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
毕（公元1730年9月29日—1797年8月24日），清代史学家、地理学家、金石家。字纕，小字秋帆，自号为灵岩山人，江南镇洋县（今江苏太仓）人，祖籍安徽休宁。乾隆进士、状元，曾授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历任陕甘总督、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等。毕沅学识渊博，是清朝著名学者。
毕沅生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父亲毕体弱早逝。母亲张藻，有才识，与杭州闺秀林以宁、顾姒等齐名，号“西泠十子”。毕沅六岁随母亲学习《诗经》、《离骚》，十岁能诗，通晓声韵。后来拜当时著名学者沈德潜、惠栋为师。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毕沅中举人，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授内阁中书，担任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曾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太子左庶子、巩秦阶道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等职务。在任职期间，毕沅曾处理河南省赈灾，荆州市治水、镇压地方起义等重大事件，并获得爱新觉罗·弘历的多次嘉奖。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毕沅在湖南辰州军营逝世。不久后，毕沅因和珅案受到牵连，被嘉庆皇帝下旨抄家并革除世职。
毕沅在地方军政担任要职二三十年，重农事，募民垦荒，兴修水利，在救灾抚恤、稳定边关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政绩。在文物保护方面，他考察文物古迹、曾广征汉唐以来关中碑碣，汇集在西安圣庙，重修西安碑林，重修周公墓，修保护古代帝王陵墓等。在文化方面，毕沅除延请学者作《传经表》《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史籍考》等外，还校注《山海经》《晋书 地理志》，并著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等书籍。
人物生平
幸运夺魁
毕沅祖籍安徽休宁，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730年9月19日），毕沅出生于镇洋（今江苏太仓）。毕沅是徽商毕镛的长子，由于毕沅幼年失父，只能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张藻是当时的才女，因此在毕沅小时候，张藻就教授他《毛诗》《离骚》等，因此毕沅十岁时知悉声韵。十二岁时，毕沅奉母命外出求学。先是跟从嘉定的毛商岩学经，又跟乡里大儒沈起元、顾陈垿学文。十九岁时，毕沅拜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二十一岁拜沈德潜为师。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毕沅去京城游学。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毕沅在顺天乡试中举。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毕沅以举人身份，授内阁中书，平日里负责撰拟、结写诏令。后来毕沅入值军机处，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四月参与殿试，最终，毕沅被乾隆帝提为状元。
任职甘陕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毕沅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毕沅实授甘肃巩秦阶道道员，这个职位就是担任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天水市（今甘肃天水）、阶州（今甘肃武都）这三个地方的长官。在任期间，毕沅跟随陕甘总督明山出关，并协助总督勘查屯田，后调安肃道道台。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毕沅担任陕西按察使。乾隆帝出巡时，毕沅朝见，并向乾隆皇帝奏告甘肃大旱。乾隆帝让毕沅赈济灾民，毕沅免除当地的田赋400万。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毕沅升职成为陕西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毕沅担任陕西巡抚。同年，黄河、洛水、渭河泛滥成灾，毕沅下令开仓赈济，也因为这个举动，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等当地的经济稍好，毕沅就下令开垦荒地，搞好水利建设。毕沅还奏请为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镇西（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参加乡试和会试的学子提供驿站马匹。此外，毕沅还注重当地的文化建设，不仅提出奉祀文、武、成、康四王，还让百姓整修西安碑林、西岳庙、司马迁祠等先人聂氏宗祠和寺庙。他还让百姓重新修建西安桥和西安城墙，让当地的文化建筑得以传承。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毕沅的母亲去世，毕沅离职守丧。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陕西巡抚缺员，爱新觉罗·弘历说：“毕沅在西安市任职很久，在家守丧快一年了。因为陕西省有困难，现在特意任命毕沅为陕西巡抚。不过，这是特殊情况，不是开在职守丧的先例。”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三月，因为甘肃河州发生内乱，毕沅和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率兵前往解决内乱,论功赐一品顶戴。后来，乾隆发现甘肃省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赈济而，毕沅未据实参奏，被降三品顶戴，乾隆帝让毕沅自行定罪。毕沅罚自己5万两白银，来充当军饷。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毕沅守丧期满，实授陕西巡抚。在陕西巡抚任上，毕沅曾上奏建议修建渭河平原的水利设施，筑堰开渠，以方便灌溉农田。同时他还建议在长城沿线由官方出资购买牲畜，鼓励民众发展畜牧业。但建议并未被采纳。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甘肃再度发生内乱，毕沅派兵镇压，受到爱新觉罗·弘历的奖励。
乾隆五十年二月（公元1785年），毕沅调为河南巡抚。在任期间，毕沅曾上奏请求为黄河以北诸府截留漕粮，以备赈济，又请缓征拖欠的钱粮赋税，并获得乾隆帝的嘉奖。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六月，乾隆让毕沅担任湖广总督。同年，因汝阳县（今河南汝阳）的犯人秦国栋等人迟迟没有缉获，乾隆帝将毕沅降职为陕西巡抚。
督抚各地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长江在荆江泛滥，乾隆帝再次任命毕沅为湖广总督。毕沅到任，发现荆州市有水患，因此上疏：“长江自松滋（今属湖北）流至荆江万城堤，折而东北流，荆水无处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坎、鸡嘴石坝，逼水南流，冲涮洲沙，可克壅遏。”同时，他又请修筑襄阳市等处堤坝，凿四川省、湖北一带长江的险滩，便于云南铜矿的运输。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毕沅因镇压秦巴山区的白莲教起义不力，降授山东巡抚，在任期间，毕沅上奏豁免山东所欠的赋税，得到民众的感激。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毕沅再次担任湖广总督。恰逢湖南省苗人石三保造反，毕沅奉命赴常德市、荆州市督饷。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白莲教聂人杰等造反，白莲教先后破保康、来凤县、竹山县等城市，并围攻襄阳。毕沅从辰州（今湖南沅陵）到枝江市镇压起义，后白莲教攻破当阳市，毕沅又移驻荆州，因镇压不力被解职。后因官军攻克当阳，捕获起义首领张正谟，毕沅复职，并被授予二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勋爵。毕沅率军最终擒获石三保、吴半生、等首领，奏请罢兵，留少部分兵力镇守苗疆关隘，爱新觉罗·颙琰认为首领石柳邓还未被抓到，驳回毕沅的上奏。后来擒获石柳邓，嘉庆帝命毕沅前往湖南省镇抚，毕沅上疏希望以工代赈，建樊城砖城。嘉庆二年（1797年），毕沅又建议提督移驻辰州，在花园汛增设总兵。
去世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六月，毕沅发现自己的手脚出现麻木的情况，嘉庆皇帝听说后，赐毕沅“活络丸”药物；七月，毕沅因病死于湖南辰州军营中，享年六十七岁，归葬于灵岩山的东北麓。嘉庆知道后，追封毕沅为太子太保。但因为毕沅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多次犯错，因此没加谥号。
爱新觉罗·颙琰四年（公元1799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帝查办太上皇的宠臣和珅。而毕沅曾巴结过和珅，嘉庆知道后，下令夺毕家世职，并把毕家的家产充公。
主要成就
文物保护
编撰《关中胜迹图志》
毕沅任陕西巡抚，又曾两摄兰州市之节，政务在身，堪称繁忙。但他从不放过踏勘名胜古迹察看文物保护情况的机会。他总会实地勘察地理情况，并撰写在《关中胜迹图志》中。《关中胜迹图志》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共三十卷。书中有六十一幅图，全书七十万字。《关中胜迹图志》在“古迹”中，列出了一百三十六个宫阙殿堂，一百五十个宅邸苑，一百九十个祠宇寺观，五十三座帝王陵寝，一百二十多个有名墓冢。考证校注了它的历史主人、所在方位、形状范围、时序变迁等一般情况，还特别记述了对它的维修保护情形。《关中胜迹图志》是一部研究关中历史、地理、文物古迹以及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
整修西安碑林
乾隆三十七年，毕沅抚陕后，看到当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失修，破败不堪，而且因历朝历代的权贵吏官以及有钱有势的人都通过关系把有利于自己与家族的碑刻塞进碑林，导致碑林中滥竽充数的碑刻比比皆是，为了保证碑林的文化性和历史性，毕沅决定彻底清理整修碑林。他一是组织人员维修房屋，恢复了前后堂庑，油漆装饰一新。增加了明、清展厅。对陈列的古碑石刻，都加上栏杆，以免观览者手摸足踏以致损坏。二是亲力亲为，秉公主持、一一甄别，去伪存真，将没有历史价值和民俗价值的碑刻清理出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有价值的碑刻，将损坏的修理、倒塌的扶正，洗去泥垢，认真加以保护整理。对原有碑石和收集到的新碑，精心研究，加意编排，布置陈列。碑林整修后，毕沅让政府参与到西安市的管理与维护中，“属陕西巡抚所直辖，常置守卫进行看护，冬季三个月闭锁不开，其余时间则任人观览”，使碑林得到了长久有效的制度保障。
保护古迹文物
毕沅任职陕西省后，重视古迹的保护。毕沅常利用政务之暇，或因公出差，亲赴陵寝等地寻访考察，一经确定就宪令辖地官员采取措施保护。而且毕沅常亲临陵寝墓地，考证辨识，亲自书名立碑，建立标志。被陕西人民誉为“关中地区文物的守护神”“陕西文物保护第一人”。毕沅对陕西文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整修西安碑林、保护西安城墙、翻修西岳庙、重修灞桥、保护周陵、修葺司马迁祠、修缮苏东坡祠、修葺杨贵妃墓、弘扬秦腔艺术、昌修方志、收集历史典籍等。
金石学
毕沅爱好金石碑碣，广搜博采，并深入考证研究，搜集了陕甘各地金石文字很多，在对西安碑林的大规模整修时也为金石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保障。其著录的《关中金石记》，起秦迄元，计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797块古碑石刻等，是了解、研究关中文物和古碑石刻的重要资料。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毕沅调离陕西，出任河南巡抚。在任期间，毕沅搜罗当地的金石文字，考其同异，聚而拓之，编为《中州金石记》五卷。除收录金石文字等资料之外，毕沅还《关中金石记》与《中州金石记》点评了“金石与历史互证”的观点，纠正了很多史实记载之误，得到了很多学者认可。在毕沅担任山东巡抚时，与时任山东学政阮元接触较多，后与阮元同著《山左金石志》，成书二十四卷。
史学
毕沅提出“史学当究流别”即认为史书应该分类，还提出“史学必通地理”，对指导当时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不满前人编修的宋元二代史书，立志续修《资治通鉴》。他在陕西巡抚任上，邀集邵晋涵、章学诚、王昶、孙星衍、洪亮吉等史学大家至幕中，从事续《通鉴》的编修。当时乾隆正组织力量编撰《四库全书》，朝廷广泛征集到民间所藏珍本秘籍等珍贵史料，后邵晋涵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前人未见的宋元史书，对《续资治通鉴》的编修都大有裨益。
在编写过程中，毕沅负责主编工作，亲自规划全书的修书体例、内容、方法等。《续资治通鉴》一书体例上仍沿用司马氏体例，资料上采用“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即李焘、李心传）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记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续资治通鉴》中对宋、辽、金、夏部分的记事作了重编。毕沅与其身边历史学大家用时20年，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修成《续资治通鉴》。
毕沅的另一部史学专著《史籍考》是其史书编修上的又一成就，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大型史部书籍目录。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通过章学诚的帮助编修一部《史籍考》。而此前，“朱竹坨氏(指朱彝尊 ，著有《经义考》，将经学文献分类)经义一考，为功甚铂，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问为案断 ，以折其衷。”所以，毕沅决定“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以存经纬相宜之意”。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毕沅去世。
方志学
毕沅认为“史学必通地理”，且认为地理学“有裨民生事实”，因此十分注重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和历史地理沿革变化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山海经新校正》《晋书地理志新校正》，重新校正刊刻了古城志《长安志》《三辅黄图》，此外，毕沅还和幕府太子宾客共同编了《西安府志》《长安县志》《大名县志》《常德府志》等，在嘱章学成编制《湖北通志》时，毕沅中途调任，导致《湖北通志》未成，也客观上反映了毕沅在方志学上所起到的作用。毕沅非常重视历史地理文献的辑佚工作，据洪亮吉为《晋书地理志新校正》所作的后序称，毕氏辑有多种地理著作，今所见有《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道记》。
考据校勘
毕沅著有《传经表》《通经表》等，并发表《墨子集注》，直接指明诽墨始于孟子，提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此外，毕沅另注疏《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说文解字旧音》《音同义异辨》等学术书籍。
诗歌创作
毕沅的文学水平极高，一生创作的诗歌约两千三百余首，这些诗歌绝大多数收录在了毕氏的《灵岩山人诗集》中，这部诗集经过毕氏的亲自把关、 删定，最后由幕宾分卷而辑。诗作中，纪行诗有一千二百余 首，题画诗三百余首、政务诗两百余首，另外还有少部分游仙诗、节令诗、论学诗、纪恩诗、恭和御制诗、杂诗等，题材甚为丰富。清代诗人袁枚曾夸赞：“吴中诗学，娄东为胜，二百年来，前有风洲，继有梅村，今继之者，其弁山尚书乎?”毕沅也曾自夸：“我是娄东吟社客，瓣香私淑不情。”
艺术
书画收藏
毕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书画精品，包括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朝陈洪绶的《梅石蝶图》，其中《潇湘图》《定武兰亭》《宋搨兰亭并赵子昂临本真迹》《越州石氏晋唐小楷》《怀素千字文真迹》等均为历代藏品之上乘者。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石渠宝三编》中就有多幅来自毕沅。1815年朱方增《校勘书画偶成》在该诗的夹注中曾提及：“内府书画中有杨凝式凝式神仙起居注，真迹系大学士和珅籍没之物。其他精品半属湖广总督毕沅、江西省巡抚陈淮所藏。”由此大致可以估想，毕沅在书画收藏总量方面鲜有人可及。
书画创作
从15岁起，毕沅临摹唐六如居士画本，在收藏鉴赏书画名迹的同时，毕沅也时时临摹名作小品，并创作山水花鸟扇面等作品来送给别人或自己欣赏。这在其诗集中有诸多画作自题诗亦可知，如《寒短闷坐无聊偶学九龙山人笔意写墨梅小幅题诗其上》《自题灵岩读书图五首》《写墨菊一叢记寿晓初林丈七十初度并题卷端》等。毕沅传世的花鸟画作品更丰富多样，虽依然多为模仿、借意临习的作品，但从今天来看，其模仿笔意还是较为准确。
毕沅在书法上也有一定成就，从目前存世的作品来看，他的书法作品有着浓厚的帖学风气，爱新觉罗·弘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毕沅在任陕西巡抚时，从他所写的《隶书文语横幅》中，可见他的书法结体方整，法度谨严。
历史评价
清朝性灵派三大家之一的赵翼挽联云：“羊惠犹留岘首，马援功未竞壶头。”
清朝著名学者钱泳评价：“镇洋毕秋帆先生，负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具国史。”
清末政治家赵尔巽评价：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现代学者支伟成评价毕沅：“公识量远，喜愠不形于色。遇僚屑以礼，不执己见，人人皆得尽言。苟遇大疑难，众莫识所措者，则又沈机立断，虽万口莫能夺。久莅方面，职事修举。不以察察为明，亦不以煦煦要誉。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生平笃于故旧，尤好汲引后进。”
轶事典故
才子慈母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学问渊博。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省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忠厚得福
在殿试的前一晚，毕沅和同事诸重光、童凤三两人在军机处值班。诸重光和童凤三想回家复习，因此跟毕沅商量。两个人的意思大致是，我们的书法比较好，很可能当上状元，毕沅的书法不太好，没有多大希望能成为状元。因此，两人希望毕沅能帮他们值班。毕沅想了一会，便同意了这个请求。第二天考试的时候，等卷子发下来后，毕沅发现试题和昨天夜里值班的时候，陕甘总督黄廷贵将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十分相似。因毕沅的职位是军机章京，平日里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自然看了黄廷贵的这封奏折。因此，毕沅写得得心应手。最后，考官评阅卷子的时候，虽然毕沅书法不好，但卷子立论高深，得到了第四名。而乾隆皇帝在复查的时候，发现前三名写得不合心意，等他看到了毕沅的卷子，发现毕沅写得比前三名好，因此将毕沅提为状元。而毕沅中状元后，担任翰林院修。
交好伶官
据说名伶李桂官在毕沅中进士之前就已经认识，李桂官服侍毕沅最为妥帖，不仅生病时为他“称药量水”，出入则给毕沅授随车。李桂官还为毕沅买来素册界乌丝，劝他勤习殿试卷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带着李桂官赴樱桃宴（新进进士的宴会），在座中听说李桂官到场，笑着说：“我抹一抹老眼，想见见状元夫人。”毕沅到陕西任职时，李桂官前去探望，路过金陵。袁枚见后，作长歌相赠，并为其《劝毕公习字》作序说：“如果对内助也论功赏勋，应该让夫人接受造封（若教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封）。
毕不管
“毕不管”一语，出自清人笔记《啸亭杂录》。它其实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产生的一首民谣中语：“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系指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民间似乎觉得这首民谣尚不足涵盖这三人的官场作派和丑态，于是又有民谣云：“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民谣的意思是说，毕沅身为国家大员，却不用心管事，而像蝙蝠一样，大白天“身不动摇”，但对“吸所过虫蚁”却决不含糊。
姬妾私通
据说，毕沅曾经有一位随侍他的姬妾。不过， 她与毕沅的门客私通，并决定私奔。毕沅得知这个消息后，打算杀掉他们，却被夫人阻止了。醒悟过来后，毕沅决定成全他们，并给银子让他们离开。后来，门客因缘际会，成为了官员。 没过多久，毕家就因为牵涉到相关案件获罪，家产要被清查籍没。 这时，那位门客为了给毕家还恩，假借翡翠玉盘的名义，偷偷给了毕家银子，让毕家度过难关。
家族成员
纪念地址
墓葬
毕沅生前在灵岩山后上沙村买下了水木明瑟园旧址（今属苏州市吴中区），随后又把此地扩张，并自己题名“栖托好佳”的匾额。墓的西边设立“弁山宫太保毕公祠”，祠堂中央悬挂着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乾隆书写的“福”字匾额，正中间供奉毕沅雕像，两侧供奉正室夫人及副室5人的塑像。毕沅的陵墓面对焦山的白鹤顶，前有两块神道碑，一对石狮子，还有岩羊、石虎等动物雕像，十分雄伟。墓封土南北长20米，东西宽11米半，高近2米。墓身用坚固的浇浆构筑，外形呈馒头状，直径10米，墓内还构筑3个相连的墓坑，葬7具棺木，为毕沅与其6位妻妾的合葬墓。20世纪60年代初，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10月由南京博物院发掘清理，出土大量随葬品。
其余地址
毕沅留在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古迹较多：
苏州现在的景德路刺绣研究所、环秀山庄、中医院旧址一带，原为乐圃，清代曾为毕沅故居。毕沅死后被抄家，家产入官，一家人就住在乐圃。钱咏《履园丛话》载：“毕秋帆尚书为陕西巡抚时，尝买得宋朱伯原乐圃旧地，引泉叠石，种竹栽花，拟为老年退息之所，余为辑《乐圃小志》二卷赠之。尚书殁后，家产入官，无托足之地，一家眷属尽住圃中，可慨也已。”
毕沅少时因随沈德潜读书于古镇木渎，故对木渎感情特别深厚，取号“灵岩山人”。晚年在灵岩山南麓西施洞下，筑有灵岩山馆，内有“御书楼”“九曲廊”“澄怀观”“画船”“云壑”“砚石山房”等胜迹建筑，占地四五十亩，化银10万两之多。不过毕沅自己未住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