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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

近思录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朱熹曾宣称： “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近思录》按照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内容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圣人的道德修养，涵盖了四书、五经和北宋诸子著作，是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全面、集中、简明、概括的表述，其所选录的 622 条语录体现了四子思想的精华，也反映了他们思想的概貌。《近思录》开篇的“道体”即提及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中的概念，即“太极本体创化万物的宇宙生存论模式”。后面又介绍了程颖、程颐理学的主要理论建构，如“性即理”“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变化气质”的方法论等。最后收录了张载的“以气为主”主张，并对他“向心性”“义理”和“内圣外王”等思想有深入阐释。

《近思录》是朱熹确定儒家道统的依据，也是他传播理学思想的工具。它被列为朱子学派的入门书籍，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近思录》在封建社会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体现，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国学大师钱穆把它与《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坛经》《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并列，看成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七部基本经典。哲学史家陈荣捷评价说：“《近思录》是中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是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熹哲学之轮廓。”

书名释义

《近思录》一书的题名来源于《论语》，其中卜商说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注对此段文字进行了解释，认为“切问”指的是“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近思”意味着“思己所未能及之事。”，宋代理学家朱熹进一步指出，子夏在此提及的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四个方面，其实都与学问思辨相关，其总体要求在于“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亦即专心致志，深入思考。

作者介绍

朱熹

朱熹，字元晦，又字朱熹，号朱熹，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熹。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被誉为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祖籍婺源县，生于福建尤溪，曾任南康区、漳州市知府、浙东巡抚等职，也曾为赵扩讲学。

朱熹出生在大官僚家庭，五岁开始阅读《孝经》，接着学习《论语》《孟子》，尤其专于《大学》《中庸》。朱熹从小就信奉孔学，吸收了孔孟之道的思想。朱熹一生著述颇多，包括《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其中，《近思录》是后世传刻较多、流播较广的一种。《近思录》在理学思想的传播和朱子学研究中具有经典地位，从朱熹逝后到清末民初七百多年，各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多达一百多种。世人称朱熹为“集群圣之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孔丘、孟柯及董仲舒的儒家唯心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形成了反动哲学体系。这种唯心主义理学又被称为道学。

朱熹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在天地之间存在着“理”和“气”，即精神和物质。他强调观念性的“理”是本体，是第一性的，而物质性的“气”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他论证了“理”生气的关系，强调有了“理”才有“气”，在“理”和“气”的先后关系上，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在主次关系上，他坚持“理”为主，一直保持主导地位。在“理”和“气”的本源关系上，他认为“理是本”，“气分是派生的”。朱熹的论述旨在让人相信，在天地万物之前，存在着观念性的“理”，而有了这个“理”，才有了人、物、事。这种“理”是绝对的、永恒的，支配着天地间的一切。

吕祖谦

吕洞宾谦，字伯恭，又字仲恭，号东莱郡，又号小东莱，世称东莱先生、吕文公。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诗人，被誉为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他祖籍安徽凤台，生于浙江金华，曾任秘书郎、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等职。

吕祖谦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朱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学”之间，以及唯物主义的永嘉学派与朱、陆学之间，采取了调和折衷、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批评自己思维狭窄，认为是因为过于陷入固有观念，未能广泛接触和深刻思考。他主张克服学派门户之见，善于吸取各家所长，但实际上，他的“泛观广接”更多是采取曲折拥护和权衡轻重的方式，避免偏袒一方。

吕祖谦曾组织和主持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鹅湖之会”，旨在调和朱、陆之间的矛盾。他在哲学上既站在朱、陆的唯心主义阵营，又接受了不少永嘉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的思想呈现兼收并蓄、调和折衷的特点，内容既杂博又自相矛盾。

这种特点首先体现在他对宇宙本体的看法上。朱熹认为“天下只是一个理”，吕祖谦也主张“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将宇宙万物看作是由一个精神本体“理”派生的。此外，吕祖谦将“道”与“心”联系起来，认为“心即理也”，强调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心”或“怪人之心”派生的。为了将朱、陆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调调和在一起，他将“天理”与“人心”联系起来，认为“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

吕祖谦承二程之学，创立了婺学（又称金华市学派）。他的著述有《东莱吕太史文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成书背景

个人背景

直接动机

赵昚乾道五年，朱熹四十岁，母亲祝姓去世。次年，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朱熹为了守墓住在云谷山，并在墓旁筑了寒泉精舍，接纳学士子。寒泉精舍建于朱熹母葬此四年之内，即淳熙元年左右。

淳熙乙未年夏天，东阳的吕祖谦来到朱熹的寒泉精舍，在十天内，他们一同阅读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著作，并有所感悟。于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选取了其中关于大体而又实用的部分，写成了《近思录》，总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卷。

朱熹认为，对于那些在偏远地方、晚入学门的有志之士而言，如果没有明师和良友的指导，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来满足自己的兴趣，足以找到学问的门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追求使君子的全书，沉浸其中，反复琢磨，不卑不亢，充分理解，最终能够广博而又能够总结为要点。这样就能够领悟到聂氏宗祠之美、百官之富，以致能够得到一切。

朱吕二人在《近思录》开端所做的序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写作动机：

朱熹序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郡吕伯恭来自东阳市，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敦颐、程叔本、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使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聂氏宗祠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集此书之意也。

吕祖谦序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深层原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孟子则特别尊重孔子，对君主、大臣、学者、百姓的任何错误言行都进行了批评。他对杨朱、墨子学派的抨击和排斥非常强烈而果断。

在西汉中期，刘彻采纳了名儒董仲舒的建议，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三武一宗”（北朝拓跋焘、宇文邕、李炎，五代十国柴荣）进行的灭佛运动以及唐代韩愈的反佛言论都是著名的例子。

在宋代，大多数著名学者都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以拯救世人为己任，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排他意识。朱熹更是如此。从他现存的全部著作来看，他对孔孟持肯定态度，对孟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和宋代除周敦颐、二程、张载北宋四子之外的所有学派几乎全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佛老持有激烈的否定态度。

在赵昚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或许是因为朱子还未得到充分的支持，或者是因为受到吕祖谦的制约，他开始编纂《近思录》一书。这本书通过北宋四子的口吻公开、正式地点名批判排斥了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派，尤其是佛、老、颛孙师、卜商杨朱、墨子、苟况、扬雄、毛装、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愈等。这种取舍绝非偶然，完全是朱熹的道统观决定的。根据朱熹的道统观，自孟子之后，千年如长夜，孔孟道学不明，直到北宋四子才使其复明于世。

朱子通过《近思录》告诉世人：北宋圣人只有周、二程、张四人，其余都不是。要学习北宋四子及其著作，不要学习北宋其他人及其著作。他还告诉世人：宋代之前的圣人只有12位，依次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姬发、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孔伋、孟子。不仅佛、老、法、墨等各家学说不能学，即使儒家内部，除孔、思、孟等圣人著作外，其他儒家学者及其著作也不能学。

这种排斥的态度在《皇朝文鉴》中也有所体现，该书是吕祖谦奉旨编纂的，收录北宋学者260人，录用范围非常广泛。然而，与《近思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书只录取了周敦顾、二程、张载这北宋四子，排斥范围之广泛，与《皇朝文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取舍决定了朱熹的学术传承观。

独尊儒圣，校正人心

在二程、张载、朱熹看来，独尊儒圣、学习儒圣的原因并非是对其他学派的学说一概不能采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孟之道，才能真正明了道理。

对于佛老之学和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影响，二程、张载、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学派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学派的思想不如儒家经典深奥、完备，因此主张以儒学为主导。

对于为什么要独尊儒圣、学习儒圣，他们的观点是，若不明了道理，就会导致心智昏迷、思想混乱、行为偏差。这种认识问题的状态会引发言行失常、身心不修、家庭不和、国家不治、天下不安宁等问题。因此，他们强调先解决认识问题，即“明道”。

“明道”意味着学习并掌握客观规律，以便正确应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通过学习，人们才能理解客观规律，然后才能严格遵循。朱熹的角色并非全国领袖，而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等方式，帮助君臣民众学习并掌握客观规律，提倡并鞭策他们遵循这些规律。

《近思录》的编纂就是朱熹在坐而论道、明道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启示学者避免错误的思维，引导他们正确学习、理解和应用儒学。

哲学背景

南宋时期，儒家文化面临着外患内忧和文化危机的双重挑战，朱熹和吕祖谦通过《近思录》的编纂，旨在承先启后，崇正辟邪，重建儒家道统和文化自信。正如理学学者张伯行在《近思录集解》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不能把周敦颐、程颢、张载等儒家先贤的学说集结在一起，整理成篇章传承下去，那么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可能会逐渐消失在庐山、伊洛河滨、渭河平原等地。即便文化传统有所绵延，也不能过于自信而不警惕堕落。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学者如介甫的坚持偏见、杨刘的巧言令色、佛老的寂灭思想，逐渐侵蚀着学术领域，这些势力都足以成为儒家学说的敌人。只有像朱熹这样的学者，才能够继承前贤的思想，崇尚正道，排除邪说，开创一种时代的启蒙。他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重要著作整理提炼，编辑成一部著作，以便学者们深入解析、领会并应用其中的精华。通过这样的传承，希望能够让学者们在学术道路上自由驰骋，自卑者能够逐渐升华，而那些混浊邪恶的思想不能混淆，学术辩论中的言辞和章句不会被淹没。”在张伯行的观点中，他认为如果没有朱熹挺身而出进行整理、表彰和宣传，北宋四子周敦顾、二程、张载的著作与学说可能会被遗忘。更为严峻的是，王安石的“新学”、杨刘的“纤巧”学说以及佛老的“寂灭虚无”之学，这些观念产生的影响，很难完全根除，将成为孔孟正统儒学的强劲对手。朱熹挺身而出，纠正混乱，通过编辑出版《近思录》，使广大学者在其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并使是非、正邪分明。

《近思录研究》作者姜锡东在书中分析道：张伯行的核心观点在于，朱熹之所以编辑《近思录》，既是为了整理北宋四子的散佚文献，表彰北宋四子的思想贡献，同时也是为了扫除异端邪说，振奋人心，使社会重新回归孔孟儒家的正道。

研究朱熹的专家束景南也指出：“这时对朱熹来说更需要的是学派思想体系的总结，是用理性逻辑的方式进行理论体系的概括，而不再是这种感性即兴式的吟哦。一个学派要有号召力和生命力，必须要有一部系统而又简明阐述自已学派思想体系的著作作为旗帜。湖湘学派就没有这样的著作，终因后来弟子们各自为说、无所适从而归于衰落消亡。正是这种学派意识推动朱熹同吕祖谦相晤共同编出了《近思录》。江西省新起的陆氏兄弟的心学一下子盖过了源远流长的永嘉学派的影响，成为继无禅学以后的又一股强劲飓风扫过士林，使朱嘉、张试、吕祖谦都感到不同程度的忧虑。对朱熹来说，为建立自己学派同其他学派竞争，明晰阐述二程的理学体系已经成为必要，一方面需要有一本概括二程理学体系的著作作为学习二程理学的简便阶梯，吸引弟子……”

姜锡东分析道：束景南指出朱熹编著《近思录》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周敦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言论，系统总结并阐述自身学派的理论体系，以吸引更多士子，建立壮大自己的学派以在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

历史进程

初稿编辑

淳熙乙未年，也就是1175年，朱熹在赵昚乾道五年（1169年）的九月，母亲祝姓去世。次年，也就是1170年，他将母亲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在这段时间里，朱熹为了守墓，住在云谷山。他在墓旁建起了寒泉精舍，接纳了一些学士子。寒泉精舍建于朱熹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之内，即1174年左右。在淳熙二年（1175年）夏季，吕祖谦从东阳来到建阳，住在朱熹的寒泉精舍。朱熹和吕东莱一起读书，两人共同编辑了《近思录》。

关于朱熹和吕祖谦相会编辑《近思录》的具体时间，陈荣捷通过《东莱吕太史文集·年谱》和吕祖谦的《入闽录》进行考证，认为东莱吕祖谦在1175年三月二十一日由金华动身，四月初一到达武夷山。他先到五夫里，同编《近思录》，然后前往建阳的寒泉精舍，完成了《近思录》。五月五日，朱熹在撰写《后序》之后，两人一同游历武夷山、鹅湖，月底抵达目的地。这个时间段大致是在1175年四月底到五月初，而《近思录》的初稿在五月五日编成。

定稿过程

《近思录》初稿在淳熙二年五月由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成，朱熹和对《近思录》的修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经历多个阶段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仅关注于修订内容，还涉及到是否添入特定的段落，包括与举业相关的文字。但之后经过三四年的反复商讨和修改，最终定稿于淳熙五年。

初稿在定稿前可能就开始流传，最初可能以抄本形式在士人中传播，但各个版本之间存在异同。淳熙戊戌年（1178）夏天，朱熹在给的信中提到，寄来了所刻的《近思录》，他们打算添入有关举业的数段文字。这表明，《近思录》在这个时期仍在修改之中，且修订的内容可能与举业相关。

根据一封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可知在淳熙乙未年秋天，有人反馈对《近思录》进行了校勘，去掉了一些段落，特别是关于太极和明道论性等内容。同时，朱熹提到了《颜子论》可能作为首章，但后来他认为不适合专论道体，因而合并到第二卷。此外，他还提到了第五伦事和《间范》中未载的问题。朱熹希望能够得到吕祖谦的意见，这表明在此时《近思录》的修改工作还在进行中。由于修订的次数较多，公私收藏的《近思录》版本互有差异。陈振孙所著录的版本提到有六百十九条，而朱熹在信中提到的是六百二十二条。

重要版本

《近思录》（贾世祥刻本-1527年）

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贾世祥刻印了《近思录》的白文本。这个版本是通过重新刊刻，将朱熹和吕祖谦的四子切要语整理成《近思录》十四卷。贾世祥在序言中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时学者追求文辞、声色和利达的风气，强调了学者应当静心体道，立其本，不失其心。这种版本的刊刻可能受到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以弘扬儒家经典思想，引导学者关注根本的学问。

这一版本的《近思录》卷数为十四卷，每卷末有明嘉靖六年（1527）贾世祥的序言《刻近思录成序后》。贾世祥在序言中表达了对近时学风的担忧，以及希望通过《近思录》的传世来影响后学。这个版本的印刷格式为白文，卷端先题书名、卷次、语录条数和篇名，再正文。此版本每卷篇名和语录条目数的题录保持一致。这本版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总共有614条语录。

此版本的残存部分表现出古旧的样式，字迹清晰可辨。它经过藏家的修缮，可能因装订时的疏漏而形成残本。在纸张方面，经过藏家加衬纸修缮，但仍是白纸。此外，卷页上有一些佚名朱笔的圈点和修饰，以及一些印记，如朱文椭圆印、方印等。

《近思录》（张隽刻本-1636年）

《近思录》的另一明代刻本，是由张隽等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重刻的版本。这个版本在卷一末刻有“崇祯丙子岁冬月吴江区后学张隽天食重刻”的记载，显示出刻本的年代和刻者。刻者包括张隽、丁傅元、丁傅相、吴上、郑凤、陆士裕、沈德元、严曾煌等人。

这本版本的印文清晰，由姚济人墨笔批注，佚名朱笔批注、圈点和划线。每卷卷末刻有较刊者的姓名，卷二至卷十一末还题有“双亮轩识”。刻本中的“校”字由于避讳朱由校朱由的名字，被改作“较”。

这份刻本一共收录了621条语录，其中每卷末还有朱笔书本卷内容提要。刻本中保留了汪伟的跋文，他认为叶采《集解》和杨伯岳《泳斋近思录衍注》对《近思录》的解释不够深透，因此进行了修复和校勘。

该刻本的保存状态较好，竹纸制作，纸质白净。在铃印方面，有“金俊明印”等多个印章，其中左右双朱文右白文印为“张隽之印”。

《近思录》（清吕氏家塾刻本-1656年）

《近思录》吕留良家塾读本，也称为清吕姓家塾刻本。这本版本的形式与内容与吴江图书馆的版本相似。它被认为是在清康熙重刻的宋本《近思录》。

该版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已经印刷过文字的纸作为衬纸进行装裱。铃上有一些印章，包括“模学斋藏书印”“合众图书馆藏书印”“汪寒子”“合众图书馆印”等。

此外，南京图书馆也收藏了吕氏家塾读本，《近思录》的三册版本。南京图书馆的版本在封面上有墨笔篆文写的书名和每册所收卷次、篇名的信息。首册的封面上墨笔题识标明此本是仿宋刻的，由清同治五年方氏所为。

《近思录》（尹会一安定书院刻本-1736年）

这个版本是清乾隆元年（1736年）尹会一在安定书院刻印的《近思录》。它对张伯行的《近思录集解》进行了重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根据尹会一的序言，这个版本的出版是为了弥补《集解》中旧有的缺陷，尤其是关于四十徐条的内容。他表示自己在编辑时，参考了叶平岩先生的注解，并尽力使学者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本书。

尹会一的版本保留了张伯行集解的主要内容，但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在扉页上，特别标明了此本为张仪封先生的原书，并说明了修订和增补的情况。卷首还详细注明了主要参与修订的人员，包括尹会一、张文校、赓等。此外，正文中对一些字进行了避讳和改正。

这个版本的装帧和印刷非常精美，卷端没有直接说明作者和校订者，但在卷首的《近思录目》中，对主要参与修订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此本的铭记包括白文印、朱文印以及蓝色印，其中朱文印中有“用仪盟读”、 “仙元”等字样。华东师范大学收藏了这个版本，共四册。这份描述还提到了其中两页为抄配。

《近思录》（湛贻堂出版-1857年）

清咸丰七年(1857)，湛贻堂出版了一本《近思录》刻本，由宋代学者朱熹、吕祖谦编纂。这一版本目前被湖南图书馆收藏。该刻本以《朱子遗书》中的《近思录》为底本，卷十四末尾刊有冯景琦于咸丰七年所著的《校刻近思录札记》。该札记半叶九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同，左右双栏，白口，单色尾。

冯氏根据《朱子遗书》校勘了《近思录》的书名，并随后考述了四子著述的版本，如《周敦颐太极通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传》、《程氏经说》、《程氏遗书》、《程氏外书》、《横渠先生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等，并进行了校勘。接下来，他按照《近思录》的十四卷，对原文及“注”进行了详细校勘，校记记录清晰明了。这包括标明文字的异同，主要涉及《朱子遗书》、叶采的《集解》、江永的《集主》等版本之间的差异，并注明了语录的出处。

冯景琦在《校刻近思录札记》末尾跋文中表达：“案，朱熹在首卷详述阴阳变化和性命之理，这并非初学者所涉及的事项，这一点已由吕祖谦为序言明确。他还指出：“阅读《近思录》时，如果在第一卷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先看第二卷和第三卷。” 还回应了李子能的说法：“程先生说涵养需敬畏，进学则在致知。” 《近思录》的前三四卷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阅读《近思录》的一种方法。景琦在十三四岁时就开始由老师讲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未曾深入研究。咸丰丁已，赵君曾向景琦重刻了这部著作，以矫正校勘方面的问题。他与史君一同详细检查了各种版本，参考了多本书籍，最终以《朱子遗书》为准。叶采的注释基于邵刻，江永的注释则基于江西省本。他承认自己的见解粗浅，存在许多疏漏，并未亲见乌程茅氏本，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补充校订。在冬季的十月，武进区的冯景琦谨以此记录。

《近思录》（江苏书局出版-1869年）

同治八年（1869年），江苏书局刊印了一本《近思录》（由宋代朱、吕祖谦编著，清代江永集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这一版本。这刻本是江永《集注》的传世之作，是当时江苏布政使应宝时在婺源洪氏本、吴棠望三益斋本的基础上，与江永《近思录集注》相结合，通过校勘而成。在卷末，应宝时还托王炳创作了《近思录集注校勘记》一卷。此版本采用半叶九行十九字的排印形式，小字双行注文齐备，左右双栏，白口，以及单色鱼尾。

《校勘记》对江永《集注》本的卷首文字以及一至十四卷的内容分别进行了仔细校勘，分列为《近思录集注卷首校勘记》、《近思录集注卷一校勘记》等，以清晰的方式进行条理化。在校勘的过程中，该记录重点注释了王、吴、洪等版本的《近思录》的文字异同之处。

《近思录》（三原刘氏传经堂出版-1884年）

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三原刘氏传经堂刊印了一本《近思录》（由宋代朱亲、吕祖共同编辑），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拥有此版本。该刻本是清代絮儿吕姓家塑读本《近思录》的再版，卷首还包括了《近思录考异》。刻本采用半叶九行十八字的排印形式，四周单栏，黑口，对鱼尾。版心刻有“传经堂藏书”，采用六眼线装。此版本卷首附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贺瑞麟所作的《重刻《小学)(近思录》序言》。

根据序言，这里的《考异》可能是贺氏进行校勘时的文字依据，他考证的版本包括清初吕氏刻《朱熹遗书》本《近思录》、湖北所刻江永《近思录集注》、津河刻叶采《近思录集解》。《考异》以分卷分版的方式简要记录了各校本文字的异同，同时进行了正误判断。与其他校勘本不同的是，对某版所要校勘的文字用方框框住，使整体一目了然。

《近思录》（广仁堂出版-1884年）

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广仁堂刊印了一本《近思录》（由宋代朱亲、吕祖谦共同编辑，叶采集解），上海图书馆收藏。该版本卷末包含《《近思录集解)正文与《遗书)吕本、吕氏家垫本异同考》。半叶十行二十三字，注文小字双行同，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刻有“广仁堂”。《异同考》对比了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与吕留良家刻本《朱熹遗书》“家塾读本”的《近思录》刻本，首先校勘卷前序文，然后依《近思录》十四卷编次分卷校勘文字异同，对各卷需校勘者依次校之，各条之间没有明显标示，读者阅读时需仔细辨认。

另外，在朝鲜李氏王朝，也有学者对《近思录》进行校勘，如李朝时期广州府留守洪放禧，结合广州府刊本《近思录》进行校勘。这一版本载于朝鲜李朝仁祖八年（1630）广州府刊本《近思录》（由宋代朱亲、吕祖谦编辑）。半叶十行二十字，夹注小字双行十九字，四周双栏，有界行，白口，单（花）鱼尾。版心刻有书名、卷次、卷名、页码。刻本卷首刻有《近思录》取材的14种书目、朱意序、吕祖谦跋，卷十四末有崇祯三癸丑洪敏禧《广州府刊《小学》(近思录)跋》。该刻本刊印于李朝仁祖八年。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中有佚名用朝鲜文作句读标示。铃朱文印：“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首尔大学图书”。该刻本以《朱子遗书》本《近思录》为底本，在刻印时每卷每条单列，首字顶格，其馀各行皆低一字格刻印。每卷末有洪禧所作“考异”文字，是对本卷部分文字的校勘考证，简要说明他本与此木刻本的异同。

内容概要

重要概念

天理论

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源和根本，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他强调“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表达了理是宇宙中所有事物的共同基础的观点。他进一步阐述了理的作用，他认为未有天地之前，毕竟也只是理存在；有了这个理，才有了天地。在这个理的基础上，天地、人物等万物得以存在。“该载”表示承载、包容的意义，指的是理所囊括、承荷的宇宙基本元素。理的存在使得气产生，气通过化、流行的过程，使得万物得以发育。这里的气可以理解为宇宙中的活力或生命力。

性论

朱熹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是天所赋予的使生物得以生存的原理。这种天理包括理和气两方面的因素，其中理是人类能够全面领悟的，而物则只能部分领悟。朱熹强调了性作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的普遍性，将人和物放在同一层面上。他指出，从气的角度来看，人和物在知觉运动等生理作用上并无本质差异。然而，当从理的角度来考察时，社会道德、仁义礼智等方面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在对《告子·生之谓性》的注释中，朱熹进一步解释了性中的理和气两个方面的因素。他指出，性是天所赋予的理和气两方面的因素，其中理是人类所得得全的因素，而气则是物所得不全的因素。他批评了将性仅仅理解为气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忽略了理的重要性。

气本论

“气本论”是指通过对气及气的运动的解释来理解宇宙的本体。张载提出了著名的命题：“宇宙即气”，将“太虚”作为宇宙的本体。他认为“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太虚即为寥廓苍茫宇宙的原始状态。在这里，“太虚”表示宇宙的本原，即化成天下万物的“气”的本真形态。张载进一步解释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说明太虚是气的本体，气在宇宙中通过不同的存在状态和变化形式而表现为不同的物质，最终又回归宇宙的太虚。张载认为只有这样的“太虚”本体才能最合理地解释宇宙的本性。气本体在宇宙中的存在和变化形式是多样的，不同的气聚合成不同的物质，再通过变化形态回归宇宙的太虚。这种“变化之客形”使宇宙实现“至虚之实，实而不固; 至静之动，动而不穷”的状态，表达了一种宇宙的和谐与无穷的动态。

无极而太极

“无极”在周敦颐的自然观中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具有无形、无迹、无象、无影、岿然不动、寂然静处的特征。此状态内含万千世界，为宇宙自然的动静、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起源，是其根本原理。通过与“太极”、“阴阳”、“动静”等运动的关系，无极促使宇宙自然、道德社会和伦理秩序的产生。不仅如此，“无极”并非绝对空虚，而是包含有，是一种既非绝对空虚又非具体之物的状态。陆九渊将“无极”视为心学的代表，将其作为心的总领，引导人们把握事物本质的方向。

“太极”在这一哲学体系中被视为理的别名，这里的“理”并非指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宇宙的根本原理，存在于天地和万物之中的永恒、不变的法则。太极被理解为对宇宙中事物生成、运行的基本原理的表达，而非特定的物质。其称呼涵盖了二气五行之理，突显了它是宇宙中事物生成和运行的普适原理。

“无极”对“太极”的形上性进行了限定，使得“太极”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宇宙中事物生成和运行的基本原理。太极被视为无极之中的表达，受到无极的界定。然而，不同观点存在于学者之间，例如陆九渊批评认为关系落入了“有生于无”的臼，而朱熹则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研究历史

宋元明清时代（1175-1840）

南宋后期涉足《近思录》研究的学者众多。其中，有七人致力于深入研究并著有专书，都是注释类著作的作者。在这其中，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花费三十多年力气所著的《近思录集解》被认为是元明清时期最广泛流传且影响最大的著作。叶采在自序中提到，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叶采花费三十多年心血完成的《近思录集解》突显了以下几个方面：逐条文诠释：该著作注重对每一条文的详尽解释，在这方面相较于同时代的杨伯岩的《泳斋近思录衍注》等作品更为详尽，稍逊于清代茅星来和张伯行的集注、集解；各卷内容及相互联系的考察和总结：叶采不仅关注逐条解释，还注重对各卷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考察和总结。这种全面性的研究方法在元明清学者中较为少见；全书整体架构与价值的阐释概括：除了逐条解释，叶采还注重对整部《近思录》的整体架构和价值进行阐释和概括。这种综合性的观点在元明清学者中颇具深度和独到之处。

在元明时期，周公恕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虽有一定缺陷，但他指出了《近思录》的编排问题，尝试进行改善。然而，由于一些原因，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此外，清代涌现出多种注释性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茅星来的《近思录集注》、张伯行的《近思录集解》、江永的《近思录集注》和施璜的《五子近思录发明》等。

近现代（1840-1974）

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冲击，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剧烈变革，这也波及到了《近思录》的研究。1923年，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中写了一篇名为《国学人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文章，其中推荐了《近思录》作为国学人门书之一。梁启超认为，通过阅读《近思录》，可以了解程朱一派的理学的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中国大陆对《近思录》的深入研究逐渐减少。因此，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近思录》的深入专著。

当代（1975-）

自从1975年李甲乎发表了《朱子·吕祖谦与近思录》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共发表了二十余种关于《近思录》的著作，包括硕士研究论文两篇和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十余篇，形成了《近思录》研读史上的一个新高潮。

在中国香港电台地区，较早专门研究《近思录》的学者是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他于1981年秋至1982年夏在台湾省的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为学生讲授《近思录》，并编写了《近思录随札》（上下编）。这部著作逐卷讲解，注重与西方学术的比较，具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展现了现代意识，是一种“随札”的性质。该文后被收入《宋代理学三书随札》。

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可分为五类：各种版本的《近思录》古注书影印本：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研究的功劳，但对推动后续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思录》原书点校排印本：这些版本通常附有导读、说明等文字，或多或少具有研究性质。其中，严佐之先生的《朱子近思录·导读》论述较为详尽；注译：陈荣捷先生的《近思录详注集评》注释最为详尽，是一部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著作。查洪德先生的《近思录注译》以现代白话文翻译为主，兼具注评性质；专题研究：程水龙博士的《《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是对《近思录》的编纂、版刻、注释、续编、流布、接受等方面进行全面开拓的研究。景南先生对此的评价是中肯的，认为它是对理学文献与理学接受史的开创性创新之作；第五类是综合研究，目前唯一公开发表的是何佳骏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近思录》研究》。何先生在该论文中对《近思录》的编纂旨趣、成书过程、取材范围、卷目架构、选语内容及其思想系统、选语内容与北宋四子思想原貌的关系、贡献与缺陷，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有益价值和意义等进行了简明扼要、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

重要研究著作

《近思录》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多位学者对该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其中，叶采、程水龙、杨荣捷、姜锡东等学者对《近思录》中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历史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近思录集解》

《近思录集解》的撰者为南宋时期的叶采，字仲圭，号平严。生卒年不详，是建安人。他于南宋淳祐元年（241年）登进士第，官至武尉历景献府教授、秘书监、枢密检讨、知武军，最终官至翰林侍讲，后乞归。叶采的著述除了《近思录集解》外，还有《西铭集解》和《性理集解》等。叶采曾从蔡渊、李方子、陈淳等学者那里学习，并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在淳元年正月，赵昀颁布诏书将周、张、程、朱四子从祀孔子庙，叶采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表彰理学的重要社会主义。他坚信后世必定会把理学作为高明国家之统纪，并将其模范于许多士人。

对于《近思录》，叶采认为该书追求道德的力量和处事的方法，既涵盖了个体修养又包括了治理他人的智慧。他认为该书追求“端用力之方”，涵盖了处己治人之道，破异端之说，重视大学之户庭，体用相涵，本末洞质。在数十年的研究中，他以《近思录集解》阐释这一思想，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注解。在编写《近思录集解》时，叶采参考了朱子的旧注和升堂记开，以及其他儒家辨论。他精选精华，删繁就简，逐篇编撰，并对文中引用的朱熹之语进行了评析，使其更加精炼。该集解于淳祐八年完成。

《\u003c近思录\u003e版本与传播研究》

该书是程水龙所著的研究《近思录》传播的重要著作，其以《近思录》版本与传播为核心议题，通过结合语文学、传播学、学术文化史的多学科视角，致力于考察《近思录》的整理出版、朱子学研究以及思想传播之间的紧密联系。论文突出的研究方向包括对《近思录》各种版本的调查，特别是重刻本、注释本和续编本，通过详细的梳理和考订，探讨版本之间的异同、优劣，以及这些版本与文献传播、学术文化思想的关联。作者通过对时代、地域、传播者和阅读者特点的分析，深入挖掘《近思录》的版本传播所蕴含的学术影响和文化意义，旨在揭示朱子文献整理出版与朱熹学研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各章的研究中，第一章重点探究了《近思录》的编纂与传刻，考察了南宋时期的编纂缘起和反复修订情况，以及朱熹时代至清末的传抄与刊刻。第二章则集中于《近思录》的注释及其版本，主要研究了叶采集解和江永集注的版本源流，并进行了诠释学比较。第三章关注《近思录》的续编及其版本，深入探讨了历代学者根据《近思录》所撰的续编本。第四章研究了《近思录》在国外的传刻与流布，考察了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传刻与流布情况。第五章则重点分析了《近思录》的传播特点和原因，以及不同时期传播者、阅读者的特征。最后一章则着重阐释了《近思录》传播的文化、学术史意义，从多个维度解析了其盛传不衰的原因，并探讨了与朱子学研究的深刻关系。

《\u003c近思录\u003e研究》

该书是姜锡东对《近思录》所做的详尽研究著作，其在书中对《近思录》的编撰背景和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直接动机与深层原因两方面考虑，总结并优化了先前学者对此类话题的观点。姜锡东的《近思录》研究一书以解释、分析与评论《近思录》为主。其在各卷论述之前，对先贤时哲之论择善而取，做简要概括，明确各卷的主旨。

此书一共分为十七章，前十四章是对《近思录》各卷的注解、分析与评论。在第十五章，作者首先对北宋理学五子（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的理学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探讨。包括对各家理论观点的梳理，深入解析其核心思想和理念。在第十六章，作者在吸收陈荣捷、程水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吸收了韩国宋熹准的研究成果，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近思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第十七章则是作者自己对学习《近思录》的一些看法和体悟。

影响

哲学影响

《近思录》作为一部理学入门书和概论书，广泛流传于后世，成为士人必读的经典。它不仅影响了清三代的儒家思想，如、、、、等，也影响了和的理学发展，如、李退温、学派等。它还对其他学派产生了挑战和冲击，如佛教、、法家、墨家等。

自朱熹身后至今的七八百年间，《近思录》传播久远，包括注释、续编、仿编等各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国内存世近两百种，韩国现藏高丽、朝鲜时代的传本总计约49 种268 部（该统计数字可能有少量重复累计）。其中朝鲜人重刻、注释和续编占相当大的成分，而日本现藏传本约 30 种近 60 部。著述者为中国人，统计数字可能有少量重复累计。此外，日本人的注解、讲说文本另有近 60 种。

束景南先生说：“在朱意以后直到近代，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宋明清后儒们也多以《近思录》为‘阶梯’，从《近思录》切人到对程朱理学的认识与接受，因而一部《近思录》的注释传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近思录》广泛传刻流布，显现出该儒学经典读本在理学发展史上拥有的重要地位。南宋以降，编者、读者、注者等盛赞不息，朱意尝曰：“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社会影响

《近思录》的传播主要聚焦于人心世道整治思想的传播。从朱熹与、论学开始，他们将学术的讨论联系到人心世道的整治上，具有发挥其教化作用的意图。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近思录》长期发挥着教化作用，传播着朱子思想。

赵光义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的国策，奠定了“兴文教、抑武事”政策基调。宋朝遵循这一理念，强调尊崇孔子、崇奉儒学，注重科举制度，重用士人。官学制度在继承唐代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完备，官学类型多样，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样的社会氛围为《近思录》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其迅速成为传播最广的儒学著作之一。

到南宋时，《近思录》的影响进一步得到了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学一直强调教化，四子也不例外，注重言传身教，提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教育观念。《近思录》中辑录了四子在教育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有价值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为《近思录》在南宋迅速传播开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清代朱熹学兴盛的原因之一是清初朝廷重视理学教化。在集解《近思录》时表达：“我皇上德迈唐虞，学配孔、孟，性功与王献并愚，道统偕治法兼隆。故六经、四子而外，每于镰、洛、关、闽四氏之书，加意振兴，以宏教育。”这个时期的理学家受益于《近思录》的引入，许多人因阅读《小学》、《近思录》而深入研究程朱之学，将程朱视为学宗。例如，张履样在二十四岁后读了《小学》、《近思录》等书，逐渐投身程朱之学；汪佑读《小学》、《近思录》；劳史少则读朱子《大学中庸序》，因而产生学术志向。

在清代后期，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传统教育受到挑战和冲击，难以逐渐开放，因此注入新的内容成为必然趋势。面对这一现实，一些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寻求变革之术。由于当时存在轻视朱熹书、不注重躬行、粗浮简约、浅尝即止的现象，尊信朱子学的学者和部分朝廷官员认为有必要加强教化，引导这些人读朱子之书。比如，清同治四年，吴棠重刻江永《近思录集注》时表示朱文正公所谓“辑注精切，裨益于世道人心不浅”的意图，强调读者应该循此以敦厥行，使其得益于修己治人之道。同治八年，朝廷官员华钧主持捐资补刻刘源绿《近思续录》并颁发给义学十徐处，以供后来的学者师承。

评价

南宋翰林学士叶采曰：“《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弹举。”(《近思录集解序》)，又曰：“《近思录》汇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条。凡求端用力之方，暨处已治人之道，破异端之扁，辟大学之户庭，体用相涵，本末洞贯，会六艺之突奥，立四子之阶梯。人文载开，道统复续。”(《进近思录表》)。其称赞《近思录》规模庞大、结构有序，具备全面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性，其内容涵盖道德、人伦治理、学术开拓，贯通六艺和四子，是一部继承传统、开创新思想的人文经典。

明代学士刘仕贤曰：“学莫先于知方，故首之以求端；方不可以徒知，故次之以用力；力必为乎已，故次之以处已；成乎已即成乎物，故次之以治人；是数者皆所以黜邪而居正也，故次之以辩异端、观圣贤终焉。”《重刊近思录序》。其强调学习的有序步骤：首先追求原理，然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实践中必须充分付出努力，处理好当前的问题，使之成为已知的一部分，然后将知识用于治理人际关系，最终达到治理整体社会的水平。这一系列步骤的目的是清除错误，追求正确，以此保持正道。

清代学士张习孔曰：“精粗本末，先后之序，条理精善，其功于往圣、德于来者，甚盛心也。.....至于此录，上自天地阴阳之奥，下及修已治人之方，无弗具备。上智之士，循习不已，可以人圣。即姿质中下，随其力之所至，亦不失为善人。诚学者所当服而弗失也。”《近思录传序》。其强调《近思录》在精心整理知识、明确条理、注重先后顺序方面的优点，将古代智者的思想和道德传承给后人。它包含了从宇宙的奥秘到个人修养、治理人际关系的全面内容，适用于各个层次的人，既可以成为智者学习的典范，也可指导一般人实践善行，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典籍。

清朝学士陈舜锡曰：“学者之求端用力、处已治人，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毕载《近思录》中，可以渐达乎《学》《庸》《论》《孟》也哉。”《近思续录小引》。其表达了学者通过《近思录》中的求端用力、处已治人等内容，逐渐能够领悟到《学》、《庸》、《论》、《孟》等经典中的大略，展现了《近思录》对于学者修养和知识追求的引导作用，为深入研读其他经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文学家、理学家张伯行曰：“惟子朱子承先启后，崇正辟邪，振寰宇之心思，开一时之聩，呕取周敦颐、二程子、张子各书，采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辑为是《录》俾学者寻绎玩味，心解力行，庶几自近及远，自卑升高，而波淫邪遁不能淆训话词章不得而泪没焉。”《近思录集解序》。其称颂朱熹为继承前贤之学，推崇正统、排斥邪说，激发了世人的心灵思索，开启了一时之风采。朱子汲取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前贤的著作，精选其中有关大道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内容，编辑成《近思录》以供学者研读娱玩，激发心灵领悟，实践所学，使人逐渐由浅入深、由卑微提升，摆脱了混杂的邪说，言辞章句得以明晰，令人感慨不已。

清代文人茅星来曰：“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近思录集注原序》。其指出，《近思录》中蕴含了古代圣贤探究宇宙大道、修身养性、治理人事的精髓，其要义实际上与《大学》一书相通。因此，该书的篇目主要围绕“三纲领”和“八条目”展开，突显了其内容的精要和核心思想。

清代思想家江永曰：“昔朱子与吕东莱先生晤于寒泉精舍，读周子、程叔本、张子之书叹其闳博无涯，恐始学不得其门，因共报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近思录集注序》。其说明，在寒泉精舍，朱子与吕东莱先生共同阅读周敦颐、程颢、张栻等先哲的著作，深感其中的博大精深，担忧初学者难以涉足其门径。因此，他们决定共同整理并编纂一部《近思录》，囊括了有关义理的根本原理，以及圣学的体悟和实际运用，共计十四卷。这部书旨在为学者提供一份涵盖广泛、内容深刻的指南。

清代学士沈锡周曰：“《近思录》一书，发明圣贤大义，微言如缴日中天，明彻无疑四子《六经》而外，仅见此书。”《五子近思录发明》。其指出，《近思录》一书在揭示圣贤大道方面功不可没，其微言如同太阳正午的光辉，明晰而毫不含糊。除了四书六经之外，这本书几乎包罗了所有的圣贤智慧。

近现代思想家、教育家钱穆曰：“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又曰：此书所收当可分两大纲，一曰关于大体，一曰切于日用。”《宋代理学三书随》，又曰：“周张、二程同称四子，同列为北宋理学大宗，盖自《近思录》成编，而始渐臻为定论。”《朱子新学案》。钱穆先生评价《近思录》的影响甚广，他指出后来治理宋代理学的人，无不首先阅读这本书。他认为该书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关于大体的纲领，一是切实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纲领。在他看来，《近思录》的编成使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学者被同列为北宋理学的大宗，成为定论。

朝鲜文人吴熙常曰：“窃惟子朱子《近思》一书，即《四书》之津筱也，大而天人性命之原，细而日用躬行之实，包涵该括，开卷灿然，其所以继往开来者，可谓至深至切矣。”《续近恩录序》。吴熙常先生认为，《近思录》一书就像《四书》中的津筱，内容宏大涵盖了天人性命的根本原理，同时也细致入微，具体到日常生活的实际操作。他认为这本书开卷即见其灿烂，对前贤的继承与对后人的启迪可谓深刻而切实。

朝鲜左议政金宗瑞曰：“是书所载，皆正心修身之要。”《朝鲜王朝实录》。金宗瑞认为，《近思录》所载内容无不是关乎正心修身的要义。这表明该书对于培养人的内在品德和修养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日本哲学家贝原笃信曰：“《近思录》之为书，于周程张子之道既足见其梗概。学者熟读而有得，则于道亦思过半矣。”《书近思录备考之后》。贝原笃信认为，《近思录》在周程张子的道统中足以显示其梗概。他认为，学者若能熟读并领悟其中的道理，那么在道德修养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日本文人山崎嘉曰：“先生此编以《近思》之名而极高妙之言，小学、大学工夫悉备焉，实学者人道之阶梯，不可不好看也。”(《近思录序》)。山崎嘉认为，《近思录》以其高深莫测的言辞，涵盖了小学和大学的要点，是学者通向人道的阶梯，是不可不仔细品味的一部著作。

日本文人高津泰曰：“学者苟志圣贤之道，而欲穷沫泗之渊源者，舍此书而无他途也。”(《近思录训蒙辑疏序》)。高津泰认为，如果学者渴望深入探究圣贤之道，希望了解深的渊源，那么放弃《近思录》而寻找其他途径是不可取的。

名言

“学原于思。”——《近思录·卷三》（《二程遗书》卷六）

“学者先要会疑。”——《近思录·卷三》（《二程外书》卷十一）

“求之情性，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近思录·卷三》（《孟子·离娄上》）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近思录·卷二》（《二程遗书》卷十五）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近思录·卷二》（《二程遗书》卷十八）

“学者须要务实，不要近名方是。”——《近思录·卷二》（《庄子·养生主》）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近思录·卷一》（《大学》《论语·子张》《二程遗书》卷十五）

“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近思录·卷二》（《周易·丰》《周易程氏传·丰》）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近思录·卷二》（《与方元手帖》）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近思录·卷一》（《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