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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开创“金华学派”（又名“婺学”“吕学”），与朱熹、张并称“东南三贤”。

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自幼随父在福建任所，师从林之奇。至杭州市，师从汪应辰和胡宪等人。后以祖致仕恩，补为将仕郎。隆兴元年（1163），其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获赐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特授左从政郎。乾道二年（1166），回乡为母守孝。乾道六年（1170），重新担任太学博士，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其父去世，久居明招山守墓服丧。淳熙三年（1176年），因李焘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因参与修订《徽宗皇帝实录》《圣宋文海》，得到了赵昚的褒扬。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参加“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入葬明招山麓吕姓家族墓地。嘉定九年（1216年），赵扩赐谥号“成”；嘉熙二年（1238年），赵昀改谥“忠亮”；景定二年（1261年），追封吕祖谦为开封伯，配享孔子庙。

吕祖谦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折中调和朱熹理学、陆姓心学，对永康市学派、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也有所吸收，为学讲求务实致用，兼取诸家之长。吕祖谦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易说》《春秋左氏传说》《周易系辞精义》《历代制度详说》等，并与朱熹合编《近思录》。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曰：伯恭有龟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之华而不易。

人物生平

官宦世家

吕姓祖上多出官宦，早在后唐时期，先祖吕梦奇便在后唐的政权中，担任过御史中丞、北京副留守、户部侍郎等重要职务；八世伯祖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高中状元，在北宋赵光义、赵恒两朝三次为相；七世祖吕夷简于咸平（1000）三年中进士，以太尉致仕；到了高祖吕希哲，自其以下均在朝为官，其中曾祖父吕好问在赵桓时担任御史中丞、兵部尚书，后于建炎年间携全家避难南迁，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受封东莱郡侯，自此定居婺州；祖父吕中官至右朝请郎。父亲吕大器官至右朝散郎，其从小接受父亲吕弸中和伯父吕本中的家教，早已成为了饱读诗书、博通众学的名儒，后来又向岳父曾几受学经术和诗文，尽得其传，母亲曾氏则为广西转运使曾几之女，世代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自幼精通诗书翰墨。

绍兴七年（1137），出生于广西桂林的吕祖谦，自幼便在父母的教导下，开始了启蒙教育。吕大器与几位兄弟开设“豹隐堂”讲学后，吕祖谦也时常到此听课，其展现出的见识要高于年长的学生；未几，又受到了致仕回乡的伯祖吕本中教导。至九岁时，吕祖谦早已读完《孝经》《论语》《孟子》和《诗经》《礼记》等书，进而开始读《春秋》及其“三传”以及《史记》之类的史籍；绍兴十八年（1148），因祖父吕弸中的逝世，恩补为将侍郎。

从师问学

本可以靠先人之萌而步入仕途的吕祖谦却并未看重，而是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为此，绍兴二十五年（1157)，吕大器调任福建提刑司干官，随父前往福建省的吕祖谦旋即拜在福州市讲学的林之奇为师。林之奇字少颖，又字拙斋，福建侯官人，绍兴十九年（1149)中进士，授长汀县尉，曾师从吕祖谦伯祖吕本中。吕本中曾“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林之奇对此教诲深有领悟，且多有发挥，其与吕大器也是甚为友善。林之奇反对王安石新学，倡导伊洛之学，对于吕祖谦学术根底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绍兴市二十六年（1158)年底，由于吕大器与朱熹父亲朱松相知，所以在同安区主簿任满携家眷北归隆安经过福州时，朱熹特意登门拜，从而与吕祖谦初次相识并在日后成为了莫逆之交。

林之奇在长汀尉任上被荐，入京为秘书省正字后，吕大器忙于政务，不能专心致志教导儿子，转而命吕祖谦求学于胡宪。胡宪为程门私淑弟子胡安国的从子，长期从胡安国学，会悟程氏之说。适值朝廷禁止伊洛之学，胡宪与乡人刘白水私下寻访程门之书。因见所学与世相背，于是毅然辞别诸生归隐故山，决意不再出仕，力田卖药，以养其亲。随后，受到胡安国推荐，赵构下诏特征胡宪出山，赐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学教授；胡宪短期担任建州学教授一职后，再次归隐山中讲学授徒。吕祖谦从学胡宪期间，深受胡安国与湖湘学派在《论语》学、《春秋》历史学的影响，为其后来的集经史文献之学和义理之学打下了基础。绍兴二十七（1157）春，吕祖谦入京应试礼部，不中；四月，授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同年十月，因父亲吕大器任职期满，吕祖谦拜别胡宪；随父回到婺州的吕祖谦听从父亲之命，拜汪应辰为师。汪应辰曾知于赵鼎和吕本中，但其学术风格更接近吕本中，也是吕祖谦一生之中丛学最久的一位老师。

及第与讲学

绍兴三十一年（1161），吕祖谦被朝廷授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绍兴三十二年（1162），参加两浙转运司的秩试，得了第二名，并结识了一同考试的陈亮，二人日后成为了莫逆之交。隆兴元年（1163）春，吕祖谦先是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位列第六，获赐进士及第，改左迪功郎，接着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登上第。赵昚特下诏授左从政郎，并减少了二年磨勘期。吕祖谦及第后，没有回到建德市，继续担任桐庐县县尉，转而耐心等待朝廷的再分配。年末，朱熹因入都奏事南归途经婺州，多年未见的二人专程游历了金华市名山，期间进行了学术上的交流和讨论。隆兴二年（1164），朝廷授予吕祖谦“南外宗学教授”一职；吕祖谦赴任之时，将母亲曾氏接到了任所泉州市奉养。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表，从中流露了其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

乾道二年（1166），母亲曾氏由于外祖父曾几的骇然离世而悲伤过度，于返程舟中病逝。遭此变故，怀着悲痛心情的吕祖谦护送母亲灵柩返回婺州；乾道三年（1167）春，将母亲安葬于武义明招山祖，并在明招山守墓，附近慕名前来问学之人不在少数。鉴于人数太多，吕祖谦索性在明招寺设坛讲学，而后考虑到明招寺地处偏僻，便在豹隐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取名“丽泽学堂”。期间，吕祖谦编写了《古文关键》《诗律武库》《东莱左氏博议》等教材，并制定了11条学规，除此以外，其还非常关注朝廷的政事，对于赵昚对理学不感兴趣非常担忧，特地曾写信给汪应辰，让恩师借回京入对之机，劝谏宋孝宗接受理学思想。

出仕从政

乾道五年（1169），结束丁忧的吕祖谦由“南外宗学教授”改任太学博士。对此吕祖谦非常欣慰，因为由太学博士很有机会成为经筵讲官，而经筵讲官则有直接和皇帝见面的机会。不过，任太学博士数月之后，吕祖谦改为添差严州州学教授。此时的严州知府张栻曾师从于胡宏，而胡宏则是胡宪的堂兄。于是，拥有相同学术旨趣的二人一见如故，在张栻的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而明招山讲学时所制定的学规也在这时拿到州学中正式施行并加以完善，由此也成为了吕祖谦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任职严州州学教授期间，吕祖谦撰写了《己丑课程》《己丑所编》，并着手编写《春秋讲义》。

乾道六年（1170），吕祖谦从严州被召还，重新担任太学博士，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才有了真正接近赵昚的机会。回京不久，吕祖谦上疏孝宗，一是希望孝宗恢明理学，二是亲贤远，三是通盘筹划“恢复大事”；乾道七年（1171），改任左宣教郎召试馆职的吕祖谦再次上疏孝宗，批评了在抗金问题上存在的“一切不为”与“一切亟为”的两种倾向，同时呼吁宋孝宗广开言路。期间，吕祖谦和各地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以书信形式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乾道八年（1172），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期间结识了陆九渊。不料，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因父亲的逝世而再次离职，回乡守孝。

探亲访友

丁忧期间，前来问学之人重新聚集，人数多达三百余人，而吕祖谦对于问学之人也是倾囊相授，倾注了不少心血。时间一长，陆九渊、汪应辰等人开始担心吕祖谦，纷纷来信劝说其不要在悲伤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吕祖谦接受了忠告，于淳熙元年（1174）遣散了问学之人，期间考订了《丧葬礼》《祭礼》。同年，结束丁忧的吕祖谦复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吕祖谦相约潘叔度前往会稽郡，一则希望通过游历山川名胜，以期从丧父之痛中解脱出来，其次是顺便探视外祖母。到达会稽后，又同伯舅叔等人泛舟鉴湖，特地拜访了苏轼后人，也是名儒的苏仁仲。为此，吕祖谦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入越记》的游记，也是其一生之中唯一的游记。事后，不尽兴的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天台雁荡山；但还没出行，就收到朱熹的来信，信中告知了朱熹准备次年开春将前来探望，遂取消了雁荡山的行程。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市。吕祖谦便从金华出发，前往福建省，访问朱熹。到达隆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期间，两人共同研读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一致认为四人的理学著作广大宏博，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于是，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名为《近思录》，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接着朱熹不仅陪同吕祖谦外出观察了近一个月，二人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致。

鹅湖之会

吕祖谦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即居中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使二者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为此，吕祖谦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往江西上饶鹅湖寺与朱熹见面，史称“鹅湖之会”。此次会面还吸引了浙江省学者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以及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邹斌等人列席旁听。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即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接着陆九龄赋诗一首，认为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不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对此，陆九渊持完全相同的观点。随后，二陆再次赋诗骂朱熹“支离”，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双方激烈地辩论了三天，最终不欢而散。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则更倾向朱熹的主张，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并委婉地批评了陆九渊的认识论流于空疏。基于这样的认识，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其曾给邢邦用去信提及此事。信中，吕祖谦主张“讲贯通绎”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或许有人因此而“支离泛滥”，这也是他本人没有真正领悟“讲贯通绎”的精髓，而使用不当所致，不能由此归咎于“讲贯通绎”这一法则，继而进一步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经过吕祖谦的耐心开导，陆九龄放弃了其在鹅湖之会坚持的观点，但陆九渊却始终不为所动。

史馆修书

淳熙三年（1176年），因礼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李焘推荐，吕祖谦出任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重修《徽宗皇帝实录》。由于期限紧迫，到任后的吕祖谦全力以赴开展工作，先是短时间内校勘出原稿一百多卷的《徽宗皇帝实录》错误甚多，接着通过广泛收集资料，详加考订和整理，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修订，共二百卷。淳熙四年（1177)，实录院进呈《徽宗皇帝实录》，赵昚御览后，大为高兴，便召见吕祖谦。吕祖谦借此之机面呈奏表，劝谏孝宗不要乾纲独断，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力陈国家治体之根本，即重文治面轻武绩，希望孝宗二者并重。孝宗对于吕祖谦一片赤诚之心深为嘉许，转月以修《徽宗皇帝实录》有劳为名，诏命吕祖谦由秘书郎转任承议郎，罢检讨，仍兼史职。

鉴于修《徽宗皇帝实录》的成功，孝宗接受学士周必大的建议，再次令吕祖谦担任《圣宋文海》的校正工作。吕祖谦尽取秘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本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虽不知名氏而其文可录用者悉行采集，然后详加审阅，细加考证，精心进行分类编辑，同时专门将拟定的体例寄给朱熹征求意见，期间赵昚专门到过秘书省，在吕祖谦陪同下观看正在编的《圣宋文海》。淳熙五年（1178年）年末，《圣宋文海》的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只恐其中还有差错，吕祖谦准备再仔细审阅一遍，然后进呈，却因劳累过度病倒。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眼见吕祖谦病情仍未好转，孝宗专程让枢密使王淮前来询问编撰《圣宋文海》的进度。吕祖谦据实禀奏，原版本的《圣宋文海》共二十册，不仅规模小，而且错误多，修订后的《圣宋文海》共分六十一门类，正文为一百五十四册，目录四卷；赵昚获悉后，深为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祖谦银绢三百匹两。接着又拟授吕祖谦两浙路安托司参议官一职，但吕祖谦身患疾病为由，申请告归，坚持不受此职；于是孝宗收回成命，转而除其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英年早逝

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陆九龄到金华，在吕祖谦家中住了二十余日。此时，陆九龄已完全放弃了原先所主张的教人之法，而倾向于朱熹的观点。使得遭受病痛、失去亲人故旧折磨的吕祖谦稍感欣慰，其迫不及待写信告知了朱熹这一情况，但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逝世，再次令到吕祖谦陷入悲痛之中，不能自己。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入葬明招山麓吕姓家族墓地。嘉定九年（1216年），吕祖谦获赐谥号为“成”；嘉熙二年（1238年），赵昀改谥吕祖谦为“忠亮”；景定二年（1261年），追封吕祖谦为开封伯，配享孔子庙。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杂博”的唯心主义

总体而言，吕祖谦的天理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个别地方也多少掺杂了一丝微弱的唯物主义气息，以“事”为“理”的基础。这和二程所说的“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命题有着原则区别；认为“理”之“偏”与“全”乃是由“气”决定的。这和朱熹所说的“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的观点截然对立。吕祖谦还把人的生死与“气”联系起来，认为两人同受病，然一人元气盛，其死必缓；一人元气弱，其死必速。这种说法与“死生有命”的儒家传统见解显然是对立的，也与其所主张的由“天命”“天理”决定一切的观点相矛盾，而与叶适关于“万物皆气之所役”的观点相接近。

吕祖谦虽然没有象陆九渊那样有系统地建立了心学体系，但其哲学思想中的心学倾向却是非常明显的。这里既有陆九渊的影响，同时还由于他崇尚程颢的为人和学识，受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熏陶有关。吕祖谦在将“理”膨胀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同时，又将“心”上升为世界的本原，从而使其本体论呈现“理”“心”并重的二元论。吕祖谦以“理”为万物之本原，万物均为“理”之派生之物。同时又是“一理”之搭挂安顿之处。因此站在“理”之高度考察，不难发现“我”与万物同出一源，也是“天地万物一体”命题的理论依据。吕祖谦认为“我”与天地万物之间本来是没有隔阂的，现在的问题是人一旦有了“七尺之躯”，凡事都喜欢从自家躯壳上起意，妄分物我，将本来浑然一体的天地万物人为地间隔开来。因此主张要达到己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必须“无我”“舍己”，从思想上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将客观纳入主观之中。在此基础上，吕祖谦提出了“气听命于心”和“以心御气”的命题，认为客观的“气”是由主观的“心”产生出来的，故而应该由“心”统率、支配“气”，而不是由“气”移“心”。“圣贤君子”和众人的区别也就在这里。进而将主观和客观之间划上了等号，公开要求以主观吞没客观。

朴素辩证法

吕祖谦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在其著述中提到了盛与衰、强与弱、进与退、荣与辱、始与终、聚与散、生病和治疗等等，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世界上没有矛盾的对立面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现的总趋向。从“天下事必有对”的观点出发，吕祖谦认为对立面的双方是同时产生的，彼此没有先后之分。然而，一旦接触到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圣学”，即孔孟儒学和理学时，其则武断地宣布“无对”，认为这是“非与世俗较胜负也”。

此外，吕祖谦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不定的，故而“初无定体”，乃为“天地之常”。由此，他断定《尚书》中所说的“始终惟一”之“一”，不是指“一定不易”，在此基础上，吕祖谦提出了“天下事向前则有功”。不过其认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前”的。是否“向前”，也应该根据“时”的变化才行。当天下动乱之际，要想治乱为治，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向前”，否则就很难实行由危到安，由乱到治的转化。而在改朝换代之际，正是各种社会矛盾经过剧烈冲突之后，得到暂时缓和的时候，这就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向前”，好大喜功，以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民休养生息。同时，吕祖谦认为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尽管形式有各种各样，但并不是神秘莫测，其中总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当一事物在其将要发生剧变之时，总是要通过其他事物的变化而显示其“朕兆”的。

认识论

吕祖谦的认识论和其本体论一样，是极为“杂博”的。如果说朱熹的认识论是以格物致知为主要内容，陆九渊以明心为首要的话，而吕祖谦则是兼而有之。其首先突出了“心”在认识论的作用，主张“守初心”，而与陆九渊的“明心”说相契合。同时吕祖谦又认为“穷理”须格物，其中有一个涵养过程，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致的。而在和永嘉县，永康市学派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又受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亦提出了若干唯物主义认识论之见解。因此，吕祖谦的认识论显得尤为驳杂又自相矛盾。

易学思想

吕祖谦的易学思想迎合了《易传》由卜、文字、符号解释向哲学解释即道的解释的解释学转向。一方面，吕祖谦以其易学思想表达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观；另一方面，道的解释又是其易学解释的完成与归宿。吕祖谦的天道观以理与杨必、理心合一之道为本体；统合内在天命与外在天津理工大学而形成“天人本无二”的天人合一论；统筹道之形上超越性与形下现实性，将现实历史纳入道之统摄；将人对于道的禀受继承和人对于道的偏离缺失都纳入道的场域之下，并表现出构建完善、复归于道的愿望。吕祖谦之解《易》即在此天道观下展开，由于天道观的纲领性作用，其易学成果的各个方面成为有机整体。在易学方法论上可延伸至经学方法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陆亦可用于易学。其主张“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认为学者当以己合经，与六经之旨通而为一；认为解经的方法有意会、理喻、心悟等；提出“先治一经，触类而长”“先识鮠鱼，立乎其大”的学习方法；运用“六经互注”的解经方式，融会贯通，此方式反映了其学术宗旨的一贯性、其学术内涵的系统性。

史学思想

如身在其中

吕祖谦从历史的客观实际，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考察问题，总结历史之经验教训，锻炼培养自己处世应事之能力，如此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故而反对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博学强记”之上，否则历史就起不到“药山”之作用，今人也就采集不到救世之丹药。为此，吕祖谦本人不仅认真学习史籍，而且还一再要求学生经常翻阅玩味《左传》《史记》等。这和朱熹经本史末、经先史后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吕祖谦眼中，经、史没有本末重轻先后之分，其常常将经、史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认为儒家经典本身也是属于史籍之列，认为“观史先自《书》始”，明确把儒家经典之一《尚书》列为史籍。在一般理学家眼中，《尚书》是经不是史，而在吕祖谦这里则是经亦是史，它与《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一样，难分轩。后世“六经皆史”之说，亦可能发韧于此。

合群策集事功

吕祖谦虽然认为人主心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但决不是什么决定因素，其曾说“秦汉以后，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委婉批评了对君主专制制度。为此，吕祖谦专门对君主专制进行了反复、详尽的驳斥，其认为至少有四大弊端：一、个人独断天下之事，总不免有所遗漏，不能不贻误治效；二、大臣有职无权，一旦天下有事，大臣就不能有力地辅佐君主；三、君主无人拥戴，有被架空的危险；四、容易造成宦官专权。吕祖谦进而提出了决定国家大事和社会进步的决不是帝王个人之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方能奏效，并以古之勾践、刘邦君臣共谋大事为例再次说明了这一观点。

有因有革

吕祖谦认为历史总是前进的，决不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其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历史复古论，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对于历史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推倒重来。即对封建等级名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典章制度，政治伦理观念等只能是“因”而不是“革”。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借谨守祖宗之法因循守旧，坐视其弊，而必须大胆革除已经过时的陈规陋习。吕祖谦之所以强调对于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学”，是基于“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认识，“先世制度”只能适应“先世”，而不能适应“后世”，并指出“施行先世制度于今日”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教育思想

明理治心

吕祖谦“明理治心”的目的在于要求人们从心底里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伦理纲常神圣合理，从而在思想上自觉地与其保持一致，这也是吕祖谦热衷于“讲学”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鉴于此，吕祖谦坚持以“德教为本”，认为对于有志于学的人来说，首先应该具备“忠信”之心，强调“忠信乃实德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学到了一些才干也派不上多大用场，反而到了紧急关头还会畏缩不前，不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就在于这些人缺少“忠信”的缘故。其次，吕祖谦认为对于人们进行封建主义道德教育，仅仅是在书本上探索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认真践履。此外，吕祖谦还提出了选择好学习“门户”的重要性，其以仲由与管仲为例，认为管仲选择的“门户”不当，学的只是功利之说。

育实才求实用

在培养目标的问题上，吕祖谦和朱熹、陆九渊以及所有的理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朱熹、陆九渊和其他的一般理学家要培养的是“醇儒”，即只会坐而论道，实际上风痺不知痛痒的道学家。吕祖谦则认为这些人虽然是封建等级名分和伦理纲常的坚决拥护者，但是什么实际的本事也没有。因而在关键时刻除了为封建统治尽忠尽节、以一死殉君之外，再也无补于封建统治了。有鉴于此，吕祖谦提出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既是以封建道德律己者，同时还能在封建统治面临危难之际，拿得出拯救国家的具体办法的“实用”人才，这与永嘉县、永康市学派所强调的培养救时之英雄的观点相一致。

为此，吕祖谦制定的教育方针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讲实理”是指的教育指导思想；“育实材”说的是培养目标；“求实用”是治学态度和目的。吕祖谦的教育思想，是其长期教育经验而形成的，其中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和真知灼见，尤其是提到的一些具体学习方法，更不乏借鉴之意义。如“看书须存长久心”，意思是读书学习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决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不能靠临时的热倩、短暂的突击；又如吕祖谦师承了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点，认为读书学习要不带任何条框，因为事先有了条条框框，就会对书中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这样就很难纵深探求书之精义，亦很难发现书中之错误。只有消除了“成心”，才能对书产生疑点，不其所说，从而小疑小进步，大疑大进步。

求同存异

吕祖谦治学的主要特点是不囿于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蓄，其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应该具备求同存异的气度和肚量。因为“虽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无异同”，是说即使彼此意气相投，学术见解相当接近的人，也总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吕祖谦提倡学者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其认为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交往，而拒不同观点的人于千里之外，是不利于自身学术水平提高的，并强调要以宽容的态度评价某一学派或某一学者。北宋以来，洛学与蜀学素有门户之见，曾经互相激烈地攻讦过。作为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历来受到洛学及其后学的责难。朱熹等人对苏轼多有贬抑之词，认为其学术荒诞不经。作为洛学传人的吕祖谦并没有因此而贬低苏轼思想的学术价值，反而任务苏轼不少学术主张还是很有见地的，他的书不可不读。

此外，吕祖谦还能对一些关系密切的学者治学欠妥之处提出一些颇为中肯的批评意见，自然也是源于其不拘门户之见所致。由于吕祖谦能平和地对待各种学术观点，因而使得他在学术界有广泛的联系。为此，朱熹批评他“驳杂不纯”，而吕祖谦却并不因此而难堪，反而认为能否与众多意见不合者相处平和，实际上是检验自己学力的一种方法，其在《易说·兑》提到，学者如果都将精力专意于讲习学问，就不会把心思放在与别人争是非、比高低之上。大凡与人争论不休，固执是非胜负，因而不能与众人很好地相处的，都是没有将心思放在对学问的探求之上。这不仅影响到学问之“进”，而且会影响个人道德的升华。

经世思想

社会政治方面

包括：封建等级制度凛然不可侵犯，要严明上下界限，尊卑贵贱各安其位；乾纲独断，君权高于一切。决不允许有任何削弱君权的现象产生；谏议是言路畅通的体现，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人君虚心纳谏，人臣敢于进谏，乃政治清明节的标志；君明臣贤是理想的政治局面，尚贤王礼士与否关系着政权的兴衰存亡；治理民众刑德并举，恩威兼施。刑与威是让民畏惧雌伏于封建统治，德与恩则是争取民心归附的手段，二者不可偏废，并不讳言刑罚对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整饬吏治，严肃纲纪。清廉、谨慎、正直乃为官为吏之基本要求。

经济制度方面

吕祖谦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对于南宋农民起义的反思，认为只有革除一些民众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民众有了一丝生路，才会停止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从而白炽化的阶级矛盾陆亦可得到缓冲，封建统治就会避免“倾覆之患”。为此，其一是要求劳动群众应承担赋税徭役，宣称这是“天津理工大学”规定，任何人不得有所违背；其二要求封建统治集团克服自身过分的骄奢淫逸，对百姓不可竭泽而渔。必须“取民有制”，减轻日趋繁重的赋税，创造些有利于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以利社会生产的发展。

军事方面

吕祖谦坚决反对和议，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就应该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应耐心等待，静观其变。这体现了其一方面不甘心困守，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于东南一隅之地，希望赵昚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有所往”，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实力不济，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强兵方面，对宋时崇文轻武的“祖宗之制”很不以为然，提出寓军于民等军事主张；重视出兵的时机，提出收复国土、抗击金兵需要“形势”；用兵方面则强调用“诚”来克服轻敌、贪婪、干扰、众疑、怠备等五患。

主要著述

参考资料：

影响

吕祖谦传承了包含关洛学在内的整个北宋学术思想及文化精神，以及儒学学统之正，其确为南宋道学领袖之一，在经学、四书学、理学（道学）、心学、历史学、文学、文献考据学、教育学、经世之学等方面皆有所成就。其学术思想纳百川而出新意，继传统而开新风，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理学方面

吕祖谦对二程理学既有家学之传承，又师从胡宪，论学于朱、张，其理学观点明显地有着程颢、胡宏之影响，而在工夫论上又更加细致。相较于朱、陆二人，在工夫论上的差异只能算对传统上不同的工夫方法的继承和发挥，吕祖谦则能够较全面地继承与整合儒、佛乃至包括道家的工夫，来丰富与完善新儒学的为学之道；其对人心本善及善端发见的观点，认为主体之心即是理，是与宇宙万物之整体不可分割的，心便是整体、是天，万物一体才是心的整体结构，明理无疑也就是尽心。所以能尽心在于本心的自我发见，显现为善端。人们由善端之呈现，即可从活动来贯通存有，从心之部分贯通心之全体。显然有着孟子学的立场，而在学术规模上，又欲学如孔子。吕祖谦的理学是义理之学与政治领域更紧密的融合、是对儒家治道的推进，更具政治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与鼓动力。独具特色的吕学构成了对北宋理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符合理学文化从北宋到南宋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徐儒宗指出，在吕祖谦的带领下“形成了经史并重、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经世致用的‘婺学’传统”。吕祖谦的去世在当时影响甚大，不仅朱、陆之间再难弥合，朱熹与浙东地区人士之分歧与对立亦逐渐暴露，中原地区的思想界为之一变。

史学方面

在南宋史学日益理学化的年代，吕祖谦的史学思想却没有太多的理学烙印，较之朱熹更加接近客观历史事实。其史学思想反对历史倒退论、不变论及复古论，有开一代学术风气之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首先，吕祖谦把学经和学史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认为学经亦即学史。在此学说影响下，其把后世的黄宗羲由治经引到治史上来；到了章学诚的时候，更是提出“六经皆史”；清末的龚自珍发展其学说，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认为百家皆史。其次，吕祖谦的“畜德致用”思想非常丰富，兼有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吕祖谦精于研究历代制度，善于从历史事件、人物的兴衰成败中总结有价值的经验，并且重视事功之学，与浙东地区诸学者交游甚密。凡此种种，使得吕祖谦的历史学于“博杂”之外渐有恢宏之气象，值得后人进行深入探索。最后，吕祖谦的史学研究，有开南宋学界一代之风气的作用。朱熹和吕祖谦虽为好友关系，但他对吕祖谦的史学却是一直都持有反对甚至是诋毁态度的，尤其是在吕祖谦去世后。之所以令得朱熹如此反感，是因为吕祖谦治史“当如身在其中”的尊重历史客观实际的史学观，与他的“会归一理”的历史观是处于对立关系的缘故。吕祖谦在倾心研究史学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一般理学家空言道德性命的臼，产生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文学方面

北宋的古文运动在唐朝韩愈提出了道统和文统说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至后期“文”“道”关系的发展，已经出现逐渐脱离的趋势。一方面是古文运动带来的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觉醒，文学家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探讨更为自觉和全面；另一方面是儒学的复兴，理学家以“道”为核心，逐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到了南宋，这种文道脱离趋势的消极影响尤为明显，对于时弊所在，吕祖谦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吕祖谦十分重视文学辞章，重申了以道统文的传统，同时强调了不废辞章的态度，其在《与周丞相（子充）》提及，只要在不妨害正“道”的情况下，适当地追求文辞优美是不为过的。吕祖谦在编选《宋文鉴》时相当注意所收作品的文学性，选入了不少的辞藻华丽的篇章，这种融合道学辞章的文道观，正是吕祖谦文学思想的核心。此外，吕祖谦对文学辞章的重视还表现在对文学家的态度上，相较于一般理学家，其较少对苏轼、王安石的偏见，不仅自身在创作中充分吸收了唐宋文言文家的文法，而且用以指导亲友的学习。

吕祖谦文学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讲求实用。和唐宋文言文大家一样，吕祖谦重视文章的思想性，主张言之有物，创作“诗多挽章，文多铭志”，无不“因事涉笔”；其言事论政之文，反映了社会政治理想；其记人叙事之文，紧密联系着现实生活。吕祖谦以理学家兼重辞章，既有属于辞章学的散文评点《古文关键》，建立了初步的散文评点理论：晚年他又奉旨编撰了北宋站一代诗文总集《宋文鉴》，既突出作品的思想性，又重视诗文的艺术性。这种不废辞章、讲求实用的文学思想，实属理学家中之异调别弹，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环节。

文献学方面

吕祖谦认为固然要注重德行之培养，风俗之纯粹，但更要注重学以致用，以此作为编纂宗旨。吕祖谦在文献编撰方面，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创新体例与编排。体例的创新，体现出撰者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重新梳理与理解。吕祖谦所编撰的《大事记》《历代制度详说》《左传类编》《欧公本末》《古文关键》《两汉精华》，都是体例新颖之作，或者前人已有，新出专精；或者空无依傍，匠心独运。如《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带有评点的文章选本，首创文章评点之法，评论、批点唐宋文章名作的章法结构与写作技法，并辅以标抹圈点，指导士子揣摩体会文章精义，开启后来文学评点的何家槐。其二是独具眼光的文献材料选择。吕姓家族，文章亦其家学，吕祖谦在南宋理学家中，文章独擅，其对于文章自然也有着DUDAO的眼光。如吕祖谦编撰的《皇朝文鉴》既重经世致用，又不偏离文学标准，因此能够基本客观反映北宋一代之文的成就。其三是讲究源流与统纪。吕祖谦史部诸书，注重梳理源流始末，以建立对史事、制度的总体认识。吕祖谦这种自觉的史学观念渗透于其各类文献编纂之作中。如《左传类编》，类分《左传》事实、制度、论议而成，组织剪裁，梳理各大国史事本末，重要制度之源流沿革；《超能失控》“解题”，也特别注重制度沿革、史事始末、风俗变迁的梳理。其四是严谨的编纂态度。吕祖谦所编，多为面向初学者和一般士子的普及之作，但吕玲绮并不因此降低学术水准。基于现实，切于实用，并不意味着放低身段、降低要求，相反，在实用的基础上尽量提升其学术含量。

四书学方面

吕祖谦对朱子《四书》学建构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四书》学的建构中给予文献资料等支持。吕祖谦出身显赫，家学渊源，朱熹在构建《四书》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借助吕氏“中原文献之传”的有利条件，博采众长，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其次，在《四书》的义理和训两个方面，吕祖谦的各种见解对朱熹极富启发。在《中庸》上，朱熹和吕祖谦通过研讨，领悟首章的深意，将之揭示于《中庸章句》之中，又交换对前人解说《中庸》的意见，帮助朱熹完成对各家学说的扬弃，于《中庸章句》的修订大有裨益；在《论语》上，朱吕二人相互推荐解说《论语》之作，并在《论语》“曾子不受赐答孟敬子”、夷、齐之事等方面有过深入的交流，并被朱熹后来的著作加以吸收。在分歧较大的《仁说》研讨上，朱吕二人最终也取得很多一致意见，包括仁在儒家学说中具有至高的地位，对仁的研究，既需要关注仁之体，又要关注仁之用，仁是爱的根源等。不仅如此，他们还继承了汉儒重训诂之长，在这方面达成不少一致，这鲜明地表现在《大学古本》的读音辨析、《中庸第一章原文及译注》的字义、结构等方面。再次，在《四书》学的践履上吕祖谦对朱熹也帮助甚多。吕祖谦生性温柔敦厚，对《四书》尤其是《大学研究版》《中庸》，重视它们的日常应用。在朱吕二人交游和论学的过程中，吕祖谦对朱熹的仕途进退、人际交往乃至性格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变，所起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经学方面

吕祖谦之学博大精深，在四部分类法诸多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在经典诠释上，追求诸经本义，注重将训诂义理兼备，在经义确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注重发挥历史史实的借鉴、佐证功能，经史并重，以求为现实社会政治提供有用的思想借鉴。为文章，也是追求形式与内容兼具，“衔华佩实”，所以，总的来看，吕祖谦秉承“博采众长”的家学传统，在经史子集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著述颇丰。

吕祖谦之学的特点就在于以二程之学为根底，博采众家之长，融经史子集于一“理”，宣扬性命道德之学；兼取朱学、陆学之长，在思想体系上，兼容理本论和心本论，并吸收了众家之长，加上吕祖谦所具有的家学传统与社会政治地位，其学的社会影响力较朱、陆更大，学术思想乃集浙学之大成。而在学术体系上，吕祖谦注重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探究天道人事，与同时代的张栻、朱熹、陆九渊、陈傅良等人而言，更加圆融、卫持平，成为当时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大家，当然他这种不主一家、兼采众家的学术理路，既不能有效地整合当时道德理性、心性理命、经制事功，又没有对自己的学说系统化、体系化，以至于庞杂无序。这对于吕学的传承与发展无疑不利，故在吕祖谦去世之后，其学减衰，当然这与他英年早逝也有直接的关系。

人物评价

南宋文学家周必大：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南宋理学家朱熹：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伯恭有蓍龟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黼黻之华而不易。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乾道间，东莱郡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市（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元代政治家脱脱：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之士皆归心焉。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

清代文学家纪昀：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不涉游谈。

历史学家白寿彝：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学者田浩：吕祖谦的历史学和经学是后世金华市学派的基础。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市和杭嘉湖平原的宁波市（今宁波市）。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学者在当时是都深受吕祖谦思想的影响，并且这些学者都有共同的归属感。

学者刘玉民：吕祖谦以其显赫的家族声望、温和醇厚的性格、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和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赢得各方各派学者的尊敬，并通过平等交流、学术对话，引领南宋道学由分散趋向联合，终于使南宋学术达到鼎盛时期。

学者董平：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总其大成者乃为以祖谦为代表的婺学。

名言章句

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继以明，······事虽不见，而理常在。

道初不分有无，时自有污隆，天下有道时，不说道方才有，盖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时，道便在天下。天下无道时，不说道真可绝，盖道元初不曾无，天下不治，道不见天下尔。

天理所在，损一毫则亏，增一毫则赘，无妄之极，天理纯全，虽加一毫不可矣。

所谓理虽无穷，然有本有原，有伦有要者，既得穷理之大旨矣。窃意惇典庸礼秩然而不可废者，此其伦。

大抵天下之理，有进则有退，有荣必有辱，不待进极而后有退，当进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荣极而后有辱，当荣之初已有辱之理。

惟是见贤必思齐，如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须看齐贤两字。见一贤者便直欲与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齐。才说学得两三分也得，便与无志一般。

如戒以喜善疾恶此四字最好，善者以为善，恶者以为恶。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恶上添一疾字，便是他为善恶动了。只缘义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

轶事典故

不再暴怒

年幼之时的吕祖谦性格急躁，与人相处，稍有不合就要动怒，而且往往自以为是，只知苛责别人，因而常常与人争辩吵架，使得父母也经常为此而操心。后因病中读《论语·卫灵公篇》中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语，若有所悟，乃随时以这句话警戒自己，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性格。遂终身无暴怒，修养成为和平宽厚的品德。

广为流传

吕祖谦以文献编纂来训导士子，教化民众。所编文献甫一成书，即传之广远，既得到当时士子趋之若鹜的追捧，又为后世所推崇，流传不绝。陆游于乾道六年七月赴州通判任上给曾逢的书函中即提到：“舟中日听小儿辈诵《左氏博议》，殊叹仰也。”由此可见一斑。以致当时出现了许多书坊假冒吕祖谦之名编纂印行书籍的现象。

后世纪念

吕祖谦墓

1181年，吕祖谦逝世后，入葬武义县白洋街道下陈村西北侧的明招山麓吕姓家族墓地。吕氏家族墓地有30多座古墓，主要葬着自吕祖谦曾祖父吕好问以下的五代家族成员。1989年，吕祖谦墓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墓用石板砌成，墓前有三级拜坛，最下一级半圆形拜坛，直径20米。墓址前有绿水环绕和狮山象山把门，再前面有书台山、屏风山，为研究南北方士大夫家族墓地形态差异、宋元明墓葬转型的重要实例。

丽泽书院

丽泽书院位于浙江金华，原来名叫丽泽堂，也叫丽泽书堂，为吕祖谦讲学会友之所。“丽泽”取自《周易》中的“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意思是说两条水流交汇就像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学说。建院之始，借用的是官屋，后吕祖谦将此屋归还官府，另置新居于城的北角。赵昚乾道、淳熙时期，吕祖谦与另外两位大学者开创了南宋浙东学派，除了在丽泽书堂教授生徒、著书立说外，还为丽泽书堂制订了学规，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学生中如有“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聚、宗俟讼财、侵犯公财、喧噪场屋、游荡不检”等行为者，即令其退学。书院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基本宗旨，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一时丽泽书院之间，互相研讨，互相切磋的风气大为流行。书院每月授课2~3次，一年举行一次考试。丽泽书院不仅是金华市学派的发祥地和培养人才的基地，除此之外，有许多弟子把丽泽之学传播于各地，这对新学派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至明末，丽泽书院毁于战火。自南宋始建丽泽书堂算起，历经元明，丽泽书院共存478年。

吕成公祠

吕祖谦晚年在浙江金华丽泽书院讲学期间，常邀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切磋、探讨学问，由此兼容并包，又多创新，公认为金华学派之祖。吕祖谦逝世后，吕氏门人先是于1208年请求官府重修丽泽书院，建吕祖谦祀室和收藏其生前著作的遗书阁，而后又于赵昀端平年间将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以吕祖俭配祀，遗址位于今金华城东丽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