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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

陈长捷

陈长捷（1897年6月2日~1968年4月7日），字介山，又称介三，闽侯县螺州（今属福州市）人，是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曾被人称为“抗日常胜将军”。

陈长捷出生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早年受人资助进入福州师范学堂学习，并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学生军。民国六年（1917年），陈长捷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毕业后加入晋绥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长捷因在晋军与奉军的战斗中屡建战功，被提拔为第九师师长，次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少将师长。“蒋阎冯大战”结束后，晋军受张学良整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缩编为第二〇八旅，陈长捷改任旅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长捷奉命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并在此期间升任为第七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长捷先后担任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并参与了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等战斗，作战勇敢，歼敌众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陈长捷的离心倾向被阎锡山侦知并遭到解职，其转而投靠了蒋介石，不久被任命为内蒙鄂尔多斯市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在任上计划扩张屯垦区域，遭到蒙盟上层人士的抵制，激化了民族矛盾，并引发多起流血事件。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重庆市派员与札萨克旗首领达成和平协议，陈长捷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不久进入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受训，同年底被重新起用，此后历任兰州补给区司令、军事参议等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陈长捷出任天津市警备司令，负责镇守天津。次年1月，陈长捷拒绝了人民解放军下达的最后通牒，继续抵抗，最终于1月15日在地下指挥室被俘。新中国成立后，陈长捷在北京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1959年2月，其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十人之一获释，后被安排担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进行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1968年4月7日，陈长捷在家中自杀，终年70岁。

陈长捷的世交靳书科对其评价为：“治军纪律严明，生活俭朴，是晋绥军中的一员骁将。”上海市《文汇报》则认为陈长捷“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做了有益的工作。”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1897年6月2日），陈长捷出生在福建闽侯县螺州乡（今福州市螺洲镇），其家中世代务农，父亲陈大早年曾任地方小吏，中年病故。由于家境贫寒，陈母曾狠心将陈长捷抛弃，好在被其兄姐抱回。陈长捷七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因成绩优异受到教师田春士的赏识。田春士不仅资助陈长捷到福州师范学堂读书，还将长女田九瑾许配给了他。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长捷参加福州学生军北上。南北议和后，学生军被解散，陈长捷便转入福州武备学堂继续读书。民国六年（1917年）从武备学堂毕业后，陈长捷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并与第五期同学傅作义、李生达、王靖国等人结为好友。

晋军发迹

民国八年（1919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陈长捷在傅作义的邀请下，于次年赴山西省投奔阎锡山，担任晋军步兵第七团见习官。民国十年（1921年），其转任排长，此后五年里又逐级提升为连长、团附、代理团长、旅参谋长等职。陈长捷在军中注重整肃军纪，其认为晋军萎顿是由于烟枪和老旧步枪的存在，主张肃清烟枪和更新老旧步枪，此想法得到阎锡山的赞许。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长捷已升任晋军第十五旅旅长，归属左翼军商震、张荫梧统辖。同年，在晋绥军与奉军的作战中，陈长捷率部阻击奉军，营救了长官张荫梧，并使商震部安然撤退，受到阎锡山传令嘉奖。次年3月，陈长捷率部向河北涞源进发，击败奉军。5月又与李生达、李服膺等部共同攻克保定市，于6月初进入北京市。战后，陈长捷因战绩卓著，被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师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陈长捷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少将师长，归属李生达的第四军。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发动“蒋阎冯大战”。陈长捷奉命率军沿津浦铁路南进，于6月攻占济南市，继而又进攻泰安市，与蒋方的马鸿逵、夏斗寅部激战于兖州区、曲阜市一带。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挥师入关，致使冯、阎联军腹背受敌，迅速溃败，陈部也被迫撤回山西省。是年冬天，晋绥军受张学良整编，第十二师缩编为第二〇八旅，陈长捷改任旅长，驻守正太路东段。

围剿红军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江西苏区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陈长捷奉命率部开抵江西吉安前线，广筑堡，向苏区推进。红军长征后，陈部移驻遂川县、万安县地区，与红军的留赣部队接战数次，后被调回山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调第二〇八旅等五个旅进入陕西增防。陈长捷率部在绥德县境内筑堡推进，在虎儿坞一带曾遭红军伏击，激战后到达义合镇，此后严守碉堡线，不敢轻动。次年2月，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陈长捷率第二〇八旅撤回山西省柳林进行阻击。后又西进石楼县，并在隰县一带修筑碉堡，阻止红军东渡抗日。7月，第二〇八旅扩编为第七十二师，陈长捷升任师长。不久陈部拨归第十三军汤恩伯指挥，进入陕西省与红军作战，沿黄河北进，占领米脂县、佳县（今佳县）等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陈部奉命移驻浑源县、应县一带，负责修筑北岳恒山、雁门关以北的国防工事。

抗战御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晋绥两省被划分为第二战区，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隶属于傅作义第七集团军。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日军向汤恩伯部扼守的南口地区发起进攻，致使汤部损失惨重。陈长捷奉命率军前往增援，向侵占骡子圈、横岭一线的日军发起反攻，经过多次血肉拼搏战后，终于将阵地夺回。后因张家口市失陷，七十二师陷入敌军包围，但在陈长捷的冷静指挥下，部队最终得以突围成功。同年9月，日军攻陷晋北门户天镇，陈长捷奉命以第七十二师为主体与新编第二旅合组为预备第一军，后改为第六十一军，陈长捷升任军长，驻守代县御敌。24日，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夜袭团城口，晋绥军失守。陈长捷奉傅作义命率部急赴平型关大捷西侧，与敌激战于鹞子涧一带，并配合八路军伏击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陈部与日军苦战十余日，后因日军东条纵队忽然从茹越口突破防线，占领繁峙县，晋军被迫全线撤回。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奉命退往砂河，守备五台山一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初，日军调集两个机械化师团进攻忻口。9日，卫立煌急调陈长捷第六十一军赴忻口支援。陈部于11日抵达前线，与日军激战半天夺回官村等地，并阻击强攻忻口南怀化之敌。此后日军不断增兵猛攻，陈长捷指挥所部坚守阵地，并组织小分队夜袭敌军，迫使日军三次更换作战联队。正当日军进攻受阻时，平汉线的刘峙、宋哲元部溃败，晋东告急，阎锡山急调傅作义部退守太原市。日军乘机再度增兵，攻陷官村，陈长捷赴前线组织反击，又重新夺回阵地。双方在南怀化市一带僵持半月之久，第六十一军损失惨重，而日军伤亡也超过了三个联队。日军见久攻忻口不下，便改变进攻方向，突破娘子关西进，致使太原告急。陈长捷奉命撤至阳曲县一带，负责太原北线防务，策应和支援傅作义的守城部队。11月5日，陈长捷在阳曲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其率部抵抗至深夜，最终掘开寨墙突围而出。9日，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太原市也被攻陷。太原失守后，晋绥军整编为三个军，陈长捷仍担任第六十一军军长，率部转移至吕梁山一带休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日军南下攻占临汾市，陈部驰援阻击追击之敌，掩护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安全撤至河西宜川。次年3月，陈长捷因战功被任命为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5月又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驻乡宁县。

伊盟事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阎锡山为严密控制所属各级干部，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陈长捷虽然担任该组织的常务委员，但其却不满阎的封建统治。加之蒋介石的拉拢，陈长捷对阎锡山的离心倾向逐渐被阎所侦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陈长捷被阎锡山解除军职，愤而带一警卫营投奔绥远第八战区副长官傅作义。在傅作义的举荐下，陈长捷被蒋介石任命为内蒙鄂尔多斯市（下辖七个旗）守备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蒋介石在天水市召开西北军事会议时，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建议在伊盟开垦10000顷土地。蒋介石对此难以决定，便问傅作义是否可行，傅表示原则上可以，但不宜开荒过多。于是，蒋介石便指令陈长捷先开垦5000顷，以后视情况再继续开垦，详细办法可与傅作义商量。但陈长捷却并未与傅商量，而是擅自决定按原来的计划开垦。同年9月，陈长捷带人到札萨克旗通知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开垦土地的计划。沙王表示此事关系到全盟蒙民的生活问题，其不能独自做主，需要各旗的官民同意才行。然而陈长捷却表示，此事已经得到蒋介石同意，必须开垦，并表示在国难时期，沙王等人应该拥护这一政策。此次会晤最终不欢而散，次日陈长捷即返回东胜区总部，不久宣布在伊盟进行土地开垦。

此后沙王为避免纠纷和损失，多次派亲信白音仓到陈长捷处交涉，陈长捷依旧表示必须开垦。但其也知道没有蒙盟上层人士支持，擅自开垦会引起纠纷，于是便拉拢收买白音仓，使白擅自做主推行开垦。札萨克旗的高层知道白音仓此举后极为气愤，此后白又联合王兰友、顾兆忠等人，企图控制整个札萨克旗的军政大权，更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白音仓到榆林市办事，途中被札旗保安队击毙。事后，陈长捷致电沙王要求严惩凶手，又下令骑七师占领伊金霍洛等旗，并鼓动王、顾等人为白报仇。札旗保安队见形势不利，便先发制人，杀死王兰友、顾兆忠，捣毁了国民党党部。沙王见形势紧急，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等人，说明事变原委，要求停止开荒，同时致电陈长捷，希望其停止行动。陈长捷一面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另一面却派兵围攻沙王府。沙王因寡不敌众，于4月2日率人向乌审旗方向出走。陈长捷得知沙王出走后，感到事态扩大，可能引起全伊盟的动乱，便致电傅作义请求派兵平息，将沙王带回。5月，重庆市派员会同傅作义等与札萨克旗首领会谈，达成和平协议，陈长捷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不久陈长捷进入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受训，同年底被重新起用，任兰州补给区司令、军事参议等职。

天津被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长捷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被调往安徽省，任第二十军军官总队总队长。次年6月又调往兰州市，任国防部第八补给司令部司令。蒋介石发动国共内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接连遭受失利。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辞职后，傅作义为了加强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军力，特向蒋介石保荐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同年6月，陈长捷到职天津市，下令赶修城防工事，10月会同天津市长杜建时强征壮丁近万名充实天津警备旅。期间蒋介石曾两度路过天津市，对陈长捷的认真备战表示赞许。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地区全境解放。时值隆冬，陈长捷估计东北解放军至少需三个月至半年后始能入关在华北作战，各项战备工作均不紧不慢地进行。但出乎其意料的是，11月下旬东北解放军就迅速入关，12月2日两个纵队已从宝坻区向天津市疾进。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并很快完成了对塘沽区、天津和北平市的包围。傅作义为应对这一形势，下达了“分区坚守”的命令。12月15日，陈长捷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让其坚守，并示意陈长捷等集中兵力守住海口市，以备放弃天津市时南逃。但此时津塘间的军粮城街道已被解放军占领，通往大沽街道的通道也被堵塞，飞机场又受到解放军的不断袭击，因此撤退就相当于自取覆灭。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旦过后，天津东局子、西营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市内不断发现中国共产党地下人员发射的信号弹，陈长捷下令组织“统一纠察小组”，清查捕杀中共地下成员。1月5日，解放军致函陈长捷，嘱其放下武器。5天后，解放军完成了对天津城的攻围部署，陈长捷被迫派代表出城谈判，受到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的接见，刘提出放下武器的劝降条件。1月11日，中共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等向陈长捷等人发出了“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陈长捷在与杜建时、林伟俦和刘云瀚等人商议后，复信称愿接受和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处”，拒绝了最后通牒。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全线猛攻，经过29小时的激烈巷战，天津市全城解放，陈长捷也于15日早晨在地下指挥室被俘。

人物晚年

陈长捷被俘后，最初被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北平和平解放后，该所迁到北平西北功德林，新中国成立后归属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陈长捷通过学习和劳动改造，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期间又不断学习《资本论》等哲学著作，思想上取得了较大进步。1959年12月，陈长捷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十人之一获释，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学习好”的二人之一。获释后的陈长捷回到上海市与家人团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对他的生活作了妥善安置。1960 年2月9曰，陈长捷被分配到市郊嘉定区农场劳动。1961年4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进行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先后撰写了个人亲历的文史资料十余篇，约30万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长捷受到冲击，于1968年4月7日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70岁。1979年1月，陈长捷被复查平反，同年2月27日，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并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了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人物评价

据陈长捷的世交靳书科（曾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后与解放军作战兵败被俘）称：“陈长捷治军纪律严明，生活俭朴，训练时常和士兵一起跌、打、滚、爬，以身作则。他指挥作战，作风勇猛，善于打恶战，打攻坚战。抗日战争时期，突围冲杀于千军万马之中，杀敌致胜；又常受命于危难之际，挽回战局，颇受上司信任，是晋绥军中的一员骁将，也有人说他是‘常胜将军’。”

陈长捷死后，上海市《文汇报》发表的“悼词”对其解放后的表现给予了较高评价：“解放后，他第一批获得宽大释放。对此，陈长捷深受教育，一再称颂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为古今中外所没有。陈长捷生前深刻体会到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应该尽快结束台湾省和祖国大陆分裂的局面。他时刻怀念在台湾的亲友和故旧，期望早日团聚。他经常撰写对台稿件，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做了有益的工作。”

陈德仁（原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主编的《天津战役研究》中，对陈长捷的评价为：“陈长捷是旧中国一个典型的科班出身的军人。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他的一生是曲折的。几十年来，他始终为反动军阀势力，特别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效尽全力。在解放天津市的战役中，他作为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给天津人民带来战争灾难，犯下极大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10年人民的教育和改造，他改恶从善，得到人民宽容，走进了人民的行列。”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拒收烟土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的嫡系部队有许多士兵吸毒，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交枪（士兵所持武器）不交枪（指大烟枪）。”阎锡山知道陈长捷戒烟坚决，因此在给陈长捷的部队发军饷时不敢搭配烟土。但陈部到吕梁山一带休整时，军饷十分缺乏。有一次，陈长捷的部队所领军饷中掺杂了一小部分烟土，陈的军需处长郑祖荫向陈汇报，称这是上级的规定。陈长捷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刻致电阎锡山：“阎长官，上级发烟土抵作军饷，使我万分嗟异。前方战时浴血抗敌，体力消耗极大，急需营养。吾公此举，祸国殃民，莫甚于此，我已命军需处长星夜将烟土送回，请换掉国币。”当时阎锡山的长官部位于吉县，正处于进退维谷、极端困窘的境地，需要陈长捷的部队为他提供保卫。因此，阎此后便不敢再向陈部发烟土。

学习劳动

在劳动改造期间，陈长捷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自费购买了《资本论》。其阅读《资本论》时非常认真，在许多地方都记下了他的读后批语和心得。在每次休息的时候，别人打桥牌、下象棋，而他则总是专心致志地看书。在农场劳动时，其因为身体瘦弱，被编到了第三队，干一些较轻的活。有一次他和杜聿明两人一起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引得旁边的人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高度近视，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两个人都较为瘦弱，显得文质彬彬，曾经又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如今却凑在一起抬粪筐。陈长捷见大家笑他和杜聿明，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的力气比杜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一次笑话。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去，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杜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一瘸一拐了。杜聿明发现别人注意他，也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 ”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家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把全组人弄得捧腹大笑。

与傅和好

1957年，为了加速对集中在北京的被俘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教育改造，政府决定将北京战犯管理所监狱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在这期间，担任国家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曾经来看望陈长捷，然而陈对傅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沈醉回忆，陈长捷曾气愤地说： “他（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谈判，却叫我坚决不投降，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后在他人的劝说下，陈长捷还是与傅作义进行了会见。傅作义首先向陈表示了自己的内疚和不安，他告诉陈长捷，他在起义前后为部下做了两件事：一是在起义前夕，召集华北“剿部”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宣布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表示愿意起义的欢迎，不愿意起义的听其自便，可以离开，保证安全。二是在起义后，他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在1956年3月的政协会议上，傅作义也两次发言，希望国家赦免陈长捷等人。听了傅作义这一番话，陈长捷心中的怨恨也逐渐散去。他也向傅作义谈了自己被俘后的改造情况，两人最终重归于好。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礼堂举行了首批战犯特赦大会，陈长捷名列其中，其从此获得了公民权，获得了新生。

陈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