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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阿拉伯语：صراع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فلسطيني，英文：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了争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生存权和控制权而引发的一系列国际性事件，是正在持续的地区冲突之一。巴以两国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地区位于亚洲地中海沿岸，古代称为迦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罗马人征服该地区之后，犹太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在此过程中与居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产生了矛盾。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犹太人同意该决议，并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以色列。但这个决议损害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反对。随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此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中，巴勒斯坦相继失去了大量土地，并产生了三次难民潮。1987年和2000年，巴勒斯坦先后发动两次大起义。2023年10月，巴以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

一方面由于巴以之间长期的冲突以及以色列右派政策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事件。这些事件使得巴勒斯坦的存续仍面临困难。同时，由于不满现实和对西方的仇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恐怖势力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活动猖獗。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出现向邻国蔓延的势头。双方冲突的持续升级引发中东各国民众抗议，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席卷多地。与以色列接壤地区的部分抗议活动导致的暴力事件也阻碍了巴以关系正常化和中东和平的恢复。经济方面，巴以冲突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巴勒斯坦地区面临着越来越边缘化的风险。新华社时评：巴以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要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这一问题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当前最重要也最急迫的就是立即实现全面停火，缓解人道危机。国际社会应该为此继续努力，尤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应正视《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就当前危机局势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确保经得起历史和良知的检验。

历史背景

“犹太复国主义”

19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太人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由此兴起。首位提出返乡复国理论的犹太思想家是摩西·赫斯。他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犹太人的解放不能靠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要摆脱反犹太主义，必须返回故土，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1881年，在俄罗斯籍犹太人平斯克尔的《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此后的1896年，匈牙利籍的犹太律师西奥多·赫茨尔撰写的《犹太国》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完整的阐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最终在1897年8月29日的巴塞尔市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将巴勒斯坦作为了自己建国的根据地。这次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并提出犹太人应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此时，犹太人又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流落在外的犹太人开始向阿拉伯人聚集的巴勒斯坦地区移民。

英国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和法国利用战争的混乱迅速在中东地区扩张殖民地，加速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占领。英国意图连接北非和印度，构建一个“中东帝国”。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英国、法国等战胜国依靠国际联盟的授权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进行了分割，私下达成协议划定各自的委任统治区域。英国获得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南部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试图加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

1917年11月2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查尔德写了一封书信，即《贝尔福宣言》，在书信中，他声称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犹太人则据此向巴勒斯坦地区迁移，这种行为激起了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以暴动和罢工的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至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已增加到44.5万人。

为了平息这场动乱，1936年到1939年间，英国曾经试图推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国，但是这个提议被阿拉伯人拒绝。1939年5月17日，为了缓和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女王陛下政府拿出了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对犹太人的迁移和扩张行为做出了限制，即在此后的5年中，犹太人的每年的迁移人数只能是1.5万人；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十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将巴勒斯坦移交给一个由多数阿拉伯人主导的地方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在《巴勒斯坦白皮书》公布之时，正值欧洲犹太人寻求避难之地以逃避纳粹大屠杀的时期。纳粹大屠杀导致全球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惨遭杀害，死亡人数高达600万，使得欧洲犹太人几近绝迹。在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接纳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导致当地犹太人和托管当局处于战争边缘，对立情绪激烈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信任未能得到建立。

联合国181号决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急需要一块生存的领地，但此时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刚刚经历战争创伤，无力接待数量庞大的犹太人，美国人也不愿接手。再加上《巴勒斯坦白皮书》的存在，犹太人和英国托管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即《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英国于1948年8月1日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将巴勒斯坦进行分治，分别建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和犹太国，并将耶路撒冷国际化。犹太人同意该决议，并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以色列。当时犹太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6%，但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却划给了犹太国57.2%的领土。这个决议损害了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反对。阿拉伯国家国家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对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

冲突双方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巴以冲突的当事方，其国内人民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原住民之一，为了谋求在巴勒斯坦的地区的生存权，巴勒斯坦逐步催生出了多个政治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其中影响力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外、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人阵）、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除了法塔赫和哈马斯外，其他的组织大多被边缘化，无法在巴勒斯坦内部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4年5月，根据巴以达成的协议，巴方在加沙、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1994年5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主席。1995年以后，根据巴以签署的各项协议，巴自治区逐渐扩大，巴方控制着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2004年11月，阿拉法特病逝。马哈茂德·阿巴斯接任巴解执委会主席，并于2005年1月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8年11月当选巴勒斯坦总统。2012年，联合国大会以138个国家赞成的多数票通过，给予巴勒斯坦类似梵蒂冈的非成员国地位。2013年1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签署命令，将法规、公文、证件等使用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称谓统一改为“巴勒斯坦国”。2019年4月，由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阿什提耶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在巴勒斯坦总统府宣誓就职。本届政府成员大多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中的第一大派别法塔赫，其余成员为巴解组织中其他派别成员或独立人士。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64年5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也被称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根据当年1月举行的第一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大会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伯和国际范围内唯一的合法代表。会议制定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章程》。随后，在同年的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了被占领土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从建立起，巴解组织就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在1974年6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政治纲领，要求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并有条件地参加中东和谈。该纲领主张在以色列将撤离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小型巴勒斯坦国，作为实现其最终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多数派更加明确地主张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政治和外交努力上。次年5月，法塔赫反对派与“闪电”“人阵（总部）”及“人斗阵”组成了“民族联盟”，挑战法塔赫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人阵”“民阵”“巴解阵”和“巴共”也成立了维护巴解组织团结的“民主联盟”。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10个反对派组织组成了“民族民主伊斯兰阵线”（又称巴勒斯坦力量联盟），抵制该协议，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并反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执行的温和路线。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是由巴勒斯坦爱国青年组建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自1969年以后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流派别，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支持与承认。

法塔赫的目标是“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该组织奉行现实主义的灵活路线，主张通过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来解决巴以冲突。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法塔赫一直是重要力量，拥有众多代表席位。然而，在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法塔赫失去了第一大党地位，成为在野党。此后，法塔赫与哈马斯组成了民族联合政府，但后来双方在加沙地区发生冲突，法塔赫被迫退出加沙地区，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随后，法塔赫试图通过提高约旦河西岸的综合实力来实现建国目标，并在各派别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与哈马斯达成初步共识，但选举计划因夏季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而搁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运动（伊斯兰教 Resistance Movement），简称“哈马斯”（Hamas），由“伊斯兰”、“抵抗”和“运动”三个阿拉伯词语缩写组成。由亚辛教长于1987年创建，其前身为“伊斯兰联合会”，在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等国设有分支。哈马斯宣称《伊斯兰教圣经》是宪法，强调“圣战”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手段；强烈反对中东和平进程，主张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全部被占领土。2004年亚西尔·阿拉法特逝世后，法塔赫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来自哈马斯的挑战。在2006年1月25日举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一举击败法塔赫，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当年3月28日，获胜的哈马斯组建了新一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成立于1967年7月，简称“人阵”。由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复仇青年”、“归国英雄”等组织合并而成，是巴解中第二大组织。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该组织发生了几次分裂，并催生了独立的派别。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反对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妥协，反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以色列开始的和平进程，并声称要用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国家取代以色列。在其他中东问题上，它采取了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立场。“人阵”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Ahmed Sa’adat）。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起源于1960年代的左派浪潮，由约旦东正教徒纳伊夫·哈瓦特梅（Nayif Hawātmeh）于1969年创立，最初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向，认为农民和工人阶级应该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以实现一个摆脱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党和巴勒斯坦民主联盟等5个政治派别以及一些民主和进步人士在2019年1月3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成立“巴勒斯坦民主联合体”，推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该实体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框架下运行。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简称“巴解阵”。1976年由“人阵（总部）”分出，1977年4月正式成立。1983年又分为两派。2003年，该党总书记穆罕默德·阿巴斯（Mohammed Abbas）在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国军队俘虏。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简称“杰哈德”（Jihad）。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激进派发展起来，其宗旨是通过圣战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解放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

1948年5月14日建国，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的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1948年至1973年间，以色列在四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部分撤出。目前实际控制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以色列的政治议会制政体。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国内主要有利库德集团、工党和前进党三个较大的政治党派，先后组阁建立政府。

2022年12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以色列新一届政府由利库德集团、宗教政党沙斯党和极右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等6个政党组成。由于极右翼势力的加入，该政府被媒体称为以色列“最右政府”。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他此前曾担任总理15年，是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新政府一上任，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政客就在巴以问题上不时采取咄咄逼人的挑衅性言行，以色列由此引发了巴以关系新一轮紧张态势。

利库德集团

“利库德（Likud）”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联合”，这个党派成立于1993年7月，主要由加哈尔集团、自由中心、人民党等“自由”党派联合组成，故又称全国自由联盟。该党派属于以色列国内的右翼政治集团，在巴以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一直主张吞并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主张“以安全换和平”。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利库德集团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持强硬态度的沙龙在成为政府总理后，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也有所改观，2003年12月，沙龙首次提出一项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同意巴有条件建国。2003年底沙龙又提出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部分地区撤离的“单边行动计划”。但该计划遭到国内极右势力的强烈反对，随后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改组前进党，利库德集团陷入分裂，但目前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政治党派，以色列现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就是该集团党主席。

工党

以色列工党（Israel Labour Party）：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以色列工人党（“马帕伊”），1968年与部分小党合并后改称“以色列工党”。以色列建国后至1977年，该党曾长期连续执政。戴维·本-古里安、梅厄、伊扎克·拉宾、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等多位总理均来自该党。长期以来，工党在以巴问题上立场温和、务实，被誉为鸽派。

前进党

2005年11月，利库德党主席沙龙因与党内成员在巴以问题上政见不和，而退出他参与创立的执政的利库德集团，沙龙新组的前进党首（Forward）次在以色列政坛开拓走中间路线的第三阵营，强调振兴经济及与巴勒斯坦和谈，借此脱离利库德集团右派势力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诸多阻碍。

冲突经过

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联盟国家包括伊拉克、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宣战，并进攻巴勒斯坦地区，这场战争被称为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则称之为独立战争。埃及出兵7000人，外约旦“阿拉伯军团”7500人，叙利亚5000人，伊拉克1万人，黎巴嫩2000人，“阿拉伯解放军”和“阿拉伯拯救军”1万余人，合计4万多人。空军装备有各类飞机131架，舰船12艘，坦克装甲汽车240辆，各种野战炮140门，而以色列总兵力只有3.4万人，各类飞机33架，舰船3艘，几乎没有什么火炮、装甲车。

战争伊始，阿拉伯人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力量进攻巴勒斯坦北部，以期攻克海法市。但实际上，埃及从南面兵分两路进攻，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军队从东面，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从东北地区和北面进入以色列。最终南路阿军攻占了别是巴，并进逼以色列临时首都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东路阿军攻占耶路撒冷东城区（旧城），几乎把以色列占领区拦腰切断，但在北路阿军遭到了以色列军队的抵抗。1948年5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停火议案。阿拉伯联盟最初拒绝停火，但到6月1日又表示同意，双方停火四周。

停火期间，以色列下令召进行构筑工事，以积极扩充兵员。以色列向捷克斯洛伐克大量采购武器、弹药，并在停火期间组建了空军部队和海军。以色列将国防军划分为4个军区，并明确各军区所分担的作战地域。

7月10日，战事再起。以军针对阿拉伯国家各自为战的情况，制定了四个作战计划。第一个作战计划名为“丹尼”行动，针对中央战线，旨在加强特拉维夫的阵地，夺回通往耶路撒冷王国的公路。第二个作战计划针对叙利亚战线，旨在占领叙军阵地。第三个作战计划名为“迪凯尔”行动，旨在击退拿撒勒地区和加利利北部的考古吉军队。第四个作战计划旨在占领耶路撒冷旧城。然而，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15日通过了命令式的要求，要求双方各国政府发布停火令的决议案，最终于7月18日17时30分生效。

1948年10月15日下午，以色列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夺取了关键地区，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最终以色列战胜了阿拉伯国家，夺取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领土，并驱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49年初，阿拉伯参战各国陆续与以色列签订停战主协议。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军队死亡1.5万人，以色列军队死亡约6000人。战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加剧，而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实施霸权政策的有力工具。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得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中东局势日趋紧张，阿以矛盾也更加激烈。

第二次中东战争

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苏伊士运河战争、西奈战役或卡代什行动，是指英、法联合以色列为了反对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于1956年10月向埃及发动的战争。

1954年10月，埃及与英国签订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结束了英国统治长达74年的历史。随后，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三次军火协议，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1956年7月，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不满。于是，10月29日，英、法和以色列共同策划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卡代什”，由以色列打头阵，对西奈半岛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以色列虽集中兵力先发制人，但仍遭到埃及军队的抵抗。在米特拉山口之战和阿布奥格拉战役中，埃及军队成功地阻止了以军的进攻。第二天，当以军攻向苏伊士运河之时，英、法两国向埃、以同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后撤10英里，由英法海底隧道两国军队进驻运河区以隔离战斗。在遭埃及拒绝后，英法两国于10月31日下午出动100余艘舰艇和200余架飞机对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进行轰炸，摧毁了埃及的大部分空军。11月5日，英、法1000多名空降兵和2.2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塞得港登陆，占领了部分运河地区。至此，西奈埃军主力被迫后撤，以色列趁机夺占了整个西奈半岛。

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纷纷谴责英、法、以三国的侵略行径，声援埃及人民的自卫斗争。美国对英、法两国未向它通报就擅自行动深感不满，同时也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立即表示强烈反对三国的军事行动，并敦促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战争，从埃及撤出外国军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向英、法、以三国施压。5日，苏联建议美苏采取共同行动，迫使英法海底隧道接受联大的决议。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压力下，英法两国不得不于11月6日下午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也于11月8日同意撤出西奈半岛。

历时9天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就此结束。此役英、法联军共伤亡300-400人，损失飞机50余架，以色列伤亡约1000人，损失飞机约20架。埃及方面死亡1000多人，伤2万多人，损失飞机200多架。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趁机入侵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再次占领了巴勒斯坦大量的领土。

第三次中东战争

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或“六日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被迫从西奈半岛撤军。1965年，以色列国内爆发了经济危机，社会陷入动荡。为了应对困境并转移国内矛盾，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动战争，试图通过战争摆脱经济危机，并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为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以色列向苏联泄露了一份将要进攻叙利亚的假情报。苏联收到这份情报后立刻传达给埃及政府，希望通过埃及牵制以色列。1965年5月15日，埃及宣布全国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同时加强了西奈半岛边界地区的防御力量，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22日，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下令封锁了亚喀巴湾，禁止以色列所有船只以及为以色列运送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过这一水域。埃及这一举动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

战争开始后，以色列出动了几乎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切机场进行了闪电式的袭击。以色列地面部队5个师以坦克和装甲战车为先导，在空军的掩护下，分路进攻加沙、阿里什和阿布奥格拉。古埃及守军奋起抗击。以色列军反复攻击占领上述各地后，分三路向伊斯梅利亚、苏伊士、陶菲克港进攻，炸毁苏伊士80%、塞得港30%的建筑物，埃及军队撤到苏伊士运河以西地区。另一边，以色列装甲部队在飞机支援下，同时对南面的雅路撒冷旧城和北面的杰宁城发动进攻。约旦军队被迫后撤。以色列军队于7日占领约旦河以西约4800平方公里土地和耶路撒冷古城。三日后，以色列攻占戈兰高地的制高点，夺取了横跨阿拉伯地区最后到达黎巴嫩的输油管，战争宣告结束。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地区，耶路撒冷古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战争中有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坚持占领它所侵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在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大量构筑工事，企图永远占领这些领土。仅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建造的巴列夫防线就耗资2.38亿美元。西奈半岛油田被以色列占领。苏伊士运河及运河西岸经常处于以色列的炮火威胁之下。为收复被占领的领土，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军队对盘踞在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占领军发起进攻，地面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摧毁了巴列夫防线，收复运河东岸地带，但未能攻破以色列第二道防线。第四次中东战争大规模展开。以军趁机从大苦湖地区渡过苏伊士运河，占领大苦湖和苏伊士湾西岸地带，对埃及军队形成包抄之势，并摧毁埃及设在运河西岸的机场和导弹基地，获得制空权。苏伊士和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被以军围困，蒙受巨大损失。后以军占领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线，将戈兰高地占领区又扩大600平方干米，并空袭叙利亚首都和其他城市。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战争双方停火，以军撤回到1967年6月停火线。10月24日，联合国部队进入埃及前沿阵地。以色列表示接受停火，但无理要求被围困的埃及第三军投降，并阻止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车队进入苏伊士城和第三军驻地向埃军运送药品和食物。经过一系列外交斗争，11月10日以色列同意签订停火协议。1974年1月8日，埃、以双方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运河以西并退到运河东岸30千米以外，埃军控制运河以东16千米宽的地带，联合国军驻扎在埃、以控制线之间地带，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船只开放。5月29日，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划定双方在戈兰高地军事控制线，中间设联合国军驻扎的缓冲区。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部分地区，但仍占领着叙利亚1000平方千米土地。

1977年11月19~21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王国，开始“和平主动行动”。1978年9月18日，萨达特同以色列总理M·贝京、美国总统·卡特举行戴维营会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统称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26日，在戴维营协议基础上，萨达特与梅纳赫姆·贝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签署和平条约，规定双方结束战争状态，以色列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埃及承认以色列，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次中东战争

1970年，巴解总部和所领导的游击队主力由约旦进驻黎巴嫩，后来又直接介入黎巴嫩国内斗争，扶植和武装伊斯兰教势力，打击亲以的基督教势力，逐步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地区，成为“国中之国”。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而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

在第一阶段，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了全面进攻。地面部队分别从西、中、东三路向巴解游击队发动了突然进攻。西路主攻方向先后投入了5个多旅的兵力，包围了苏尔和达穆尔等地，同时受到了巴解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中路以军向北推进，最终控制了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东路则是牵制方向，主要为了切断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武装部队的联系。同时，针对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以色列进行了空袭，摧毁了叙利亚的防空能力。以军仅用了8天时间（1982年6月6日—13日），向前推进了90余公里，占领黎巴嫩领土约3000平方公里，摧毁了巴解游击队在黎南部的全部基地，消灭了巴解大量有生力量，缴获了巴解在黎南部的全部仓库，并将巴解总部机关2000人和武装人员5000人包围在贝鲁特西区及南部。

在第二阶段，以军进一步压缩了对巴解总部的包围，并加强了对叙军的防御。1970年6月27日，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无条件从黎巴嫩撤军。这时，巴解组织为保存实力，同意撤离贝鲁特西区。然而直到8月21日，巴解总部和游击队12000余人才先后由贝鲁特西区撤至约旦、伊拉克、突尼斯、苏丹、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北也门8个阿拉伯国家。9月15日，以军以黎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遇害为由，进驻贝鲁特西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以军最终撤离了黎巴嫩，并有多国和平部队返回维持秩序。经过长达5个月的谈判后，撤军协议最终被废止，以军单方面分批从黎巴嫩撤军。战争共导致以色列入侵第五次中东战争使巴解游击队伤亡3000余人，被击毁坦克100余辆，火炮500门，设在黎南部的游击队全部被毁，有400多座秘密武器库被占领。叙利亚军队伤亡1000余人，被毁坦克400余辆，飞机85架。巴勒斯坦游击队被迫流亡阿拉伯各国。

第五次中东战争后，巴解组织的实力大为减弱，而阿拉伯诸国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也只停留在形式上。在此情况下，巴解组织不得不谋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88年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做出了无奈的决定，宣布接受联合国1947年分割巴以的181号决议，成立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

1977年右翼利库德党在选举中获胜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加大了对土地的征用和对定居点的建设。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色列经济形势逐渐恶化，到1984年9月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外债几乎翻番，年通货膨胀率突破400%大关。其经济危机在被占领土引起连锁反应，赴以务工者的收入降低、人数减少，对以工农业产品贸易受冲击，失业席卷整个被占领土，1980-1985年间，失业率提高了4倍，青年与受教育者所受波及最大。而此后大量移入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对被占领土劳动者构成激烈的就业竞争。被占领土经济形势恶化，民众遭受经济损失，生活水平下降。此外，占领当局加紧在巴勒斯坦工人出入边界时的盘查，虐待事件、粗暴审讯和逮捕司空见惯。巴勒斯坦人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对以色列的不满加剧。

1987年12月8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旁，贾巴利亚难民营附近，一辆以色列卡车撞向两辆正载着巴勒斯坦工人回家的出租车，4人死亡，7人重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人内心长期积压的怒火。在随后几天中，受害者的葬礼引起了示威活动，其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遭遇了一连串燃烧瓶、石头和铁棒的袭击；在贾巴利亚，17岁的难民哈特姆·塞西（Hatem al-Sissi）被现场开火的军队打死，多人受伤。以色列采取了暴力镇压政策，导致巴勒斯坦人展开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包括罢工、罢市、拒纳税、集会游行以及投掷石块等群体性抗议方式。1988年1月8日，巴勒斯坦地区发生动乱，这一年有近2000人死于暴力事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死亡比例略高于3：1。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倦怠和以色列日益起效的反制措施，起义势头稍弱，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仍在继续。1990年5月，一名身穿军裤的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南部里雄莱锡安的“奴隶市场”路口使用M16步枪射杀了7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当天结束时，还有8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的暴力事件中丧生，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来自这两个地区。由于起义对以色列的政治和经济造成损害，1992年以色列选举出新一届政府。次年巴以双方签署《奥斯陆协议》，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才结束。这次巴勒斯坦人的大起义被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称为“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而以色列则谴责其为“恐怖行为”。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长达近5年时间的巴以流血冲突，又被称为“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10月9日，数百名居住在特拉维夫边缘的犹太人拆毁了沙勒姆定居点社区中心一座年久失修的清真寺的墙壁，该地曾是1948年前的萨拉马村的遗址。随着暴力事件的升级，美国加强了外交努力。威廉·克林顿召集了巴拉克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进行了一次峰会，但两人没有直接对话。

2000年11月，以色列开始使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定点清除”行动，导致该月内每天都发生冲突，最终造成112名巴勒斯坦人和22名以色列人丧生。12月，以色列派遣坦克进入杰宁，定居者占领了希伯仑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园。次年1月21日，最后一轮谈判在埃及塔巴举行，6天后双方回到了最终地位问题上。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以色列的版图，并反对其合并计划。以色列责备对方要求做出过多让步。

2001年6月，新的恐怖事件发生，特拉维夫的“海豚馆”海滨迪斯科舞厅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1名青少年死亡，其中多数为俄罗斯移民女孩。哈马斯宣布对袭击负责。随后的8月，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另外15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胜百诺”比萨店遭遇自杀式袭击，其中5名受害者来自同一家庭。哈马斯宣称对袭击负责。截至2002年3月7日，起义以来巴勒斯坦方面有1，068人死亡，以色列方面有319人死亡。仅在3月8日这一天，就有4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中丧生。巴以关系进入持续至今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一年后，以色列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道隔离墙。到2005年底，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才几乎平息。

铸铅行动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导致的暴力行动使局势恶化。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仍在继续，对巴勒斯坦货物和人员的流动进行了严格控制。巴以谈判陷入了停滞。此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腐败指控而失去了支持。许多巴勒斯坦人转向哈马斯，在2006年的立法选举中获胜，并在2007年武力夺取了加沙的权力。2008年6月19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局势出现短暂缓和。然而，停火期间双方的不满日渐增多，随着停火协议到期，双方的分歧转化成不断加剧的暴力冲突。11月4日，以军进入加沙地带摧毁了一个地下通道，哈马斯用火箭弹做出强烈回应，双方重新陷入暴力冲突。12月27日，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铸铅行动”，军事行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空中打击阶段、全面进攻阶段和收尾善后阶段。随着以军地面进攻的推进，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与日俱增。1月18日，以军宣布单方面停火，结束了“铸铅行动”。整个事件导致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平民。

防务之刃

2014年6月，3名犹太青年遭到哈马斯的绑架并被杀害。7月7日，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发动了代号为“防务之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军战机8日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轰炸了多个哈马斯目标。9日，巴以之间局势恶化。根据巴勒斯坦方面9日的最新统计，持续的冲突已造成47人死亡，超过370人受伤。次日，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共造成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00余人受伤。三日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敦促以色列尽快在加沙地带停火。以色列安全内阁于15日晨决定接受埃及提出的停火倡议，并于9时起停止了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在以军停止军事行动后，哈马斯等武装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哈马斯发言人祖赫里于次日宣布，哈马斯已正式拒绝了埃及的停火倡议，战事再起。8月26日，双方停火，这场历时51天的冲突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伤，数十万加沙民众流离失所。

巴勒斯坦回归大游行

2018年3月30日，两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举行大规模示威，纪念第42个“全国土地日”，同时开启持续数周的“回归大游行”。期间，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向以方投掷石块和燃烧瓶，以色列士兵则开枪射击，造成大量巴方人员伤亡。截至4月1日，连续３天的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1600人受伤。5月14日，美国选择以色列“国庆日”亦即巴勒斯坦的“受难日”，在耶路撒冷高调举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开馆仪式，诱发了2014年以来巴以最血腥的暴力冲突，造成5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800多人受伤。

盾箭行动

以色列南部在2023年5月2日下午遭到了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空军则出动战机对其进行空袭。次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政党“犹太力量党”党首本-格维尔公开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来自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火箭弹袭击反应过于软弱，暗示将考虑退出执政联盟。来自该党的部长还集体缺席内阁例会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虽然在埃及、联合国等多方力量的斡旋下，巴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然而5月9日，以色列对杰哈德发动了袭击，称为“盾箭行动”。当天，“犹太力量党”便宣布结束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抵制。作为回应，杰哈德从10日午后开始先后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发射大量火箭弹，以军则对杰哈德军事目标持续空袭。截至12日，此轮冲突已造成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0多人受伤。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11日报告，有一名以色列人在火箭弹袭击中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

2023年10月巴以冲突

2023年犹太人住棚节期间，数千名以色列定居者强行进入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以“以色列人亵渎阿克萨清真寺”为由，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并在当天发布声明表示，对以色列采取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后杰哈德也宣布加入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针对此次袭击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以色列会以敌人从未有过的力度和范围发动报复性战争。”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对加沙地带伊斯兰抵抗运动目标发起代号“铁剑”（Swords of Iron）的行动，出动数十架以军战机轰炸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

2023年10月20日，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在的“三阶段作战计划”：第一阶段是空袭和地面进攻；第二阶段是通过持续的低强度战斗“消灭零星抵抗”；第三阶段是在加沙建立新的安全制度。28日，内塔尼亚胡宣布，随着以军更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的“第二阶段战争”已开始。两日后，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与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战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扩大了进入加沙地带的地面入口”，目前正以“谨慎且有力”的步骤采取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系统性进展”。

2023年11月22日，哈马斯发表声明宣称同以色列达成一份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停火时间最终延长至7日。哈马斯释放了30名儿童和20名妇女，以色列则释放被其拘捕入狱的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

2023年12月1日，停火的最后期限已过，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宣布已恢复在加沙地带的作战，以军战机正在打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以色列连续两日的轰炸导致加沙地区死亡超过160人。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埃尔德（James Elder）称，加沙地带已无安全区。12月20日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发表声明称，随着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以军开始在加沙城的新区域与哈马斯武装力量作战。

截止2023年12月21日，巴勒斯坦卫生部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信其中约70%是妇女和儿童，还有310多名卫生部门工作人员，86名记者，约35名民防部门人员以及136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超5.1万人受伤，并有多人失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死亡288人。以色列死亡人数约为1200人。本轮巴以冲突已致双方超2万人死亡，还有超过5.2万巴勒斯坦人受伤。

2024年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了以色列在结束敌对活动后对加沙地带的计划。文件拒绝承认国际社会单方面采取措施承认巴勒斯坦的做法。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建立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安全缓冲区，将加沙的未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表明以色列将继续其对“这块飞地”的长期封锁，并打算继续参与那里的日常管理，包括当地治安以及学校教学和宗教活动。8月，哈马斯高级别官员哈立德·迈沙阿勒呼吁在约旦河西岸恢复自杀式爆炸袭击。8月28日，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决定缩短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行程，回国跟进以色列在约旦河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行动的进展。10月6日，以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赫齐·哈莱维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对黎巴嫩真主党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在加沙地带北部打击了哈马斯的重建企图，哈莱维表示以军将在这场"长期战争"当中继续作战。同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哈利勒·哈亚表示，尽管哈马斯已在谈判上表现出灵活性，但以色列仍在阻挠停火协议的达成，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继续拖延和破坏谈判。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5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达成协议，该协议会于1月19日生效。停火协议会分三个阶段实施，内容包括停火、交换被扣押人员、以军逐步从加沙地带撤离、流离失所居民返回加沙北部家园以及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等。同日晚，卡塔尔、埃及、美国发布联合声明称，该协议旨在在加沙地带实现永久停火，恢复和平。声明还表示，卡塔尔、埃及、美国作为协议的担保国，其宗旨是保障协议的三个阶段得到充分执行。当地时间1月17日，以色列安全内阁表决通过加沙地带停火协议。

和谈进程

和谈努力

马德里和会

1991年10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会拉开了阿以和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帷幕，但由于双方积怨甚深，短时间内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然而会议最终确定了“马德里框架”，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撤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地区领土，以期通过“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和平。

奥斯陆协议

1991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也开始了长达十多轮的秘密会谈。在这场谈判中，双方为了不受外部势力和内部力量的阻碍，将谈判内容的知情范围缩小到了仅有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员，以色列是前总理伊扎克·拉宾、前外长何塞·华金·佩雷斯·马斯卡亚诺和一位副外长，而巴解组织方面则仅限于时任主席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和马哈茂德·阿巴斯等少数几位执行委员。

1993年8月20日，在进行14轮谈判之后，会谈终于取得了突破，双方草签了一份和平协议，即“奥斯陆协议”，协议要求以色列首先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杰里科城撤出。在这一前提下，巴勒斯坦人同意以色列在5年自治过渡期内维持对被占领土其它地区的控制。协议还包括承认被占领土的‘领土统一’以及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承认自治过渡期内的领土管辖包括所有1967年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9月9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相互承认。后来，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要求下，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巴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即《巴勒斯坦有限自治原则协议》）。这份协议虽然不能决定巴以之间之中的最终和平，却为巴以和谈打开了大门，此后的多次巴以和谈实际上都是以此次协议为原则框架。“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为巴以两国找到了一条和平解决双方问题的道路，双方于1995年签署了实施奥斯陆协议第二阶段的“塔巴协议”。

“四方机制”

2000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与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分率庞大代表团在戴维营举行和谈。克林顿试图就此一劳永逸的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在会谈中，巴以双方都决心解决耶路撒冷主权、犹太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等最关键问题，但遗憾的是会谈并没有取得成功。两个月后，又爆发了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即由于以色列领导人沙龙强闯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为了结束巴以流血冲突，中东问题的多边首脑会议于10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然而，该和谈并未取得突破。在多边和谈失败的背景下，2002年4月，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等中东问题有关四方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谋求中东地区安全、帮助巴以双方早日实现停火目标的计划，标志着四方会谈机制的初步形成。

和平路线图

2003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时任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以色列时任总理沙龙在约旦举行了三方会晤。会晤后三方各自发表声明，正式启动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布什政府倡导的“路线图”希望在以巴地区实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和平共存”的目标，从而彻底解决巴以冲突，实现中东和平。4月，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和美国正式公布中东和平“路线图”，这份“路线图”规定巴以应在2005年完成最终地位谈判并达成协议，建立与以色列毗邻的巴勒斯坦国。

安纳波利斯和会

自21世纪初流血事件以来，巴以和谈再度停滞。2007年，在美国总统小布什提议下，中断了七年的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首脑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召开的会议上就解决两国长期以来的各种分歧进行了磋商，不过依然未能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唐志超认为小布什是出于战略考虑，试图通过重新启动和谈来帮助美国摆脱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困境，并重建地区力量平衡，提高美国应对中东各种挑战的能力。

2009年，以色列时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发表演讲，表示他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建立一个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且自身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2013-2014年，在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劝说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重回谈判桌。然而，由于巴以双方在诸如领土划分等“原则性问题”上分歧严重，复谈无果。

2023年双边会谈

2023年2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政府官员在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举行会谈，同这次会谈除了巴以双方之外，还有美国、约旦、埃及等国家参与，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巴以双方同意阻止暴力活动升级，“重申遵守（推动）局势降级承诺的必要性”。但是这次会谈依旧困难重重，就在会谈期间，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胡瓦拉镇向一辆以色列牌照车辆开枪，导致车内两人死亡。巴勒斯坦内部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和杰哈德均反对与以方会谈。

和谈困境

生存权争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争取恢复生存权的合法斗争和漫长的中东和平进程，仍然是这个地区的当务之急。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在政治交往中集中表现为西方各大帝国扩张力量的前沿阵地和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缓冲地带。国土地缘始终是生存和利益的核心。1947年起，巴以双方一直处于担忧“生存和安全”的恐惧之中。根据“丛林法则”，一个国家积聚力量会使其他国家感到更加不安全，因此双方陷入了“安全困境”的两难境地。双方还陷入了“以暴制暴”的泥潭无法自拔。在巴以双方的政治实践中，无论是领土边界、圣城耶路撒冷还是国家主权等问题，都是非此即彼的隶属关系。根据“零和博弈”的思维范式，双方强调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并通过战备、军备竞赛、组建同盟、核威慑等手段来作为解决敌国入侵的冲突机制。这种观念导致双方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冲突是必然的，而合作几乎不可能。除了常规战争和局部冲突，冷战后随着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方面的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主义，而巴勒斯坦则指责以色列是世界上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冲突加剧了巴以和谈的解决难度。

耶路撒冷归属

耶路撒冷问题是巴以和谈的最复杂、最敏感的难题之一。耶路撒冷是“三教圣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自的圣殿、教堂和清真寺等圣迹均坐落在此。以色列的主体民族为犹太民族，信奉犹太教。民族主义是民族争端的意识形态支柱，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是巴以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进而导致了耶路撒冷主权问题的产生。无论伊斯兰教还是犹太教都不愿意在耶城问题上有所让步，因为让步就意味着对于自己宗教的背叛。根据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王国为国际化城市，由联合国管理。然而，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并宣布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带实行以色列法律以及以色列司法和行政管理，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决议抗议。1980年，以色列国内法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并在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人定居点。但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告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成立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加剧了双方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矛盾。

边界问题

第一次中东战争发生后，以色列夺取了原属拟议中阿拉伯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8710.9平方公里，相当于犹太国面积的6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242号决议强调“决不接受通过战争夺取的领土”，要求以色列撤离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争执焦点则是关于回到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界。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军，而以色列则认为巴勒斯坦无权指定撤军地区，导致双方在和谈协议的执行上陷入僵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了之前撤出的一些巴勒斯坦地区，双方就谁应该采取缓和步骤的问题产生分歧。巴方强调以色列应首先撤出巴勒斯坦地区，而以色列则坚持要巴方首先停止暴力活动。

1970年代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了定居点。1979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裁定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表示这种政策严重阻碍了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和之后的怀耶协议也重申了巴以的边界问题。2010年，以色列进一步加快了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在2016年，以色列政府通过国内立法将占领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涉及55个定居点和4000多个犹太人住房，这引起了争议。联合国特别协调员重申，根据国际法，所有定居点建设活动都是非法的，并且定居点是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2016年12月2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建立犹太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且阻碍了“两国方案”的实现，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阻碍。

水资源

中东地区一直存在着水资源稀缺的情况。对于中东各国来说，水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巴勒斯坦地区的60%以上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可再生水资源包括地表水、河流和地下水，总量估计为20亿立方米。以色列主张共同管理水资源，而巴勒斯坦坚持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水利设施所有权，并拒绝接受与以色列共同管理水资源。在以色列建国后，人口急剧增长，大量的犹太移民涌入，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导致了对水资源需求的大幅增加。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列为“战略资源”，并对其进行了严格的国家控制。然而，以色列当局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挖井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此外，以色列每年从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区抽取5.64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而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每年只有超过1亿立方米的水供应。根据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巴以争端中的棘手问题应在最终地位谈判中解决。由于在水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至今未能签署永久性和平协议。巴勒斯坦方面一直要求自治政府控制当地的水资源，但以色列历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非常有限。拉宾政府在塔巴协议中表示，每年将向巴勒斯坦增加280万立方米的供水量。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巴拉克政府坚持以色列方面要控制涉及到水资源分配的“战略38地带”。

冲突影响

中东局势

一方面，对于巴勒斯坦内部来说，1988年巴勒斯坦国成立后，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由于巴以冲突不断及以色列右翼集团的政策变化和引发冲突的事件，巴勒斯坦国在实际上仍然存在困难。以“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兴起为发展脉络，因不满现实和仇恨西方而生的恐怖主义在巴勒斯坦地区活动猖獗。

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出现向邻国蔓延的势头。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周边地区国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逐渐分裂成两个对立阵营。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执政时期，卡塔尔联手土耳其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形成对立阵营。卡塔尔支持哈马斯，沙特支持法塔赫，导致阿拉伯国家在该问题上公开对抗。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引发中东各国民众抗议，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席卷多地。与以色列接壤地区的部分抗议活动导致暴力事件，同样也阻碍了阿以关系正常化和中东和平的恢复。

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面临孤立。随着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员伤亡，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逐渐统一立场，一致谴责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并敦促立即停火。沙特阿拉伯暂停了此前由美国推动的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不会把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混为一谈；约旦和巴林召回了驻以大使；阿尔及利亚主张断绝与以色列的一切外交关系。埃及、卡塔尔等国则开始斡旋，寻求实现停火。埃及中东战略研究与国家安全论坛研究员阿卜杜勒·穆赫迪·穆塔韦认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这次巴以冲突问题上罕见地统一了立场，这一点非常重要，表明它们已经意识到立场分歧对每个国家都有损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经济影响

长期以来，巴以冲突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不仅造成了巴以双方巨额的财政开支，还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巴勒斯坦地区面临着越来越边缘化的风险。在综合实力方面，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使得巴以冲突的斗争过程中，巴勒斯坦处于极为不对等的地位。以色列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其经济社会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之下，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其社会发展程度只有以色列的十分之一。

此外，巴勒斯坦大部分关键领域和口岸都受到以色列的控制，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其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法满足百姓的需求，面临着严峻问题。与此同时，如果以色列关闭连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通道，整个巴勒斯坦国家将无法正常运作。但同时，战争不仅给以色列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使其开辟阿拉伯市场的愿望变得渺茫。

2023年11月7日，的数据显示，自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失去了至少61%的就业机会，大概18.2万个工作岗位；约旦河西岸因战争的溢出效应也失去了大约24%的就业机会，相当于20.8万个工作岗位，总计每天损失约1600万美元。同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发布报告称，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上升，今年第四季度经济预计将萎缩5%。标普预计，2023年和2024年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而在此轮冲突前的估值为2.3%。

难民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武力扩张和领土占领，引发了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导致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难民潮。在分治决议通过前，犹太人军队就已经开始在北部和南部集中兵力，为可能出现的不满和暴力示威做准备。分治决议通过后，犹太人开始驱逐巴勒斯坦人，并摧毁了一些巴勒斯坦村庄。在这个过程中，这次行动逐渐演变成为种族清洗，直接导致许多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在第一次难民出逃高潮期间，大约有7万阿拉伯人离开了巴勒斯坦，其中包括很多巴勒斯坦政治精英。这是自分治决议通过后至1948年3月中旬的时间段内发生的。此后，还有两次难民潮发生，分别是1948年3月末至5月15日，以及5月15日之后。这些难民潮的发生，使得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至今仍是中东地区争议的焦点之一。1967年6月阿以之间再次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造成了大批新的巴勒斯坦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这次战争中大约50多万阿拉伯人丧失了家园，沦为难民，其中40多万为巴勒斯坦人。联合国为流离失所者服务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截止到2023年5月，已经有590万巴勒斯坦人登记为难民。如今，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继续生活在冲突、暴力和占领之中。2023年5月15日，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Philippe Lazzarini）在联合国纪念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灾难日”75周年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仍然是世界上最漫长且未获解决的难民危机。”

人道主义危机

由于战争，加沙地带出现很多流离失所的人，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在加沙中部的代尔拜拉赫市，流离失所者叶海亚·巴特兰仅21天大的儿子乔玛因低温死亡。次日，乔玛的双胞胎兄弟阿里因寒冷低温住院，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国际反应

中国

中国一贯坚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是中东和平根源性问题”这一立场，并支持“两国方案”，这也成为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起点。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中国非常同情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诉诸武装斗争。中国在这一时期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仍然认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一种人道主义义务。

2013年以来，小行星3789先后提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等，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2023年3月，在中国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伊朗在北京和谈达成沙伊和解的《北京宣言》之际，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也在出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显示中国的中东外交正在不同轨道上有序推进，巴以问题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最新努力。

针对2023年10月7日在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2023年10月2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强调，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只要有利于和平，中方都坚定支持，只要有助于巴以和解，中方都会尽力而为。

2024年8月22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停火止战，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海牙国际法庭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以色列对此置若罔闻，一再挑衅、冒险，中东形势岌岌可危。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的一切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刺激地区局势升级的行为、立即停止为实现加沙停火设置障碍。

俄罗斯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重返中东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中东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政策基调是强调联合国和多边协调机构的作用，通过形成各方相互制衡机制、利用各种矛盾，以凸显其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认为，在巴以问题上，俄罗斯试图与各方一道，和平缓解巴以冲突，同时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针对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对巴以冲突升级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停火并放弃暴力。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旨在实现中东全面、持久和渴望期待已久和平的谈判进程。

美国

20世纪中期，英法因苏伊士战争的失败而退出中东地区，美国和苏联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争霸力量。美国支持以色列，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将中东视为境外战场。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伊拉克战争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建立。美国认为，要想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掌控中东这一具有重要战略资源和地位的地区，而要控制中东就需要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支持一个可靠的盟国。以色列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因此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和实施其世界霸权战略的基地。截至2020年，在美犹太人约有715万。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在涉及以色列问题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毁谤同盟和美国犹太大会等组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犹太裔议员在制定和实施美国中东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解释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

美国自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开始替代英法两个大国掌控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巴以问题的外部势力话语权之后，成为了巴以问题的主要干预者，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往往是以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一面呼吁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一面又长期偏袒以色列，为其提供军事支援，使以色列成为它“中东战略”的“执行者”。

2020年1月28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他的“中东和平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继续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承认以色列对位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该计划同时建议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以耶路撒冷东部郊区为首都，根据建议的地图分给巴勒斯坦的领土将保持开放，并在四年内不得开发，巴勒斯坦可在此期间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以期达到建国标准。然而，该计划遭到多方抵制，不仅是巴勒斯坦，阿拉伯联盟也宣布拒绝接受这个所谓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支持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就连英国和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不同意这份方案。尽管以色列不同党派在4月达成联合政府协议，规定以色列将从7月1日开始在美国“中东和平新计划”下推进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所涉及的土地面积约占约旦河西岸地区的30%，但由于各方反对，以色列没有如期落实吞并计划。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以“以色列人亵渎阿克萨清真寺”为由，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当天，哈马斯发布一份声明，宣布他们将对以色列采取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新一轮军事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随后美国声称将向以色列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18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并对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中丧生的人表示哀悼。四日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美国正向中东地区部署更多防空系统，其中包括“萨德”反导连及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应对局势。

欧盟

自从1970年签订《欧洲政治合作协议》开始，欧盟就参与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国际努力。欧盟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定居点违反了国际法，定居点活动应该被冻结，并在2003年发布的中东和平“路线图”中再次声明了这一点，同时欧盟将“解决巴以冲突”确定为“欧洲的战略重点”之一。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欧盟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欧盟从未承认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合法性，反对以色列将定居点实体和活动纳入其与欧盟的对外关系。

另一方面，欧盟通过与以色列扩大经济合作规模，试图激励以色列改变其对占领土的政策。然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休·洛瓦特指出，这些激励政策只是迎合了以色列对欧洲更多经济合作的需求，并未能减缓以色列对欧盟资助的西岸C区人道主义项目的破坏，以及扩建定居点进一步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速度。

2020年1月，面对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新方案”，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丰特列斯表示，欧盟将以坚持“顾及巴以双方诉求，通过谈判达成、可行的两国方案”为基础，“研究并评估”美方建议。

2023年10月，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始终高调“挺以”，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反击，欧盟坚定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立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表示“冯德莱恩的表态不能代表欧盟官方立场。”20日，超过800名欧盟职员联名致信冯德莱恩，批评其过度支持以色列。

阿拉伯世界国家

围绕巴以地区的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的矛盾，阿以双方已经进行过五次中东战争，结果是以色列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领土不断扩大，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阿拉伯世界国家已经有部分国家改变了在巴以冲突的最初立场，选择和平解决巴以（阿以）问题。

沙特

1969年后，沙特每年都为巴解提供1200万美元的援助。直到1990年，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入侵吞并了科威特。随后，他将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争端挂钩，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以换取伊拉克从科威特的撤军。这个口号误导了许多巴勒斯坦人，他们迫使亚西尔·阿拉法特采取亲伊拉克的立场。这导致曾长期向巴勒斯坦提供经济援助的沙特阿拉伯感到愤怒和失望，由此减少了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双方关系陷入冷僵状态，数年后才得以恢复正常。

2002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提出了“中东和平倡议”，沙特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回暖。2018年4月，阿卜杜拉王储在承认以色列国土主权后，又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独立国家，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此外，他还在第29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宣布向巴勒斯坦捐款2亿美元。阿卜杜拉王储表示支持“两国共存方案”，他认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但需要通过和平协议来确保稳定和关系正常化。

2020年9月9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表示沙特支持推动全面化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所有努力，支持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边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巴勒斯坦国。2023年9月21日，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在美国大力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背景下，沙特将继其他阿拉伯海湾国家之后采取类似举措，以稳步实现沙以正常化的目标。然而10月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冻结了谈判”，并开始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

约旦

1921年，英国派阿卜杜勒·伊本·侯赛因担任外约旦埃米尔时，他曾提议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自己出任国王，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否决。1943年4月，阿卜杜勒·伊本·侯赛因正式提出了“大叙利亚计划”，该计划有两种方案，一是主张在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实现统一，二是建立联邦制度，而阿卜杜勒自己能够希望成为国家元首。然而，这一计划因为哈希姆家族扩张势力的意图而遭到了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坚决反对。

约旦在1948年战争后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随后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约旦是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接受国，约旦人口中有60%是巴勒斯坦人，超过90%是穆斯林。如果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将会威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此外，以色列吞并约旦可能导致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约旦，进一步加剧约旦面临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压力。在2020年，约旦谴责以色列安全人员使用梯子在阿克萨清真寺顶端安装扬声器，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压以保障圣寺的纯洁特性。当内塔尼亚胡总理宣布兼并西岸以扩大以色列领土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表严厉谴责，并以不兼并西岸为前提选择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整个2021年巴以冲突期间，约旦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为，并紧急为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2023年12月11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强调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切断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的行为。

埃及

埃及之所以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巴勒斯坦问题，除了阿拉伯民族利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确保自己的东翼安全；二是使巴勒斯坦问题服务于自己的地区战略。埃及首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曾亲自参加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对巴勒斯坦人表达了同情。他在1954年公开表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足以打消为以色列辩护或证明它无辜的借口。”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去世前还努力调解巴解组织和约旦之间的冲突。

在1978年的戴维营谈判和1979年的埃以和平条约谈判中，埃及第二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试图将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平挂钩。直到1981年8月他最后一次访美时，萨达特仍强调：“以色列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问题不是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所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巴勒斯坦人应该拥有自己的祖国，而巴勒斯坦人也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其边界之内的存在。”1983年，当亚西尔·阿拉法特被反对派围困于黎巴嫩时，埃及第四任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外交努力使阿拉法特得以脱险。九十年代后期，穆巴拉克成为巴以谈判的重要中间人之一。

2013年，在军方的强力支持下，阿卜杜勒·塞西上台执政。塞西积极回应民众要求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积极斡旋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调解巴勒斯坦内部分歧。在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埃及多次提出停火倡议，并表示愿意对停火进行监督，以确保停火协议得到执行。在埃及的成功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8月底达成了停火协议。同年10月，埃及与挪威共同发起国际捐助大会，在开罗为遭到战争破坏的加沙地带募集重建资金。2016年5月17日，阿卜杜勒·塞西提出重启巴以和平进程、建立埃以“暖和平”的倡议，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所有政治派别搁置分歧，为实现和平而迈出历史性的步伐，并表示埃及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2023年10月15日，塞西表示埃及愿意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主办国际及地区峰会，以探讨巴勒斯坦问题。12月28日，埃及提出了一项旨在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的新方案，正在等待各方的回应。待各方回应后，埃及将公布新方案的更多细节。

叙利亚

1966年2月，萨拉哈·贾迪德开始执政叙利亚，他采取了更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并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以暴力方式对抗以色列。在叙利亚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经常深入以色列境内进行破坏和袭击活动。1978年9月，面对埃以和谈，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在了“拒绝阵线”上。叙利亚认为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是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将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天然的南部疆域”，不容分割。

第五次中东战争导致巴解组织武装几乎全军覆没，主流派主张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依靠政治外交手段继续争取独立事业。在叙利亚的策动下，法塔赫发生分裂，叙利亚公开支持阿拉法特的对手阿布·穆萨，试图用巴勒斯坦问题拖住以色列，服务于所谓“大叙利亚主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执政后，依然将叙利亚视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者。2002年，沙特阿拉伯特王储提出“中东和平建议”，巴沙尔访问沙特要求以色列归还全部戈兰高地并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两个基本点写入建议正式文本。通过难民问题，叙利亚试图影响巴以和平进程。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才迫于美国压力关闭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办事处。

伊拉克

1948年，伊拉克试图加入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获得地中海的口岸。1991年，伊拉克宣称要轰炸以色列，政治学助理教授萨达姆·阿卜杜勒·萨塔尔·拉希德（Saddam Abdul Sattar Rashid）指出，用导弹袭击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方法。四年后，伊拉克境内约有3.4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这些难民的处境恶化。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伊拉克国内暴力袭击、驱逐甚至杀害的对象，尤其是受到什叶派的攻击。2006年2月22日，萨迈拉的什叶派圣地阿斯卡里亚清真寺遭到爆炸袭击，什叶派武装分子袭击了巴格达的巴勒斯坦人住所，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驻巴格达前代表的兄弟。此外，巴以冲突在巴勒斯坦以及周边地区造成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外溢影响，其中就包括伊拉克民兵武装。

2021年6月28日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巴格达举行的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三方峰会上表示，“在具有国际合法性决议基础上解决冲突，是实现该地区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以色列必须停止破坏实现公正和平机会的所有措施，包括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及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地的历史和法律地位的措施。2023年11月，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战争的持续，在“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袭击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后，伊拉克的安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伊朗

1948年，根据以色列当时所谓的“拉拢各方”政策，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建立了特殊关系，该战略政策包括与诸如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等阿拉伯世界各国联盟，旨在从外部包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以色列断交并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人。伊朗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地区的暴行，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巴以问题的建议。伊朗前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重申对新巴勒斯坦政府的支持，认为消灭非法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可以和平共处。他认为以色列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源头，只有消灭以色列政权才能解决问题。第11—12届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在2014年和2017年也多次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他呼吁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人。2023年10月8日，伊朗总统莱希就巴以冲突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必须对危害地区国家安全承担责任。他“向从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阿富汗、也门的抵抗运动致意，向哈马斯和所有的抵抗团体致意”，并称伊朗坚决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防御权利。莱希还与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和杰哈德秘书长纳哈进行了通话。哈尼亚和纳哈拉对伊朗的支持表示感谢。

土耳其

1947年，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土耳其起初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决议。然而，受到美国的劝诱，土耳其最终承认了以色列，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关系较为密切。在20世纪60年代后，土美关系出现了裂痕。土耳其在继续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苏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积极支持阿以和平进程，全面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与以色列结成了军事同盟。在“9·11”事件后，土耳其与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打击。

2002年底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定位为“为巴勒斯坦人民发声”的倡导者，试图通过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土耳其政府表示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视为自身的事业，并采取了针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土耳其政府谴责以色列的所谓“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批评美国和欧洲对哈马斯的经济制裁，并且谴责了2009年以色列对加沙的“铸铅行动”，以及2010年7月针对前往加沙的国际救援船队的袭击事件。哈马斯的前身是“穆兄会”国际机构的地区分部，与土耳其执政的正发党有着相似的背景。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使得土耳其对于哈马斯上台执政较为宽容。从2011年开始，正发党政府希望将土耳其塑造为中东的“民主示范”，并成为“新中东”的缔造者。土耳其继续通过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来对以色列发出抗议，例如降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中断两国的军事往来，并准备动用海军为驶往加沙的救援船队护航等行动。此外，土耳其政府还鼓励巴勒斯坦方面的“入联”提案，并重申加大对巴勒斯坦内部统一工作的决心。土耳其外交部于2023年11月4日发布声明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联合国

联合国一直参与寻求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联合国大会首先通过了关于巴以分治的第181号决议案，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同年和次年，联合国先后举行两届特别会议讨论巴以建国和耶路撒冷王国问题，并通过A/310和A/555两项决议。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于1948年由安全理事会授权在巴勒斯坦设立，是联合国设立的第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1949年，联合国大会还设立了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在巴勒斯坦问题获得公正和持久解决之前，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相应救济。

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巴以问题，联合国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请求于1956年11月1日至10日举行了第一届紧急特别会议。此后的第三届、第五届、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都谈到了巴以冲突。1973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第一七四七次会议通过第338号决议呼吁停火与和平谈判。两年后，联合国大会设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授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大会及联合国会议观察员地位。

1997年4月起，应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请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讨论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巴勒斯坦地区。截止2023年12月20日，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已召开47次续会，并于此次续会中通过埃及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提交的决议草案，草案要求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2024年8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代表皮佩尔科恩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已同意在加沙地带暂时停火，以便为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脊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活动将于9月1日开始。根据协议，首先在加沙地带中部停火3天，然后在加沙地带南部停火3天，最后在加沙地带北部停火3天。相关方还同意，如有必要，每个地区的停火时间可延长一天。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脊灰病毒已在加沙地带传播，儿童面临危险，联合国已准备在加沙地带为64万多名10岁以下儿童接种脊灰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已批准发放160万剂脊灰疫苗。

2024年12月13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发表声明称，在过去一个多月里，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超过160名儿童死亡。她表示，自2024年11月初以来，加沙地带平均每天有4名儿童因冲突死亡。凯兹尔·拉塞尔说，孩子们没有挑起冲突，但却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据报道，在过去14个月间，冲突已导致超过14500名儿童死亡。同时，在加沙地带有110万儿童迫切需要保护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拉塞尔还表示，本轮冲突已导致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他们缺乏食物、饮用水、医疗用品以及御寒衣物。另外，在加沙地带已发现800多例肝炎病例和300多例水痘病例，还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患有皮疹和急性呼吸道感染。

各方评价

新华社时评：巴以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要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这一问题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当前最重要也最急迫的就是立即实现全面停火，缓解人道危机。国际社会应该为此继续努力，尤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应正视《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就当前危机局势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确保经得起历史和良知的检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当前巴以局势仍然危急严峻，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加紧行动起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防止地区再陷动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根源性问题”，只有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中东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巴以冲突的历史反思（下）》中，认为巴以问题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六：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是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矛盾丛生的地区格局和盘根错节的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巴以冲突已成为以色列、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使巴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向巴勒斯坦提供一定支持，但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巴以矛盾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涉及宗教、民族、政治等多方面因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认知，需要从安全、发展和文明等角度思考国际问题。各方应当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巴以冲突本质上是“犹太问题”从欧洲内部扩大到阿拉伯半岛，进而形成犹太与穆斯林、西方与东方的意识形态对抗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巴以冲突也折射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其中领土争端仍是核心问题。虽然以色列建国使阿拉伯国家有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敌人，但扮演重要角色的，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大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2023年开幕会议上指出，当前的现实已经表明，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时不我待”；有意义的政治磋商被拖得越久，结束占领和实现两国方案的目标就将越难实现。煽动暴力是一条死胡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恐怖主义辩护，所有人都必须对其嗤之以鼻。解决方案的框架是明确的，这已经体现在了联合国决议、国际法和双边协定之中。而现在需要的是展现出政治意愿和勇气，为和平做出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