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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宋濂

宋濂（公元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金华县）。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幼时聪慧，博学强记，体弱多病，六岁能诵读古书，九岁能作诗，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师从吴莱、柳贯、黄溍等元末大儒。元朝至正中被荐授翰林编修，宋濂推辞隐居龙门山著书近十余年。明朝初期应明太祖朱元璋召至应天 (今江苏南京) ，担任江南儒学提举，兼教授太子朱标的《五经》老师。不久后改撰起居注，与刘基常陪伴朱元璋左右，被视为顾问。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任命为修《元史》总裁官，八月书成授升翰林学士。中间也曾因获罪被弹劾贬官，后又被召回历任国子司业、礼部主事、赞善大夫等。宋濂先后辅导太子十余年，多以礼法规谏，太子也尊称其为师父，并深得太祖宠信。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告老辞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长孙宋慎因胡惟庸党一案连坐获死罪，经皇后与太子全力相救宋濂才免于死罪至茂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宋濂于州去世（今重庆奉节），终年七十二岁。明武宗正德年间追封谥号“文宪”，每年春秋两季于埋葬地祭祀以表纪念。

宋濂为明朝开国第一文臣，朝廷文字、礼乐典章多出其手，在哲学思想、文学理论及创作、明初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著有《龙门子》《浦阳人物记》《洪武圣政记》《周礼集说》《孝经新说》《燕书》《萝山杂言》及《宋学士文集》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濂出生于元朝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阴历十月十三日。祖籍为金华潜溪，至宋濂一代搬迁至浦江县，为浦江青萝山人。宋濂因未足月而生，幼时体弱多病，幸得母亲与祖母悉心照顾，才健康长大。

少时机敏聪慧，五岁能诗，九岁善属文，当时号为神童。六岁入学时，其师包廷藻教授他李瀚的《蒙求》，一日便完成，之后每日能记下二千馀言。秀才及修习课业的学生日暮回乡，他们所读的书，问及宋濂都能诵读。

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宋濂十五岁时，里人张继之见他善记诵，劝他父亲择名师教之。入城府师从闻人梦吉先生，习《易》、《诗》、《书》、《春秋》，闭门读书数月不出。后来宋濂多方拜名人学士，二十岁便以文扬名。二十二岁时吴莱在诸暨白门阐教，宋濂带着粮食去拜师，总是取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而昼夜研究。之后宋濂娶妻生子备考科考，辞别老师回乡。中间又拜柳贯、黄溍为师，宋濂学识出众，柳贯、黄皆自叹不如。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二十六岁的宋濂到郑义门教书，曾至杭州市、钱塘参加乡试落第。三十岁时，便把家业分给子侄，朝夕只专注读书著述书册。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四十岁的宋濂因危素举荐授为翰林编修，但他以父母年老为由坚辞不就，之后又到仙华山入仙为道士，实则入山闭门著书。期间编著出《浦阳人物记》《书浦阳朱氏族谱序》《萝山杂言》《龙门子凝道记》《燕书》等众多书篇。

开国文臣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因李善长的推荐，朱元璋遣樊观奉书币来征召，宋濂与刘基、章溢等人结伴前往南京应天辅佐朱元璋。同年七月，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旨入内，教授皇太子朱标经学，宋濂教授时认真严格，遇纲常大义总是讲解得很清晰，再三讲解不知疲倦，朱元璋很是欣赏。之后宋濂担任起居注官，与刘基侍奉朱元璋左右，刘基豪迈辅佐军中谋议、宋濂自称儒者，辅佐朱元璋知无不言，补益甚众。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十五日宋濂卧病，三十日朱元璋赐金箔令其返乡修养，期间致书太子劝其进修，甚得朱元璋心，赐以绮帛，还令太子回信给宋濂。八月宋父去世服丧，此后几年迁居青萝山房，作《萝山迁居志》。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诏回宋濂，命其担任总裁官，编修元史。八月书成，升任翰林院学士。第二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宋濂等续修，六月再成，赐金帛。七月，宋濂上朝有失被参劾，降为编修，十二月提拔为国子司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因宋濂对孔子祭礼有反对意见，使得朱元璋不悦，被贬至安远知县。十一月，召还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二月，宋濂升任为太子赞善大夫。当时明太祖着重文治天下，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中年少才华优异者提拔为编修，入宫中文化堂学习，让宋濂担任他们的老师。宋濂担任太子先生十余年，皇太子一言一动，皆以礼法规劝正道，每当读到关于政教、前世兴亡之故，宋濂必拱手扬言曰：君国子民之道，当如是，不当如彼。并推及到人情物理，以明其义。皇太子每每都严肃受纳教诲，行礼拜之，言行均遵称宋濂为师父。

宋濂随侍朱元璋左右，作为顾问为他解答疑惑，尽忠职守。朱元璋剖符封赏功臣，召宋濂商议五等封爵，留宿大本堂，通宵讨论，参考汉唐史实视量而上奏。大雨连日不停，朱元璋问他是否预示有灾难或吉祥，他以春秋为例称祥瑞是因天子仁义来宽慰朱元璋。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获罪，宋濂劝解朱元璋体恤亲戚之情谊，免其死罪贬至远地安置。驾车去方丘祭祀时，朱元璋心神不宁，宋濂从容安慰他说养心要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情平静身处泰然。朱元璋曾询问他帝王之学，并问哪些书最值得看，宋濂推荐《大学衍义》，于是朱元璋下令把这本书的内容用大字刻在大殿两边廊壁上。不久后朱元璋与众大臣亲临西廊，他让宋濂讲析《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之学中的一段，待宋濂讲完，朱元璋评价称刘彻治理天下的弊病，为人之主要仁义治理民心，而不是严苛酷刑。太祖又问三代国运及封疆大小，宋濂回复天子应以仁义治理天下，以身作则的道理。太祖曾命他七步作诗咏鹰，他诗中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太祖非常认可。以上可知宋濂颇受朱元璋看重，总是顺势劝谏、忠心辅佐朱元璋以仁义治理国家。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三十日，宋濂被提拔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仍兼太子赞善，其父宋文昭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母陈氏赠淑人。朱元璋又任命宋濂与詹同、乐韶凤同修《大明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皇明宝训》。九月，朱元璋想任命他政事官，他推辞说他只擅长文墨，有幸待在宫里已是皇上的大恩，不愿再担任其他职务。十一月，宋濂受诏为编修《大明律》总裁官，次年二月成。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宋濂受命考定丧礼服制，编撰《孝慈录》颁发天下。十二月，与乐韶凤等编《明太祖文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圣政记》编成。九月，宋濂跟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市四王在中都阅兵讲武，太祖得舆图《梁古迹》一卷，差使人赐太子，在外卷题字要求宋濂访询，随处讲解。太子将地图拿给宋濂看，宋濂便逐一举陈随事讲解，对太子很有规劝告诫的作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正月，朱元璋下令宋濂等人定议王国所用礼，五月议丧服之制。六月，朱元璋以宋濂功劳多特授他翰林学士承旨，嘉义市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又授宋濂之孙宋慎为殿廷仪礼司序班，二儿子宋璲为中书舍人。七月，因宋濂年迈体衰、艰于行步，朱元璋诏太子选良马赐给他，并亲作《赐学士宋濂白马歌》以示荣耀。

荣诏致仕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一月，朱元璋考虑到宋濂年事已高，亲自颁旨让宋濂致仕，赠送赐《御制文集》及绮帛，并加赠其父宋文昭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母陈氏赠淑人，祖父为亚中大夫、大常少卿，祖母淑嘉皇贵妃为淑人，夫人贾氏为淑人。因宋濂与朱元璋常年朝夕相处，朱元璋非常不舍得，问宋濂走了之后何时再来相见，又挽留他再留一段时间。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正月，宋濂正式向朱元璋辞行回到金华市，会见族人等事宜后，六月又归浦江县。建了一间安静的屋子，终日闭户述，外人难得一见。七月，宋濂的文集《宋学士文粹》刊刻。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九月一日，宋濂前往南京朝拜太祖与太子，作《与仪靖札》。十月，朱元璋召宋濂游观心亭，命宋濂作《观心亭记》。宋濂离开南京后，朱元璋多次召见询问宋其父亲的行程，是否平安到达，可见朱元璋思念宋濂之切。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十二月、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二月十六日，宋濂又两次去往南京拜见太祖。

老而罹祸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十一月，宋濂的长孙宋慎因胡惟庸一案获罪，宋濂一家连坐被判死刑。宋慎与宋璲坐法死，宋濂得皇后和太子全力相救，称民间之师尚不忘恭敬，况宋先生亲自教授太子与诸王，更不忍心杀之，且其久居家乡，并不知朝廷之事。之后朱元璋才放过宋濂，将其发放自茂州。临行前，宋濂将遗稿画像交付门人郑柏，并书四语话别，又致书方孝孺，以古贤哲之事勉励他。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宋濂前往茂州的路途上，在夔州（今重庆奉节）生病，拒食约二十多日而去世，终年七十二岁，知事叶以从将其葬于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椿仰慕宋濂大名，迁葬成都华阳县东十五里。成化年间，迁葬成都东门外。

朱祐樘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四川省巡抚马俊以宋濂的功劳上奏皇上，乞请明孝宗体恤审察。于是，明孝宗便将此事下到礼部商议，恢复宋濂原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正德年间，又追封谥号“文宪”。

主要思想与影响

理学思想

宋濂的理学思想融汇百家，理学倾向颇有争论。他的几位老师，黄溍、柳贯、吴莱、闻人梦吉等，皆为朱熹后学弟子，可谓是朱学正宗嫡传。也有人认为宋濂治学方法简单直接，与北山四先生的繁并不相同，而是与宋陆九渊、元吴澄接近，当为陆学正传。宋濂又对吕祖谦非常推崇，受其影响，他对经学和历史学都很重视。

从宋濂的天道观来看，他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玄妙莫测的道，道无形无象，但又永恒存在。道是万物化育流行的来源，具有本体意义；而气则是道与万物之间逻辑上的中介，元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的相感相应生成天地万物与人。这与程朱以理（即道）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是一致的。但同时宋濂又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心为“万理之原”，“无大不包，无小不涵”，理与物皆为心中本来具有，这又与陆学“心即理”近似。宋濂的治学方法包括持敬、主静与致知，主张“用致知为进学之方，籍持敬为涵养之地”，强调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他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对朱、陆二家之学的和会是元代以来朱、陆合流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宋乾、淳之际，吕祖谦在金华丽泽书院授徒讲学，开创金华学派。金华学派的学者多博学多识，务实致用，注重经史之学。宋濂对吕祖谦非常推崇，受其影响，他对经学和历史学都很重视。他认为“六经皆心学，心中之理无不具，六经之言无不该”，必须以理视经，才能避免文章家以及汉儒治经中的肤浅、支离之病。关于经史关系，宋濂提出经史不可“歧而二之”的观点，从而抬高了史学的地位，肯定了治史的必要性。因此，宋濂的理学思想是和会朱陆、兼及吕学。

佛教思想

宋濂与佛教的因缘颇深，自幼就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以后，他广阅佛典，著有参禅之作，并与高僧大德过往频繁，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序跋碑铭等文章。对于佛教内部的宗派分歧，宋濂主张教禅双修，各派内部不应同室操戈，互相攻击。在儒释关系上，他坚持儒释一贯，肯定佛教在辅助治化方面的作用，并援佛入儒，以儒释佛，对儒释二家的思想进行会通。

道家、道教思想

宋濂自幼就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更是曾入仙华山为道士，与道教徒的联系广密，创作的与道家、道教有关的文章有六十余篇。宋濂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道家、道教有补于治化的作用。他认为道家、道教远可以治国、近可以修身，为有益之学。他以战后民生凋敝的西汉初年，统治者以“清静”“无为”之教治理天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力快速恢复；东汉张道陵创建的道教有千年而不绝，其子孙成为朝廷高官福运相承等为例，举证说明遵守道家规范可治天下。受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又提出了“弗扰”“弗逸”“弗察”“弗烦”的政治主张。宋濂还以老子的道家方法修身，称君子要获得敦厚、质直、朴素的纯朴之德，就要如婴儿一样，通过清虚自守、排除物欲以“养其聪，晦其明，忘其味”，从而回归自然无欲的本然状态。宋濂还吸收庄子的“无用之用”的思想，他以大象、河蚌、翠鸟、松树、犀牛、麝、雉等的命运为例，说明物以有用而受到伤害，君子要想安顺处世，也要尚柔贵谦、与世不争。宋濂年幼时体弱，与修道之士长期接触，并且熟读大量道教典籍，会用道教的存神、服气之术来养生保健，还会道教的内丹修炼术。对于道教徒的祷雨役雷之术，宋濂也加以认可，肯定他们在感鬼神、御灾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他却以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来加以解释。对于道教的南北宗之别，宋濂主张双修双证，反对将“性”“命”歧而二之，以辩证的态度看待道家。著有《禄命辨》，表明自己不相信星相占卜之术。但是他的其他文章如《赣州圣济庙灵迹碑》就记载了庙中的种种灵异之事，这是他的自相矛盾之处。宋濂认为道家学说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少消极之处，例如，对后世道家学说中灭弃人伦这一点，以及道家宣扬长生不老、迷惑帝王的方术之士，应该予以扬弃。

文学思想

元代在学术上融会贯通，随着理学“流而为文”趋势的形成，出现了“理学与文学两相浸润”的局面。与之相应，在文道关系上，也表现出文道并重、文道合一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宋濂的文学观念形成了义理、文章、事功三者为一，体现出对理学家、古文家文学观兼容并蓄的特点。

文道合一

宋濂所理解的“文”与“道”都是广义的，不管是“天地自然之文”，还是表现物理、发明事功的“辞翰之文”，都离不开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即广义的“道”。所以，先有道后有文，但道无形无象，必须靠文才能够彰显。宋儒论文、道关系，多倡“文以载道”之说，有因道废文的倾向；北宋中期以后，欧阳修、曾巩等古文家已开始向文倾斜；到了“三苏”，道偏于艺术规律的行文之道，失去与文抗衡的地位，消融于文之中。宋濂对两家的观点进行了会通，认为道无所不在，充塞天地。但道并不易明，释经也可以明道，作文也可以明道，不能因文害道，也不可因道而废文。

宋濂认为文有三等：上等之文即是理学家之文，中等之文即是古文家之文，而对专以文辞为能事则为下等文。宋濂受金华学派务实致用的思想影响，在道与文两方面都主张尚用，他认为文章可以明道、立教，辅俗化民，能够达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效果。

宗经师古

宋濂早年有志于文言文辞，曾热衷于学习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司马相如、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等诸家之文。后来，他师从“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对于他重文轻道的倾向，黄溍曾教诲他学文要以六经为根本，而司马迁、班固的二史是文章的波澜灵动之气，这番话使宋濂惊觉顿悟，于是他把笔砚全都销毁，找来六经重新学习，形成了宗经的文学观。宋濂坚持文道合一，而圣人之文则是阐明道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六经又是圣人之文的经典，因此为文应效法圣人，以六经为楷式，若为文而背于经，专以文辞华美为工，则非文。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列举了九种乖经背道的情状，认为它们都属于“非文”一类。他提出了两项原则：首先，要洞晓六经的义理，从而掌握判断和评价人情、事理的标准，从而使文章的内容与六经相符；其次，在形式方面，要学习六经的文法。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称后代各种类型的文体都可以在六经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宋濂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指出“五经各备文之众法”。宋濂的复古主张，不但要通过宗经以颜师古之道，还要通过宗经以师古之文。

为文必在养气

宋濂的理学思想很重视气，如果能够正确地培养扩充它，就可以与道并存。以道为中介，他进一步把气与文沟通起来，提出了“为文必在养气”的作家修养论。他主张君子要“攻内而不攻外，图大而不图小”，所谓“攻内”“图大”就是指养气，即涵养创作主体的道德精神。他对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认为文由心生，而心则“主乎身”，“为文必在养气”的观点也受到了孟子“知言”、“养气”和韩愈“气盛言宜”思想的影响，要获得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必须用正义去培养它，使之充溢上下四方，无所不在。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够辨别各种错误的言辞。宋濂又把处于不同环境下作家所创作的文章分为山林之文和台阁之文。隐于山林者创作的文章文气瑟缩而枯槁；身处庙堂者创作的文章雄壮富丽，文气的差别，并非上天所赋之才不同，而是“所居之地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诗文本出于一原

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念也影响到宋濂的诗学观。他论诗强调诗歌的伦理教化功能，认为诗与文在内容及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他认为诗与文的区别只在音乐属性上，反对后世的儒者、诗人之分，认为这导致了“仁义道德之辞”成为诗家大忌，而“风花烟鸟之章”则充斥于诗作，主张诗歌在内容上要与文一样，“无纤弗，无钜弗涵”，不能排斥“仁义道德之辞”。诗歌要以得其“性情之正”为标准，有补于治化。宋濂认为《诗》三百篇正是雅正平和的典范，作诗欲得“性情之正”，必须以《诗》三百篇为宗。可见，宋濂的“诗文本出于一原”论的实质就是主张诗歌要“载道宗经”，发挥经世致用功能，为其文学事功论张本。

主要作品

宋濂以文知名于世，散文创作成就较高者主要是传记文、寓言及游记文等。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诸子辩》《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潜溪内外集》三十卷、《銮坡集》二十五卷、《萝山吟稿》二卷、《浦阳人物记》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园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记》二卷、《朝京稿》五卷等。还著有《篇海类编》20卷，《洪武正韵》16卷。他曾主编《元史》210卷。除《洪武圣政记》一向单行及《元史》集体所撰外，其它作品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亦称《宋文宪公全集》或《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其中《送东阳马生序》收录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下学期文言文单元。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人物评价

元代文学家柳贯：吾邦文献，浙东地区为盛，吾老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景濂耳。

元明政治家文学家刘基：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

元明文人陶安：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叶琛。

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书画家杨维祯：入青萝山中，不下书屋若干年。得郑氏所蓄书数万卷，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著书凡千万言，文师性，性师道，道师先圣先王，未尝以某代家数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为吾文之体。

明朝官员王：①旷不简饬。宾客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方羊梅花闲，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岭云出，没岩扉闲，悠然自乐，世俗生产作业皆不暇顾。其为人与文如此。 ②吾观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气前无古人，使其生（司马）迁时，与之相颉，不知其孰先后矣。而其足迹未尝逾乡里，岂世之称迁者不足信耶。迁生龙门，而景濂亦着书龙门山，其所着书与迁六经异传，整齐百家语，以成一家之言何异。然迁谓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后至其身亦五百岁，自待太重，亦见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谦谦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异耶。

朱元璋朱元璋：①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明史》引）②浙东人才，惟卿与王祎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祎；学部之博，祎不如卿。③纯臣哉尔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

明朝思想家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公之所能者，皆众人之所难勉，而未尝自以为足。其所遇者，皆众人之所难处，则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超伦，控宇宙而独立，后天地而长存者乎。

朱瞻基朱瞻基：洪武年间，学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刘三吾；永乐初年，则有解缙、胡广。

明朝刑部尚书彭韶：春日载阳，列宿繁张。江流汤汤，是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学问之长，御敌辅夏。正我纲常，功在万世。其曷敢忘。

清代官员张廷玉：①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源。宋濂、王袆、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格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矣。②太祖既下集庆，所至收揽豪隽，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为杰出。基、濂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而基则运筹帷幄，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

轶事典故

母梦异僧

宋濂未出生前，他母亲曾梦见一僧人，手写经书告诉她，他是永明的僧人永明延寿，想借此室以终了此卷。宋濂的母亲梦醒后宋濂便出生了。因此宋濂自觉与佛教很有因缘。

借书守信

宋濂少时好学，但家境贫寒无书可读，只能向家里有藏书的人借阅抄录，算好时间去还。天气寒冷时，砚台结冰，手指冻到无法屈伸，宋濂仍然坚持抄写，抄写完马上送回，不敢逾越约定的还书日期。于是很多人都愿意借书给他，他也因此遍观群书。

诚恳谨慎

宋濂性情诚恳谨慎，对朱元璋非常忠心，二人的交谈对话，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应制所写的作品，也会将其草稿删毁。曾在居室的墙壁上写“温树”二字，有人向他问及宫内之事，他指二字来给他们看。宋濂在朱元璋面前所陈说的事情，质朴无隐，就算是家事，只要朱元璋有问，他也一一回答。一次明太祖让人暗中监视宋濂，第二日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谁去做客，吃了什么食物，宋濂都如实相告，明太祖笑着说宋濂不会欺骗他。后来明太祖又问他群臣谁是好人，宋濂只列举那些与他交好的，称好的臣子是朋友，知道底细，不好的人没交往不知道。

黍子写字

宋濂相貌丰伟，满脸美，眼睛却很明亮，能在一粒黍子上面写几个字。

劝谏天子

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太祖大怒，以此询问廷臣的看法。有的大臣指责他为不敬，但宋濂却认为茹太素是尽忠于皇帝的，劝谏皇帝广开言路。不久之后，太祖翻阅茹太素的上书，觉得有不少可取之处，于是便将廷臣全部召来责问，又当场称赞宋濂是贤者。

太祖宠待

宋濂陪伴太祖朝夕相处，十分受太祖重视与亲近。闲暇时宋濂来见，太祖都要下令设座上茶。早晨见宋濂也会下令做膳招待，有问题也会反复咨询他，常常谈到夜半才作罢。宋濂不会饮酒，而太祖有一次硬让他喝了三觞，使他醉得行不成步，太祖见他这样，十分高兴，并亲自作《楚辞集解》一章，又下令词臣作《醉学士诗》。太祖还曾调甘露入汤中，并亲手舀给宋濂喝，说这能治病、延年益寿，愿与宋濂共享它。又诏太子赏赐宋濂良马，同样制《白马歌》一章，命侍臣和诗。宋濂致仕时，太祖赏赐他《御制文集》及绮帛，问及宋濂为六十八岁，太祖让他珍藏此绮帛三十二年，可作百岁衣。

声名远播

宋濂从小至老没有一日不读书，所以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齐名。朝廷的郊社聂氏宗祠山川百神之典，再到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都是委托委濂，所以人人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登门向宋濂乞求文章的纷至沓来，外国贡使也知道他的声名，多次询问宋先生的身体状况，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都尊称他为“司马迁”，而不以称姓氏。明朝时日本曾派遣使者奉敕请文，献以百金，宋濂却拒绝，太祖问他原因，他说天朝侍从之官接受小国礼金，这不是大国的做法。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大量购买、翻刻宋濂的文集。在国内已遗失的《萝山集》便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发现了抄本。

马皇后力救

宋濂因长孙宋慎连坐胡惟庸党，当时宋濂已在金华老家，亦被执至南京定死罪。马皇后与皇太子极力援救，马皇后对朱元璋说：民间为子弟聘请老师，尚且以礼相待，更何况天子，而且宋濂久居家中，必不知情朝廷之事。”明太祖不听劝，之后马皇后侍奉太祖进食，不奉酒肉，太祖问她原因，她说：“妾身在为宋先生做福事。”太祖怆然的放下了筷子。第二日便宣布赦免宋濂死罪，安置到茂州。

与郑义门之情

宋濂二十六岁时，接任老师柳贯、吴莱到浦江郑义门家族的学堂东明精舍执教。浦江义门郑氏是元末明初江南著姓大族，由五世祖郑德璋创立，规定族中年满十六岁者必须入学读书。宋濂在此执教二十余年，受业者一门凡四十馀人，学成者多得高官厚禄。宋濂出仕后还向朱元璋称赞郑氏家风，给朱元璋留下了良好印象。在其影响下，朱元璋曾多次诏见郑氏族人，赐书、授官并免税赋。郑氏家族能与朱明王朝建立起良好关系，宋濂可谓功不可没。宋濂还参与了郑义门《郑氏规范》的整理增订工作，增补了睦族恤邻和戒勉之训，强化了优老、出仕、不惑释老之说，从而把家规提到一个新高度。对于宋濂为郑义门所作的贡献，郑氏族人铭记不忘。

郑义门的孝义之风、重教传统、丰富藏书等也使宋濂受益匪浅。宋濂在郑义门得藏书万卷，书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学成著书不下千万词句。宋濂的许多文稿，如《潜溪集》《浦阳人物记》《燕书》《萝山杂言》《龙门子凝道记》等均作于教授浦江之时。郑义门还帮助宋濂编集文稿，并付梓刊行，如宋濂《潜溪集》十卷、《潜溪后集》十卷，《宋学士续文粹》十卷、《宋学士续文粹》十卷等均是郑氏门人编集刻印。在长期交往中，宋濂与郑义门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郑源之子郑棣。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宋濂携全家迁居浦江，与郑氏为邻。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宋濂故居

宋濂故居遗址位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上柳家村，故居遗址约1268平方米，“宋濂故居遗址”的石碑则在潜溪南岸、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古老寺庙禅定寺的一片农田里立着，由1996年底金华县政府竖立的。但当地的村民称真正的宋濂故居并不在石碑竖立的地方，而是石碑的后方，禅定古寺的西北角，那里古代叫作宋宅村，宋濂整个家族都住在那儿。宋濂在《萝山迁居志》一文中称：“余世居金华孝善里之潜溪，其地在县东七十里禅定院侧。”因当时金华县政府拨款确定宋濂故居的位置，最后于禅定古寺的西北角挖到了古建筑的瓦片，方才确定宋濂故居遗址。这里是宋濂的出生地，他于此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二十年。据爱新觉罗·旻宁《金华县志》载：“元至正十年，濂复迁居浦江青萝山，匾曰潜溪，示不忘本也。十九年，还居潜溪。”

净居寺路

净居寺路位于成都东二环外，因古代净居寺得名，宋濂的坟墓就在这里。因为宋濂之故，净居寺在明代闻名，与武侯祠、青羊宫等齐名的大寺庙，但现寺庙已不复存在。王士祯的《秦蜀驿程记》中这样记载：“过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宝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

宋濂祠堂

宋濂祠堂位于浙江金华兰溪市梅江镇宋宅村。祠堂里挂着宋濂的名篇《送东阳马生序》，在祠堂之上，则是高悬的三块匾额“开国元儒”“太史第”“文宪公”。两边长廊，详细描绘了宋濂跌宕坎坷又波澜壮阔的一生。正中央，则是一尊宋濂彩塑造像。2005年兰溪市政府公布宋濂祠堂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因无人修缮而破败不堪，后2010年由柳贯21世子孙柳哲发起的宋濂700周年纪念活动的呼吁而得到重视，并修缮一新。并在浦江县郑宅镇有一条宋濂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