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东林党是指明朝晚期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代表人物有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主要讲学活动地点为东林书院，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逐渐成形，直到天启末年被阉党镇压而消亡，共历时约四十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通常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的起点，顾宪成、赵南星和高攀龙等都于此时相继被革职，许多参与创建东林书院和东林讲学活动的士大夫，比如顾允成、史孟麟、钱一本等人，因争国本或癸巳京察而遭贬回乡，之后顾宪成、赵南星等人逐渐成为一股势力，并在朝廷斗争中崭露头角。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革职里居的顾宪成及弟允成与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资在原址重兴修复，并相继主持其间，聚众讲学，制定《东林会约》。在讲习之余，间或指陈时弊，裁量人物，锐意图新，自称“东林人”，引起朝野倾慕，当时海内学者都以东林为楷模，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美誉。东林党人先后参与神宗万历、朱由校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政事，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政治主张一般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大致包括反对宦官专权乱政、反对皇帝派遣矿监和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主张重视农业和工商、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要求惠商䘏民和减轻赋税、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以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等。明天启五年（1625），阉党枉法祸兴，诏毁全国书院，东林首罹其难，书院被下旨全部拆毁，不许留存片瓦寸椽。东林讲学等人亦被斥为“东林党”而蒙遭迫害。
东林党人以儒家求实思想遏制了空疏虚浮的学风，开启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并推动了当时儒者士大夫形成自觉群体，对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拥护，客观上虽然东林党人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他们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对于当时的士风具有提振作用，而且还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但东林党的忠君立场，仍有一定历史局限性。此外近代学者谢国桢认为东林党见太深，对和东林党意见不合的人都斥为异党，东林人士僵化的政治思维导致发展困难，加剧了明朝晚期的派系冲突。
形成背景
明代中叶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日渐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持续不断，国家财政出现困难。面对着重重的政治经济困难，首辅张居正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张居正专断朝政且限制万历皇帝的行动。万历十年（1582年），朱翊钧在张居正去世后亲政，他废除张居正的新政措施，但此时明朝国力渐衰，朝廷政治腐败黑暗，人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致使部分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另一方面，明中叶已经出现最早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新的市民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学术团体，而新的市民阶层选择了书院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由此书院讲学的风气渐盛。同时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衰落，王守仁所倡导的“自得、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学兴起，但王阳明心学的空谈之风也逐渐盛行。顾宪成的东林学派即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前来东林书院参加会讲的人的身份不加任何限制，他们为发扬程朱理学而贬斥阳明心学的空谈之风，进而提出务实济世并关心时政，为形成政治团体而奠定基础。
发展过程
崭露头角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皇帝采用阁臣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的建议，下诏将长子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常洵、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常洵仍有机会被立为太子。但该主张被顾宪成、顾允成等许多廷臣反对，他们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同年二月收回“三王并封”之命。同年正值癸巳京察之际，主持这次考察的吏部尚书孙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等人大举裁汰内阁举荐之人，这遭到以王锡爵为首的内阁利益集团的反弹，神宗以孙鑨等人结党专权，过于排除异己为由对其加以打压，最后孙鑨罚俸、赵南星降三级，癸巳京察以失败告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会推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选不为赵顼所接纳，加上之前顾宪成等人主张早立皇长子为太子，并极力反对“三王并封”之论，而引起神宗皇帝的反感，于是神宗将顾宪成革职回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通常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的起点，因为后来东林党的核心人物顾宪成、赵南星和高攀龙等都在万历二十一年前后相继被革职，许多在之后东林书院的创建及东林讲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士大夫，比如顾允成、史孟麟、钱一本、于孔兼、张纳陛、薛敷教、安希范等人，因争国本或癸巳京察遭到贬谪，返回故乡无锡及周边地区。在这一阶段顾宪成、赵南星等人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主张，并逐渐成为一股势力在朝廷斗争中崭露头角。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皇帝开始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宦官滥肆搜刮致使民怨沸腾，东林党人对神宗皇帝这一举措表示反对，比如山西省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疏斥责矿监和税使，但遭到神宗皇帝的批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大学士叶向高、吏部侍郎冯琦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凤阳巡抚李三才也上疏痛斥矿监、税使的危害，同时他严惩矿监、税使收获民心，但在入阁事件中遭到反对派的阻挠。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但禁止他去封地洛阳市，还以授予福王土地不足四万顷为由将其留在宫中。内阁大学士、东林党人叶向高上疏坚决反对，神宗皇帝迫于叶向高等人的压力而让弘光帝赴洛阳，将授给他的庄田削减一半。
东林书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等人的支持下，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原来宋人杨时讲学的地方（今江苏省无锡城东南部）重建东林书院，该书院又称龟山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和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举行第一次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东林会约》中首列孔子、颜回、曾子、孔伋、孟子为为学的要旨，次列朱熹的《白鹿洞规》，然后提出要“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据《无锡金匾县志》记载，东林书院“每岁两大会，月一小会，各三日，悉仿白鹿洞规。远近名贤，同声响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
东林书院讲学比较拥护程朱学说，反对引儒入禅、不务实用的王学末流。顾宪成主张“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认为讲习结合才能推陈出新，做到“日进而高明”，此外顾宪成还推崇“群”的作用，认为“自古未有关闭门户独 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 孤立无与的学问”。为打开东林学派的眼界，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东林书院还邀请当时提倡并致力研究西洋科学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绮等人来书院讲学。 东林学派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加上朝廷内外正直的一派士大夫群起响应东林学派的言行，他们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万历党争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杨时乔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大学士沈一贯的党羽，但由于沈一贯蒙蔽欺瞒赵顼皇帝，他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而未遭处分，但是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然而东林党人及其他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沈一贯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致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辛亥京察，将不少反东林党的官僚列入察疏，礼部主事丁元荐揭发昆党、宣党罪，虽经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多方调护，丁元荐仍因被劾而致仕，期间不少腐败官僚也被弹劾。然而在之后的“荆熊相争”“韩敬庚戌年科场案”等事件中，楚党趁机逐渐得势，孙丕扬和大学士叶向高被迫辞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张差在太监刘成的带领下进入皇城，之后张差闯进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他趁宫门守卫松散而手执枣棍将守门打伤，最后内侍韩本用将其抓住并送交东华门指挥朱雄，梃击案由此爆发。张差在被审讯过程中交代自己是被庞保、刘成两个老公（太监）带进来的，而庞保、刘成均是郑贵妃的心腹。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太子朱常洛畏惧郑贵妃的势力，即将张差、庞保、刘成处死，以此草草了结梃击案。审讯此案的东林党人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方从哲秉政京察，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东林党人大多被革职。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皇帝病死，皇太子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即得重病，御医崔文升进献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红丸，但光宗服用之后却于九月初一突然“驾崩”，事后大学士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同时光宗宠妃李康妃想藉抚育皇长子由校之名，同住乾清宫以图谋专政，这激起东林党人的不满。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崔文升“素为显肃皇后腹心”而故意用泄药，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同郑贵妃、李选侍勾结。最终李选侍在东林党人的压力下迁出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熹宗，改元天启。
天启施政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因扶立熹宗有功而颇受重用，已致仕的叶向高回朝廷重任大学士，刘一燝担任内阁大学士，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担任左都御史。此外东林党人的部分主张开始得到贯彻，除撤除矿监、税使外，他们在北京、天津市、保定市等地兴屯田，修水利，种植水稻；刘一燝还推荐熊廷弼督师辽东，以加强东北地区边防抵御后金政权，后加入东林党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山海关区；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宣武门内创设首善书院，不限听讲者的身份和阶层；东林党人还积极为张居正平反，邹元标于天启二年（1622年）上疏称颂张居正“功不可没”，朝廷于是决定恢复张居正的原有官衔，依礼葬祭。
东林党人施政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迅速膨胀，魏忠贤靠拍马逢迎获得朱由校的赏识，被朱由校任命为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传达皇帝的旨意，又假借皇帝名义干政弄权。之后魏忠贤又提督（掌管指挥）东厂，安排许显纯掌握锦衣卫，还在宫中建立了一支由万余名宦官组成的武装。此外魏忠贤在内阁、六部和外地的总督、巡抚中遍植死党，反东林各党的许多官员纷纷投靠魏忠贤，以魏为首的宦官与反东林各党结合成政治集团，被东林党人称为阉党。东林党人反阉党的斗争，起初限于弹劾追随魏忠贤的阁臣及其爪牙，忠告朱由校不要受左右宦官的蒙蔽，但被魏忠贤等人排挤。
阉党镇压
天启二年（1622年），在魏忠贤等人的策划下，大学士刘一燝、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和副都御史冯从吾等人被迫辞官。天启三年（1623年），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张问达、都御史赵南星等东林党人主持京察，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等阉党人士被辞官。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逮捕由叶向高提拔为内阁中书的汪文言下诏狱，汪文言在东林党人黄尊素的打点下仅受廷杖就被释放，三月黄尊素在奏疏中揭责魏忠贤和客氏祸国，魏忠贤得知后欲对其处以廷杖，幸被韩爌力救改为夺俸一年。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揭露魏忠贤违反宦官禁律干预政治，之后东林党人李应升、魏大中、袁化中等人在内的朝臣，以及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也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魏忠贤为报复东林党，将其中的刑部郎中万燝廷杖致死，不久大学士叶向高被迫辞官。同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要求惩办犯贪赃罪的御史崔呈秀，崔呈秀向魏忠贤求救并被魏忠贤收为养子，魏忠贤假传圣旨斥责高、赵两人“朋谋结党”，他们二人被迫辞官回籍。十一月，魏忠贤又捏造罪名，逼迫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和首辅韩爌辞官。此外他还编造《缙绅便览》《东林天鉴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等打击东林党人，比如《点将录》仿照小说《水浒传》，列入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包括李靖李三才等。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许显纯严刑拷打已投入狱中的东林党人汪文言，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但汪文言宁死不肯而遭毒杀。许显纯害死汪文言后又捏造汪的供词，诬陷杨涟等六人受贿，于是魏忠贤矫诏下旨逮捕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东林六君子遭受酷刑而死于狱中，受牵连的赵南星等十五人被魏忠贤削籍为民。同年十二月，魏忠贤矫诏将东林党人及同情者的姓名榜示全国，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同时下诏拆毁北京的首善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剥夺东林党人讲学的权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贤令人歪曲梃击、红丸、移宫案三案的事实经过，并编述成书定名为《三朝要典》，同时以皇帝圣谕的方式污蔑东林党人借三案“邀功泄愤”。同年二月，魏忠贤再次制造屠杀东林党人的大冤狱，以贪赃罪诬告并逮捕已被罢官的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高攀龙获知消息后投水自尽，之后苏州爆发反对逮捕东林党人的斗争，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义士被害。
东林余绪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崇祯帝即位后就着手铲除阉党，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县，魏忠贤畏罪自杀后又处以戮尸并悬首示众。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下诏焚毁《三朝要典》，被害的东林党人得以平反昭雪。同年十一月，朝中推举大学士，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被提名，但温体仁和周延儒诬蔑钱谦益过去当主考官时受贿，于是崇祯帝将钱谦益革职，钱的门生瞿式耜也受牵连而贬官。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崇祯帝还公布“钦定逆案”，除首逆魏、客二人外，阉党二百几十人分六等定罪，处以斩首、充军、徒刑、革职等。然而崇祯对东林党人的态度并不重视，他以所谓谋叛罪诛杀袁崇焕，迫使大学士孙承宗辞官回籍，东林党人失去在中枢机构内阁中的地位。
崇祯六年（1633年），江南文社合并为复社，推文名最大的张溥为盟主，并在苏州市的虎丘举行大会，据记载参加复社大会的约有二千多人。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他们大多是前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子弟，部分成员当时也被人称作东林党，他们继承东林党的传统讲学兼评时政。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顾宪成之孙顾杲等复社人士会集南京，他们公推吴应箕起草《留都（南京）防乱公揭》，以顾杲、黄宗羲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人纷纷签名，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曾充当魏忠贤的爪牙、迫害东林党人的罪行，阮大铖在声讨之下被迫隐遁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崇祯十四年（1641年），复社人士暗中帮助周延儒重任首辅，之后周延儒接受张溥等人的意见，起用已被贬谪的东林党人刘宗周等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并推翻明朝，崇祯帝在煤山（今万岁山）上吊，东林党人倪元璐、范景文和李邦华等人自杀殉国，除个别人投向农民军外，大部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坚持抗击李自成。同年五月初，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密谋拥立弘光帝朱由崧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大多数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坚决反对马士英等人，刘宗周因上疏严斥马士英专政而被马士英等人攻击，被迫离开南京回到浙江省家中。同年八月初，阮大铖拉拢复社人士侯方域未果，在南京大肆逮捕参与签署《防乱公揭》的复社志士，侯朝宗和吴应箕闻讯后逃出南京，周镳与其兄周钟被处死，顾杲、黄宗羲和陈贞慧则被捕入狱，后于次年清军攻打南京之际趁乱逃出。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东林党人史可法在清军攻克扬州市后拒降就义，清军攻占南京后弘光政权覆灭，马士英和阮大铖先降清后被清军诛杀，曾为东林魁首的钱谦益投降清军，侯朝宗也归顺清朝并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除部分复社人士变节之外，许多东林党和复社志士坚持抗清，比如刘宗周于顺治帝二年（1645年）闰六月拒绝归顺并绝食而死，黄道周参与建立南明唐王（朱聿键）政权并于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就义，瞿式耜等人于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后清兵于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攻下桂林，瞿式耜被俘就义。此外吴应箕、夏允彝、陈子龙、黄淳耀等复社人士先后兵败殉难，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后，复社和东林党人的武装抗清斗争才基本停止。
政治主张
君主论
尊君思想是东林党人中一种普遍的政治观念，如顾宪成用“权”与“职”的划分来说明君臣关系；钱一本说“君臣之分，等于天地”；高攀龙在遭到阉党迫害投水自尽之时还不忘“北向叩头”，并立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言。晚明的东林党有着强烈的尊君观念，内心严守着“君臣之义”，极力维护着君主的绝对权威。东林党之所以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主要是受传统儒学思想中王道理想的影响。正是因为圣王在王道理想实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使得现实中的儒学士大夫总会对君主抱有极大的幻想和期待，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养实现道德的完备，进而将其内在的仁心发为外在的仁政，最终使现实成为真正的王道社会。不过东林党人既承认君权的至高无上，也并非盲目地顺从君主的权利和责任，希望臣下的建言来纠正君主之失。
此外，东林党的君主论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在于重新发掘了先秦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并将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引申，认为君与民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进而主张以民来约束君。不仅如此，东林党人还把是非的评判标准交予民众的手中，认为匹夫匹妇对于国家公共事务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并将民意看作是评判天下是非的最终标准。
公私论
公私论是东林党最具特色的政治理念。当东林党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公私之辨，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政治，尤其是与君主论结合起来时，其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这为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在探讨国家政治和君主制度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在将公私论与君主论结合起来时，私主要指君主而言，指君主的一己之私，公则是指天下公论和公理而言。而在二者的关系中，东林党强调要以天下之公来克制和约束君主的一己之私。
许多东林党人反对在位者将自己的一己之私带入日常公务之中。顾宪成认为，“私”的存在是导致社会祸乱的最初原因，其会对社会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要做到“无我”，不将自己的私心的私见带到日常的公务中。局内人善于自反，放下自己的成见；局外者不要考虑与局内者的私交，而是以旁观者的心态就事论事。高攀龙认为“必居此位者先无私，而后可以消人之私。”徐如珂则以相臣之职为例，认为居高位者“必尽祛其有我之私”，然后才能“以天下为公”。
救世论
东林书院院规开宗明义地提出东林党的救世主张：“列孔、颜曾、思、孟，明统宗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其以“四要”为核心，即知本、立志、尊经、审几。在“四要”指导下，东林党采取的主要救世措施有四条。
一是走“矫之于下”的道路。顾宪成认为“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矫之于上，有矫之于下。”所谓“矫之于上”，即以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内阁、六部的胡作非为，制止人欲横流。他本人为维护儒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世袭制度，参加“国本”之争；高攀龙直接上书皇帝，要皇帝“务学”，被罚俸一年。在遭到打击后，他们悟出“上难而下易，势使然也”的道理，决心走“矫之于下的道路。“矫之于下”就是联络同道，想以集团和舆论的力量，以行其道于天下，同时，四处讲学，以教化为先务，纠世风之偏。
二是呼吁统治集团尊经重道，广开言路，破格用人。“皇帝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这是要求为中小地主阶层进入政权开放道路。同时，他们还主张：“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于是在他们掌握朝政时，大量举荐寒门之士，以对付大官僚集团的排斥、压抑。
三是主张整顿吏治，以取得“行道天下”在组织上的保证。为此他们提出“安民惩贫”的口号，“安民务在惩贫，惩贫必自毂始。”所以他们在京察之争中，反对内阁“爱人则加诸膝，恶人则陨诸渊的作法，利用清议的力量，抨击尸位素餐的大学士方从哲，忌才妒贤的首辅沈一贯是“好官惟我做尽，国事听其日非”，支持吏部以京察为手段，“锐意澄汰，力更前辙，被黜者大半政府(内阁)私人。”
四是从“工商皆本”的认识出发，提出减税、惠商、便民的主张。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君子自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们是闭口不谈“利”的。东林党人也是如此，故他们提不出新的经济上的救世纲领。但明朝毕竟与前几个朝代有所不同，明中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东林党人多少有些影响，所以东林党人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中，针对“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致使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巷陌”的乱世局面，提出适合时代发展的经济主张，并在打击税监的斗争中贯彻这些主张。
东林人士
核心成员
人物统称
东林党三君
“东林党三君”指的是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他们是当时东林党及学派的创始人或重要人物。邹元标的学说影响极大，他是明代后期江右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致良知”应该有“良能”即效国效民的能力，“良能”是“致良知”的“核心”。
东林六君子
“东林六君子”指的是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他们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魏忠贤矫诏下旨逮捕，因遭受醢刑而死于狱中，时人称赞他们为“东林六君子”。
东林八君子
“东林八君子”指的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他们大多是在之后东林书院的创建及东林讲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士大夫，又同时因为争国本或癸巳京察遭到贬谪，返回故乡无锡及周边地区。
代表人物
顾宪成
顾宪成（1550年-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省）人。顾宪成初学于张淇门下，后师事薛应旗，朱翊钧万历四年（1576年）夺得乡试第一名。万历八年（1580年）考中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与魏允中、刘庭兰并称“三元”。万历十五年（1587年），因上疏“分别小人，刺及时政”，被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官。万历二十年（1592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之后因在立太子、推阁臣问题上与神宗等人意见相左，被革职归里并从事著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高攀龙、顾允成等重建东林书院，讲学同时议论朝政，并创立东林学派，获得朝野士大夫的尊崇附和，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终年六十二岁。魏忠贤擅权后，以“东林党”之名迫害或禁锢依附东林党的官员，顾宪成也被追削官职。崇祯初年，顾宪成被平反，赠吏部右侍郎，追谥“端文”。
左光斗
左光斗（1575年-1625年），字遗直，一字共之、拱之，号浮丘、苍屿，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属安徽桐城）人，明朝晚期名臣、东林党人、“东林六君子”之一。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迁浙江省道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秋，左光斗被擢为大理寺丞，进少卿。次年二月，拜左金都御史。天启五年（1625年），与杨涟等受酷刑死于狱中，终年五十一岁。两年后，朱由校朱由校驾崩，崇祯朱由检诛杀魏忠贤，左光斗被赠予右都御史，并予祭葬，再赠太子少保，赐予三代诰命。弘光帝时，左光斗被追谥为“忠毅”，其墓在桐城市北三十里白沙岭。左光斗著述有《左忠毅公集》《左少保忠毅公集》《浮丘左先牛文集》等。左光斗为官清正、磊落刚直，敢于同邪恶作斗争，被誉为“铁面御史”。
史可法
史可法（1602-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生于北京，祖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市）。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首授西安府推官，崇祯十六年（1643年）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年），任南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自请到抗清前线扬州市督师。清爱新觉罗·多尔衮致书劝降，史可法严词拒绝，誓言坚守。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殉难。其义子史德威遍寻史可法遗骸不得，遂依史可法遗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是为史可法的衣冠冢。清爱新觉罗·弘历追谥史可法为忠正公，并下令在史公衣冠冢旁建祠纪念，该祠堂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梅花岭畔。
后世争议
性质争议
晚明“东林”一词，兼具学术、政治之意涵，自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兴办东林书院以来，就有“东林”是否为“朋党”的争论，今日明清史学界惯以“东林学派”、“东林党”指称“东林”。比如学者郑天挺等人编著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出现“东林党”一词，上面将“东林党”定义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还提及“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等描述，但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文集中并未自称“东林书院”或者“东林党”。明史学者樊树志经考证认为，“东林党”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所谓“党”并非政党，政党的概念起始于近代，晚明史上的所谓党多是朋党的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因而党争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于万历年间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并不能称作是党。
亡国争议
明朝灭亡之后，汉人知识阶层秉持“为故国存信史”的理念，竭力著述并藉此探究明朝衰亡原因，但学者对“东林党”是否引发亡国存在争议。一方面，文人夏允彝在在南明弘光政权（1645年）覆灭不久，编写《幸存录》检讨明亡原因，认为万历以来的党争危害最深，谴责东林党及其政敌都须负起亡国责任；学者计六奇在其编写的《明季北略》中也征引夏允彝的党争观点，批评东林党是亡国祸首；明末清初的学者李清在《三垣笔记‧自序》中指出夏允彝的《幸存录》客观评价晚明历史，对于东林党争的看法与其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反对“东林亡国”，比如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就是为东林辩护的代表，黄宗羲指出清代东林历史形象转变，肇始于明清之际“小人”污蔑东林为晚明党争参与者，最终导致明朝的衰亡。黄宗羲还认为明清之际史籍纷纷转载《幸存录》之论述，乃因夏允彝以身殉国的忠节事迹所致，夏允彝谴责东林为朋党之言论，也来自“攻东林者”的党派偏见。此外清初的学者陈鼎也在《东林列传》的序文中惋惜东林党，并试图为其辩解，重构晚明历史记忆中的东林图像。
历史影响
明朝晚期的东林运动及其东林党人，对晚明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文化等多个层面。
学术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是以学术救世，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力辨“无善无恶”之说，二是提倡重修、躬行实践的实学风气。东林运动不仅在当时救治了阳明后学由于过度发挥师说而造成的流弊，遏制了空疏虚浮的学风，而且对后世学术有着深远影响，开启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东林学派上承阳明后学，下启明清实学，对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晚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东林讲学不仅对于儒学的发展、学风的转变起的了积极作用，还对于当时儒者士大夫自觉群体的形成、对于社会公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
从客观事实来看，东林党并未实现其既有的政治目标，是一次失败的政治运动。东林党形成之初是为了以其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来改善当时的社会政治，如四库馆臣所论“本无贻祸天下之心”，但是他们这种美好的愿望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不仅没能改善明代政治，反而加剧了晚明政治的败坏以致“祸延宗社”。
但是，东林党人的行为在传统政治社会和历史中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鼓舞了士人们的精神。东林党积极有为、“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的忧世情怀，则改变了当时沉闷压抑的士风。他们高举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不顾个人安危正式向晚明腐朽堕落的黑暗政治宣战，使得士大夫的独立气节和自觉精神得以逐渐恢复，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东林党的这种精神和气节不仅影响于当时的政治，对于当时的士风具有提振作用，而且还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历史评价
正面
明末学者吴应箕在《东林本末》中评价：“予追溯东林所自始，而本之于争夺情，以其为气节之倡也。”
明末学者陈鼎评价：“前朝梁溪诸君子讲学东林，乘五十年，天下靡然从之，皆尚气节、重名义。及国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职，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艺、妇人女子，皆知捐躯效节，杀身成仁，讲学之功效，在五十余年之后亡国，有光于明为烈。”
明末学者黄宗羲评价：“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己。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
清代张廷玉编纂的《明史》评价：“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
近代国学大师钱穆评价：“东林学派的本体工夫之辨，实开清初学术之端。”
中立
明朝东林党人倪元璐评价：“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执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
学者李尚英评价：“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究竟是封建士大夫，所以总的来看，他们是反对农民起义的。由于同样原因，他们怀着封建的忠君思想，力图在抗清斗争中恢复因极端腐朽而终于覆灭的明朝。不过，他们在反对清军暴行、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方面，是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
负面
清代大臣熊赐履评价：“吾党之声誉日隆，交游日众，一时标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实乖违，首尾衡决，遂不足以服若辈之心，而适予以可攻可议之衅，此同文党锢之狱，小人每悍然为之，而略无所顾也。”
近代学者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评价：“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斥为异党。”
参考资料
书院简介.东林书院.2024-06-04
赵南星.中国大百科全书.2024-06-12
明代东林党首领、忠臣——邹元标.吉安市人民政府.2024-06-12
邹元标.吉水县人民政府.2024-06-12
左光斗.中国大百科全书.2024-06-03
史可法：浩然留正气 千古配文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06-04
《明史》纂修的“东林”争论及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2024-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