女性增长了两倍。20世纪70年代，白人妇女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了57%，黑人妇女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了112%。到了1970年，美国已有43.3%的适龄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据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统计数据，受过教育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性别平等对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采纳以及世界领导人对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可持续发展目标8，目标8.5）和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可持续发展目标5）的决心就是这种意识的证明。

2018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5%，比男性低26.5%。而失业率则为6%，较男性高出约0.8%。综合这两项数据，男性中每有十人成功就业的同时，女性只有六人能够走上工作岗位。据麦肯锡2018年报告，中国职场的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两大重要成就。首先，女性积极投身职场，撑起“半边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职场女性，约占全球女性就业总人数的26% ；女性就业率也位居世界前列，达44.8%，持续高于韩国（42.7%）、新加坡（41.2%）等亚太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39.3%），与美国（46.2%）、瑞典（47.4%）等欧美发达国家大致持平。其次，中国新兴行业中女性创业者众多，尤其在科创行业，41%的中国科创企业拥有女性创始人，比美国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第一。女性创业者积极突破传统行业的性别范式束缚，使职场发展环境气象一新。

姓氏权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法律仍要求已婚妇女在各种法律场合必须使用夫姓，比如投票选举、办理银行业务或办理护照。但那十年，女权主义在美国风起云涌，17%的女性婚后拒绝随夫姓。到了转向保守的八十年代，比例降到14%。九十年代又回升到18%。1990年，婚后拒绝改姓的女性为16.2%；2000年为26%；2015年为29.5%。

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女性婚后要随夫姓，但这是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传统。西欧大部分地区都效仿，只有西班牙和冰岛的女性会保留娘家姓，希腊1983年曾制定法律，规定已婚女性终身保留自己的娘家姓。在美国，约有70%的女性结婚后会随夫姓。根据2016年的数据，英国这一数字上升到90%，其中85%的女性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在英国，2016年的一项针对1500人的调查显示，59%的女性仍然希望结婚后随夫姓，61%的男性希望伴侣随夫姓。尽管数字很高，但跟随传统的英国人比例要低约30%。另一项调查显示，英国18至34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有11%的人在婚后使用双姓。同时，一些夫妻混合了姓氏或起了新名字一起使用，也有男性使用妻子的姓氏，但这两种做法都比较少见。

挪威和美国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更年长、受过良好教育及经济独立的女性更可能保留自己的娘家姓，而在年轻、收入较低、不太受欢迎的女性中这种做法比较少，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也比较少。中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人们为子女冠父姓或母姓的选择权，而不是让子女冠自己姓氏的排他权利。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是赋予女性选择自由，这意味着只要仍是由她们自己选择姓氏，那最终结果是否支持父权制并不重要。如今的美国女性拒绝改姓，与7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她们拒绝改姓的原因往往不是女权主义，更多是实用性。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女性地位已今非昔比，她们不再需要特别通过“拒绝改名”这件事来标榜独立。当女性的基本权利已经有所保障，“拒绝随夫姓”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有革命性的标志意义。

对文化的影响

文学

欧美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女性文学的繁荣同步。1848年的第一次美国妇女大会使得女性出现在公共视线之中，而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几乎同步的是女性文学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之前一直为男性所垄断的局面。玛格丽特·富勒 (Margaret Fuller) 在1845年写出了美国第一部妇女问题专著《十九世纪妇女》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提倡开发女性智力，论述两性平等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益处。1850年，苏姗·沃纳 (Susan Warner) 的《宽宽的大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描绘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成长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在19世纪的美国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女作家。哈里叶特· 比彻·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是19世纪除了《圣经》之外销售量最高的作品。它唤醒北方白人良知、宣传基督教民主博爱思想、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也描绘了女性在社会领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女性文学在美学上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已经登上文坛，在形式上不断追求自由与创新，甚至在内容上也大胆地挑战了关于女性性关系的清教信仰，为女性的故事创造了新的叙事形式和情节。凯特·肖班（Kate Chopin）发表于19世纪末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 1899) ，其中的女主人公在反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意义之后，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肖班在这部描绘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出版后遭受声讨，但这部作品后被视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

进入20世纪之后，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女性作品的主题也由此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被称之为她们特有领域的家庭，而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伍尔夫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是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先锋，其突出成就是意识流小说，著有《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海浪》（The Waves）、《航行》（The Voyage Out）、《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等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对于美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保守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描绘了女性人物角色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里作为牺牲品的生存境遇。维拉·凯瑟（Willa Cather)）以描写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西部的移民生活而驰名文坛。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曾旅居中国多年，以毕生精力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把中华民族的真实面目展示给西方世界。旅居巴黎的格特鲁德· 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文艺沙龙吸引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在内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佐拉·赫斯顿（Zora Nealle Hurston）是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被誉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发表于1949年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而贝蒂· 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于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则被视为20世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促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成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女作家的崛起，她们的创作从女性视角去表现当代妇女在父权制社会所受的压迫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作品带有现实主义倾向和时代特色，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现代罪人的关切，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的作品以各种方式探讨自由、责任、爱的意义。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欧美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其带来巨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妇女作品的面世，构成了美国妇女文学的又一次文艺复兴。无论是以政治标准还是以审美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它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活力，也使美国文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评论家肖瓦尔特在1999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增补版中指出，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分离的“她们自己的文学”的状态即将结束。肖瓦尔特认为，随着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运动的参与和女权主义的发展，女性小说已广为人知；原来由于背景的偏狭和风格的相同所表现出的亚文学的统一性已经发生变化，当代女作家的写作背景具有多样性和多种族的特征；女性小说已经进入主流文学。

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上女性文学的最响亮声音来自非裔女作家，她们在文坛上的崛起对于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之后，长期处于无言状态的其他族裔女性，如亚裔妇女、南美裔妇女、印第安妇女，甚至包括各族裔的女同性恋者，也开始抢占文学阵地。多样性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创作的主题，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女性作品在新时代的特征。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翻译介绍到中国。此时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正从“男女都一样”的政治话语遮蔽下苏醒，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供的批判父权制秩序及文化的立场和方法，正与这种苏醒相契和，因而对中国的女性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包括对批评的影响和对创作的影响。在批评影响中，由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自身的开放性，以及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潮流派热、方法论热，体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创作的影响体现在由于女性视点的介入，使作品的主题、人物、叙事等层面所产生的变化。女性主体意识的生长与壮大使女性写作经历了从“少女时代”到“成年时代”再到反叛男权文化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女性主体意识萎缩，从而出现了向男权传统回归的迹象。女性形象则由传统的仰视男性向平视、俯瞰、超越男性的转变。女性视点的叙事则使女性的生命体验得到了应有的言说，使男性作家的创作也有了女性视点的倾向。

电影

欧美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史涉及通过性别及性差异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对过去进行不断的改写，而女性的作品在电影史的主流叙事中经常被抹去或边缘化。女性主义电影史通常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学术子领域，伴随着普遍的“历史转向”，电影学者开始强调档案研究和历史语境化，而不是高深的理论和符号学分析。

马卓莉·洛森的《爆谷女神》归纳了美国从20世纪初期产业化之前的年代到70年代之间好莱坞电影在男性视野下塑造被男性意识形态歪曲了的女性形象，多为以玛丽·璧克馥塑造的形象为代表的“妖女型”和以塞塔·巴拉塑造的形象为代表的“天使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期间，产生了大量如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等与女性主义相关的学术理论，“女性主义电影”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之一，倡导并坚持以表达女性真实的自我、建构女性的话语权和主体性作为其美学追求的核心。影片拍摄视角也由20世纪20年代男性导演呈现的“被述”逐渐转变为如维拉·希蒂洛娃的《雏菊》(1966）、香特尔·阿特曼的《让娜·迪尔曼》(1975）等女性的“自述”。

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将商业电影、杂志和广告文化视为父权制的歪曲和压迫的来源。英国出现了新的非营利电影组织，另辟途径来制作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电影制作，包括伦敦妇女电影集团、谢菲尔德电影合作社、利兹动画工作室、桑科法等。伦敦女性电影集团通过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的影响，允许受资助的团体在工会限制之外制作电影。这使得谢菲尔德电影合作社和桑科法能够制作《钢铁之女》（Women of Steel）(1984) 和《让我们的孩子长高》（Let our Children Grow Tall） (1986) 《记忆的激情》（Passion of Remembrance）(1986)。至关重要的是，支持女性电影发行的女权主义发行商“Cinema of Women and Circles”成立。

在美国，“Women Make Movies”（1972 年至今）是从一家从电影制作团体发展而来的女性电影发行公司，特别关注有色人种题材的女性电影。1983年，6名导演协会成员对好莱坞电影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对女性导演存在歧视。虽然她们输了官司，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女性导演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比例从3%上升到9%。1976年，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女性电影基金成立，制作多部女权电影，包括《为了爱情或金钱：澳大利亚妇女和工作的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北美和欧洲女性电影节兴起，鼓励女性主义电影制作以及对女性电影史的认可。好莱坞电影与妇女运动记录片一起放映。这些电影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了好莱坞对女性的描绘及其线性叙事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电影融入了更多其他领域内容进行讲述，如阿涅斯·瓦尔达的《天涯沦落女》(1985）以虚构的采访和回溯重构现实展现民众是如何被“文明”驯化的，克莱儿·德尼的《巧克力之恋》(1988）隐晦描绘了殖民主义破灭，简·坎皮恩的《钢琴课》(1993)则融入了性隐喻、政治象征等。

中国电影

在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第三代导演营造的新中国电影政治象征化的经典叙事中，女性被塑造成翻身、获救的女性和由苦难女性思想觉悟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战士、女英雄。水华、王滨导演的《白毛女》以及凌子风导演的《中华女儿》，成就了中国经典女性类型银幕形象，并成为中国到七十年代之前的电影中关于女性叙事的基本叙事类型。在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和崔嵬导演的《青春之歌》这种革命经典叙事模式演变下，女性角色性别模糊，逐渐成为政治与社会象征。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第四代导演的转型时代的“文明与愚昧”的主题中，女性成了愚昧的牺牲、文明的献祭、历史的演进与拯救者，如黄建中的《如意》、藤文骥的《苏醒》、杨延晋的《小街》、丁荫楠的《逆光》。但张暖忻、黄蜀芹等女导演则试图解构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念体系，探索女性自我意识，寻找属于女性的生命视野。她们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于男性导演作品中的那些基于男权需要、理想化的传统东方女性，也迥异于第三代导演作品中被讴歌传颂的女性，她们的作品中，女性是多少带有现实烦恼的知识女性，徘徊在事业与家庭冲突之间难以取舍的女强人形象，令人同情，深陷矛盾与困惑之中，带有自身弱点，需要反思的女性角色。80年代初期，张暖忻、胡玫导演了处女作《沙鸥》（1981年）和《女儿楼》（1984年），不仅女性形象成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一种清新、哀婉的电影叙事语调成了影片重要的风格元素与特征。黄蜀芹的《人·鬼·情》被称为中国女性电影的奠基之作。她借助一个京剧女演员扮演钟馗舞台上下的生活，揭示与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第五代导演的部分电影中，女性成为好莱坞经典叙事中“男人欲望的客体”，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视域首先呈现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1987年）之中。另外还有周晓文的商业作者电影《疯狂的代价》（1988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新生代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第五代影像的延续，如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娄烨的《苏州河》。而女性导演胡玫的《女儿楼》则回溯政治运动中女性本我的丧失，影片的镜语设置和对两性关系的把握都显出女性特有的感觉方式。宁瀛于2006年推出的《无穷动》，其女性意识明显受到西方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有意识地改变了通常影片中对满足视觉愉悦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对当代中国的女性电影做了大致的总结，她认为当代中国女导演在早期创作中追逐着主流电影或艺术电影，成功地扮演着男性角色；而到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对“女性意识”的自觉追求，但在性别视点上立场含糊、混乱。只有80年代崭露头角的张暖忻和黄蜀芹这两位女导演在影片中对女性问题的切实思考，才铺就了中国女性电影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音乐

男性几乎主导了主流古典音乐领域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然而女性在艺术领域却承担了重要且多样的角色。女性作为男性作曲家的灵感缪斯和合作伙伴在音乐创作中发挥作用。到了19世纪，女性表演者开始崛起，从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底层阶级（舞女、女戏子、高级艺妓）一跃成为歌剧天后、明星器乐演奏家及教师，出现了为女性而写，或者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如罗伯特·舒曼的《女人的爱情与生命》、乔治·比才的《卡门》、普朗克（Poulenc,1899—1963）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等等。

音乐里的性别与性向模式，本身就是一个牵涉众多、复杂之至的问题。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是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音乐会曲目及歌剧作品，女性角色的呈现从头到尾贯穿始终，为整个表演过程注入活力。而女性器乐演奏家在演奏时也带有女性主义风格，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音乐作品有歌剧贝里尼《清教徒》（I Puritani）、声乐套曲马勒的《亡儿悼歌》等。

而在流行音乐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音乐学家致力于探讨流行音乐中与性别相关的课题，如莎丽.普拉克辛所著的《爵士乐中的美国女性：1900至今》、夏洛特.格里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五十年代以来的女子乐团》、吉莉安.戈尔的《她是一名反叛者：女性摇滚乐史》、莱斯利.格罗斯的《女士爵士：当代女性乐器演奏家》、玛丽.布弗瓦克及罗伯特.奥尔曼的《她的声音：乡村音乐中的女性，1800-2000》、海伦.雷丁顿的《摇滚中失落的女性：庞克时代的女音乐家》等。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相较于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中的性别表演更为直接而明显。女性情感成为20世纪40年代音乐剧及女性电影表达的中心。在希瑟.莱茵的《性别化的配乐：20世纪40年代音乐剧及女性电影中的音乐》一书中，作者论及不同的作曲风格和创作传统，从文化和历史的观点看电影音乐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以及观众、作曲家、电影制作人将女性角色消费化的原因。而音乐艺人尝试挑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传统形象，用公开的性别表演展现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差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中，流行音乐扮演者一个重要的推动角色，爱德华.伊巴尔的《同性恋摇滚》、罗伯特.瓦尔泽的《与魔鬼赛跑：重金属摇滚中的权力、社会性别与疯狂》等就是对相关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