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
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
中央官学
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最高学府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定岁试，后实行二岁一试。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刘志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汉隶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是。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历代发展
先秦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楚国与齐国稷下学宫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汉朝
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老子指归》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刘启之母窦太后“好黄帝、道德经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刘彻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
在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四子真经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
魏晋
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哲学与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谓。西汉之扬雄在《太玄·玄摊》中说：“玄者，幽摊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道德经》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两汉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李隆基”。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十六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影响广泛，泛浸及医学，后者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铸就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门阀士族士大夫致力于《道德经》、《庄子》、《周易》、《论语》、《列子》、《通玄真经》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司马睿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
刘宋
玄学馆是学习道家学说的学校。刘义隆时创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市(今属江苏省)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东海(今属江苏)徐秀、庐江县(今属安徽)何昙、颍川(今登封市东)苟子华、太原市孙宗昌、鲁郡(今山东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学者，都仰慕远道来游，称为南学。受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影响，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学，京师及地方均设。学习内容为《老子》、《庄子》，《通玄真经》、《列子》等。玄学馆．又称为南学，学者闻风丽争四馆并置．为后代分科大学之始，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玄、史、文三馆的设立，除《宋书·隐逸传》所言是“上留心艺术”使然以外①，恐怕还有借设馆来确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意味，将思想的生产纳入国家的体制。尤其是玄学，它与历史学、文学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灵魂，关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扬名教”来整肃士风，还要占据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引导士风。《宋书·何尚之传》：“立宅南郭姓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县何、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市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避，谓之南学。”可见玄学馆的设立的确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据《南史·宋明帝纪》载，总明观原设五科，因阴阳学无人，立四科。齐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学形式，影响后世专科教育的发展。）
北周
北周承西魏之后，其学制较北齐为略胜。太学之外，又有“露门学”、“虎门学”及“通道观”等。“露门学”或称“路门学”，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与“虎门馆”同为教授贵胄的学校。“通道观”立于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与宋“四学”的“玄学馆”相似，盖欲发扬道家思想，也是这时代与前代学制的史证(都见《北周书·武帝纪》)。
唐朝
唐长安玄掌馆唐都长安崇玄署辖下培养玄学人才的教学部门。又称为崇玄馆、崇玄学。其学生称为崇玄生。据《唐会要》卷六四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学子玄元皇帝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设崇玄博士1人，令学生习《道德经》、《庄子》、《通玄真经》、《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例考试”。有学生百人。天宝二年(公元742年)改称崇贤馆，称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大学士1人则由宰相担任，领两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后崇玄馆因安史叛乱一度衰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学生恢复至百人。
宋朝
宋朝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宋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岛官兼充。”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
专科学校
如汉初创立道学；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梁的历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天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刘庄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孝和阴皇后、明德皇后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
是特别教育一等亲贵子弟的贵胄学校，专门招收皇室近亲、皇太后皇后近亲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功臣的子孙入馆读书。宋代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分别在南京、西京设立两敦宗院，置大小学教授两人，专教皇族子弟，称为“宗学”，并改私立为公立。同宗学情形相似的诸王宫学、内小学，也是贵胄子弟学校。明朝的宗学在两京所属地方，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学读书。教师由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者充任。清代的贵胄学校可分宗学和旗学两种。远在入关前，就设立宗学。李世民皇太极五年(1631)，即令8～15岁的皇族子孙入宗学读书。旗学是清朝中央政府设置的、专门教育满蒙八旗及汉军八旗子弟的贵胄学校。顺治元年(1644)，诏设四所八旗官学。世宗雍正元年(1723)，又在八旗教场设八旗教场官学，每旗一所。此外，又陆续办起景山官学、八旗义学、咸安宫官学、八旗算学馆、八旗蒙古唐古忒官学、盛京官学等八旗子弟学校。
中央官学特点
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地方官学
古代地方官学自汉代开始设立。
两汉时期 刘衎元始三年(公元3年)，建立了地方学校制度，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聚曰序。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汉末建安以来，经魏、晋南北朝，长达约400年间，国家经常处于战乱、分裂与种种矛盾之中，造成官学或兴或废的状态。两晋时期，地方官学有所倡设。东晋时期的北方各国，也崇儒立学，有的亦设有地方学校。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地区如交州、荆州、晋平等地都有兴学的记载。北朝地方教育较南梁发达。特别是鲜卑族北魏立国后，采取崇儒政策，重视开办各级学校，培养统治人才。
隋唐时期 隋朝国家重归统一，但由于立国较短，虽杨坚、隋炀帝皆设庠序郡县之学，但实际上“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世”时期，教育事业也空前发展，特别是唐代前期，贞观、开元年间官学繁盛，中叶自天宝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在府州和县设有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设有直辖于太医署的府州“医学”，直辖于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
宋辽金时期 宋代地方官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开始设立，诏诸州府军监立学，学者200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撤销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辽、金立国，亦设有地方学校。辽在黄龙、兴中二府设有府学。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新置归、宁二州，翌年即为之设州学。此外，各县设县学，皆设博士、助教学官。
元代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学校，只是并未普遍设立。元代地方官学除设以上学校外，还设具有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
明代 明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学兴盛的时代。早在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有司儒学。最盛时全国合计有学校1700余所。
清代 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沿袭明制。依其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并于乡间置社学。各地均设专职学官。另外还有盛京官学，盛京官学为清代留都官学。清入关后，沈阳市成为留都，先后开设了宗学、觉罗学、八旗左右翼官学等，各官学的满汉教习，由将军奏请奉天五部侍郎府丞内简派两人、会同将军一起出题考试，选拔范围局限于奉天满汉利甲出身人员。试卷经钦定后循序换补。各官学的管理，学生的收选和分派办法与京师官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