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Altaicfamily）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亚洲和欧洲的语言家族，自古以来阿尔泰共和国山周围及其往东延伸到日本海的广袤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传统称为阿尔泰语。其主要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三大分支。
阿尔泰语系因绵亘于中国、蒙古、俄罗斯边境的阿尔泰山得名。在中国，阿尔泰语系的使用人口及语族、语支仅次于汉藏语系。中国北方诸少数民族的语言基本上都归属于阿尔泰语系。使用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的民族，历史上大都起源于并长期生活在北方，后来又向东或向西迁徒。这些民族在早期历史上所建立的民族政权，一般都摄域广阔、维持短暂、更迭频繁，再加上居民的流动性大，因而，阿尔泰语系语言分化演变不稳定，易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在远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由于以分为主的不断分合发展的结果，起先形成两个大的语区，西部的乌拉尔语区和东部的阿尔泰语区。19世纪3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同一时期，有学者提出了阿尔泰语系假说，并在经过多次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早先确定的词汇和形态平行关系在语音和语义上的理据遭到了质疑，原始阿尔泰语的存在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年代界限。
阿尔泰语系内部组成可分为：突厥语族，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布里亚特语等；满-通古斯语族，包括属满语支的锡伯语、赫哲语、满语和属通古斯语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阿尔泰共和国语系的语言属于粘着语，其主要特点有：有元音和谐现象；无内部屈折，构形形态以附加成分出现，粘附在词根上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名词和代词有数、格等语法范畴，动词有时、式、态等语法范畴；定语在中心词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前。
关于阿尔泰语系这一提法是否准确，以及三个语族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的问题，语言学界认识亦有尚未达一致的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虽然构拟原始阿尔泰语存在某些困难，但该语系中诸语言则有共同的来源；持反面意见的人则认为原始阿尔泰语是不存在的，而是各语言在长期相互接触中受到影响所致，各语言共同的词汇和语法上的相同是由于相互借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另外，关于蒙古语族、日语和朝鲜语是否属于阿尔泰语族在学界亦有所争议。
名称由来
19世纪3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3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具有亲属关系。因此，将这3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称之为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
阿尔泰语系因绵亘于中国、蒙古、俄罗斯边境的阿尔泰山得名，一般认为，使用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的群体早期都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并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生活的地域向西扩展，直至西亚和东欧，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每个国家都由许多民族组成，其中使用阿尔泰语的民族居多数。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居民流动性很大，接触其他语言的机会很多，说一种语言的人转用另一种语言的机会也多。阿尔泰语言发展历史的复杂性或源于此。
语系历史
远古时期
在远古时期，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中，也和印欧诸语言一样，分布在几个地区：西区以芬兰一乌戈尔语言为主，东部地区是阿尔泰语言。芬兰一乌戈尔语区和阿尔泰语区又各自分为一些相应的次语区，这些次语区像按一定的排列顺序相互衔接。例如，在阿尔泰诸语言区中，突厥人占据了偏西地区，再往东是蒙古族，蒙古人的近邻是满人和通古斯，而在最东则是朝鲜人和日本人。之后，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由于以分为主的不断分合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两个大的语区，西部的乌拉尔语区和东部的阿尔泰语区(试比较，较晚的匈奴部落联盟瓦解为东西匈奴或较晚的突厥部落联盟瓦解为东西突厥)。
19世纪30年代
19世纪3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之后这两个语区又各自分为一些更小的次语区：乌拉尔语区分为乌戈尔、芬兰、萨摩迪语区，而阿尔泰语区则分为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和朝鲜一日本语区(试比较，例如突厥语族的西匈奴语支分解为布勒加尔语、奥古兹一克普恰克语和卡尔卢克语区）。同时，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与古代相应的语言区在地理上接近的程度成正比的，因而也就与发生学上相近的程度成正比。例如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之间，保存着较紧密的关系和大量相近的材料，而在突厥语和其他阿尔泰语之间就要少一些，虽然蒙古诸语言的分布地区邻近满一通古斯语区，但较之突厥语、蒙古语与满一通古斯语则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语言的分化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于操这些语言的居民的部落联盟逐渐的合并和瓦解，即在以经济分化为主的两面发展过程中，语言的结合过程变得复杂了。在分化过程中，不仅一些近亲氏族和部落及其各自相应的方言和土语结合，而且还有一些远亲的，有时甚至是非亲属的一些叠层方言互相结合，都曾对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有过相当的影响。此外，阿尔泰共和国诸语言曾与马拉尔语以及其他一些欧亚语言有过联系。当时一些氏族部落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曾存在过某种语言共同体，由于这些氏族部落联盟的合并和瓦解，在这种分合过程中就形成了许多彼此相近的大小方言，它们又逐渐合并成了一些较大的近亲方言区。
同一时期，术语“阿尔泰（诸语言）”指出了诸语言可能的最早起源地。G.兰司铁（又译G.J.拉姆斯泰特）、N.N.波普、W.E.科特维奇、M.拉塞农等人的著作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科学立场出发，提出了阿尔泰语系假说。假说提出的根据是：在列举的诸语系(朝鲜语和日语仅在20世纪20年代才纳入阿尔泰学)中存在大量的共同词；音素系统、词的语音和形态结构（元音和谐和黏着）一致；大多数形态派生范畴和句法关系范畴以及句法结构在构造和内容上具有同类性或同一性，而且认定许多词缀语素在物质上是相同的。在类似的这些对比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词首p-（p-/p-/f-/ h-/零——译者注）的发生学对应关系或者所谓的兰司铁-伯希和定律、词首j-/n-，j-/d-的对应关系、r音化( poTaцизM,rhotacizm)、l音化(以I代替š，ламбдаизм,lambdacism)、词根中-a/-Ï-的元音交替等。
20世纪50年代
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对资料全面考察后发现，在基本词汇类别中，如在数词、人体部位、季节和昼夜时段、天体、天气现象等名称中，对应的比例度如此之低，以至根据词汇统计理论（参见语言统计学)，原始阿尔泰语的存在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年代界限。许多早先确定的词汇和形态平行关系在语音和语义上的理据遭到了质疑，人们认为一些语音对应是臆想的，例如r音化(突厥共同语的-z相应于楚瓦什语中的-r、蒙古诸语及满-通古斯诸语中的-r)，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与r相关的对应词在蒙古诸语中来自突厥语系原始布尔加尔语方言的极古老借词，在满-通古斯诸语中是随后来自蒙古诸语的借词。由此学者们对不仅在语音方面而且在形态方面可能的相似和明显的差异给予了各种不同的评价。
此外，现代各方言的地域关系，反映出来的正是古代一些语言和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阿尔泰诸语言的构成性质及其形成过程，也有一些与印欧诸语言及其各方言的形成过程颇不相同的特色。例如语言中的某些变化的同心波状的分布，就不是阿尔泰诸语言所具有的特点，其特点是各方言不断地结合，并在以分为主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间内结合为一些语群。
内部分区
阿尔泰语系按谱系分类法分出的语系之一，分为：(1)突厥语族，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2)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布里亚特语等。(3）通古斯一满语族。
突厥语族
概念
在阿尔泰语系的3个语族中，突厥语族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操突族语族诸语言的人数也最多。
起源
“突厥”一词最早出现在6世纪前的阿拉伯的文献里，“这个词也出现在突厥语鲁尼文的碑铭上，如有turkbudun‘突厥百姓’这样的语句。”在中国文献里、“突厥”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书卷50突厥传》里：每岁河水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所记载是西魏大统八年(542）前的事。
根据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的考证，“突厥”(Tukut)系蒙古语Turk的复数形式Turkut的音译。经中外学者的考证与研究，“突厥”一词有以下几种含义：首先指在6至8世纪间游牧在漠北广大地区古代部落的联合体，所操为同一语系同一语族的语言。这是部落联合体的名称。突厥的部落群体所操的语言通称为突厥语。这一语言又有广意与狭意二种含义：前者包括本语族的古代碑铭语言及后来各个时期的文献语言，以及现在仍使用的几十种语言及方言；后者则仅指古代突厥的碑铭语言。
发展历史
突厥语族内诸语言的书写形式，在历史上先后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以及以阿拉伯帝国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中原地区的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的语言属突厥语族。从本世纪30年代起，这两族的语言用经过改进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苏联的各突厥语民族在本世纪使用过拉丁字母的文字。30年代以后改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土耳其原来长期用阿拉伯字母书写，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突厥语族内诸语言间，大多数可以互通。
分布
突厥语族诸语言分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地区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的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突厥语族诸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省、青海省一带。具体语种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族语及图佤语等。据1982年统计，操这些语种的人口在700万以上。
在国外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人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土尔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塞浦路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利亚、蒙古国及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具体的语种是土尔其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卡拉卡尔帕支语、库梅克语、维吾尔语、嘎嘎乌孜语、图佤语、卡拉恰伊——巴尔卡尔语、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卡拉伊姆语、哈拉吉语等约30种语言（包括与中国少数民族同名的语言）等。
语族特点
突厥语族的诸语言除了具有阿尔泰共和国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外，还有本身的某些特点。在语首上有元音和谐律；9世纪以前，突厥语的固有词，在词首很少出现浊辅音r，l，n，m；词的重音一般位于最后一个音节上。在语法方面，具有粘着语的形态特征，构形或构词是在词根或词干后面加表示某种意义的后缀来表达；名词及名物化的实词有数、格、领属性人称、谓语性人称等范畴；动词有时、人称式、态等多种形态变化；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
突厥语词汇中有多种外来成分。较古老的借词来自古汉语、梵语、古波斯语。俟伊斯兰文化传入后，阿拉伯语——波斯语源的借词占一定的比例。中国现代突厥语具有以下一些独自的特征：在语音上基本保持了前后相对的元音系统；在语法方面仍保持粘着语的特征；在词汇方面，在西部裕固语及图佤语中古老成分占较大的比例，各具体语言吸收外来成分情况不一。
语言分支
突厥语族的书面语言分为古代突厥碑铭语言、中古文献语言和喀喇汗王朝（又称喀喇王朝）以后时期的文献语言3种。碑铭语言以7-10世纪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为代表。已发现的鄂尔浑——一叶尼塞碑铭有11通。中古文献语言，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高昌国为中心的回鹘文学语言，使用回鹘字母。9-15世纪时在今新疆东部至甘肃省一带回鹘佛教徒中通行。
其二是哈喀尼耶语，即黑汗王朝的语言，通行的时间是在10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再有就是黑汗王朝以后时期的文献语言，在13世纪时分化为3支：西支是在乌古斯语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民族中；北支，以钦察语为基础形成的、通行于钦察汗国及鞑靼、哈萨克族等民族中；东支，以回鹘——葛逻禄语为基础形成的，通行于维吾尔、乌兹别克斯坦等民族中。及后便是突厥语族的现代文学语言，由于19世纪的革新运动促进了土耳其文学语言的发展。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在西亚、中亚及新疆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在本民族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
蒙古语族
起源
“蒙古”一词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室韦传》的“蒙兀室韦”里。另外，在《魏书·蠕蠕传》中有“木骨闾”一词，即是指蒙古，其名称早在3至4世纪时就已存在。“蒙兀”正是蒙古称谓mong一guat的对音。唐代以降，在汉语文献里对蒙古的称谓有过不少叫法：蒙瓦室韦、箴劫子、梅古悉、谟葛夫、手割石、手揭室、手揭室韦、萌古、萌古子、蒙国斯、蒙古斯、盲骨子、蒙古里、朦骨、盟古、忙豁勒、毛褐、盲骨子等，多为“蒙古”一词的谐音。自元代以来正式使用“蒙古”之名称。
发展历史
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及布里亚特语之间十分相近；另外，土族语、东乡语及保安语之间也较为相近。它们在历史上或许是同一语言分出来不同方言。在近古某个时期，这一语族是由5种语言组成的。蒙古语族东支的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及布里亚特语古时期的口语为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书面语奠定了基础，从古文献中可钩稽出这3种语言当时的某些惯例。
从13世纪初起，就以回鹘文来书写蒙古语，这一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亦称回鹘式蒙文。1269年孛儿只斤·忽必烈颁行“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字”或“八思巴文”。到了17世纪后，回鹘式蒙古文发展为两支：前者是在大部地区使用的现行蒙古文，后者是在卫拉特方言区使用的托忒文。1993年中原地区提出了蒙古文、托忒文、锡伯文（含满文）编码方案，这有利于编码的标准化。
蒙古国(蒙古国)从1945年起不再用回鹘式蒙古文，而改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来书写蒙古语，俗称这种拼字母文字为“新蒙文”，以便与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区别开来，但截至1995年又予以废除，改用回鹘式蒙古文。操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和周围各民族接触频繁，因此互相影响，最明显与深刻的影响存于汉语同东乡语之间，藏语同保安语之间，满一通古斯语族与达斡尔语之间，突厥语、波斯语和莫戈勒语之间。这些影响，包括在语言、语法及词汇各个方面。
分布
操蒙古语的人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地区，西北各省及蒙古国；操布里亚特语及卡尔梅克语的人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还有两种方言，即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和卫拉特方言，它们与布里亚特语及卡尔梅克语十分相近。在中国境内还有内蒙古方言。加上以上两种方言就组成中国境内的3大蒙古语方言。操达斡尔语的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及黑龙江省两省区；操其他4种语言的分别居住在甘肃省及青海省两省；操莫戈勒语的人居住在阿富汗。截至1995年，使用蒙古语族诸语言的人口总计在500万左右。
语族特点
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分布不像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分布那么分散，另外，该语族内的9种语言是从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帝国的语言分化发展而来的，截至1995年，讲蒙古语的人基本上还是可以听懂这些语言。由此可以说明，蒙古语族诸语言源出原始的蒙古语，因为该语族内各语言的常用词大部分是相同的，由同一词源而来；在语音上，相互间也有对应规律可循；语法上表明粘附成分与构词词缀有不少来源相同。
其共同方面有：(1）诸语言都有元音和谐律；（2）在辅音上也有和谐现象；(3）各语言在构词和语法上都用了3种“后置的手段”。蒙古语族诸语言都是粘着语，这类语言的体词和动词可以在其词干后按一定的次序接续数层语法粘着成分，以此表示数种语法意义。这种语法的粘着成分不仅在古文献的书面语中出现，而且也在各语言的口语中出现，但有些粘着成分只在文献中及某几种口语中出现。某些在口语中的个别语法形式在文献中未出现过。
语言分支
截至1995年，蒙古语族中的9种语言源出一种“共同蒙古语”，这是经过数次分化、长期演变才形成的。开始，“共同蒙古语”分化为东西两支方言。东西两支方言发展、演化为独立语言时，东西两支又分化出新的方言，继而成为独立语言。这是规律，故该语族中有9种独立语言及一些方言。但也有学者认为这9种语言中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是方言，而非独立的语言。
满—通古斯语族
概念
满—通古斯语族又称通古斯——满语族或通古斯语族，为阿尔泰语系一个语族。“满”是“满洲”的缩略。
起源
发展历史
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载体，也就是它们的视觉符号——文字，首先是12世纪参照文言文笔画所创制的女真文，16世纪参照蒙古文（回鹘式)创制的满文；到18世纪，在满文的基础上又发展成锡伯文；到了本世纪20年代，在苏联曾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埃文基文、埃文字、那乃文及乌德盖文（未投入使用)；到1937——1938年这些语言又改用俄文字母，即基里尔字母作为基础的文字。
女真文字最早的文献是1185年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对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研究已经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最先是对满语进行研究，这是在有清一代。1683年刊行的沈启亮编著的《大清全书》所附的有语法要点的满汉辞典是研究满——通古斯语言的嚆矢。尔后，这一类的研究不断地扩展与深入。满文分类辞书《清文鉴》(1708年)成为一系列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的蓝本。起始是单语种，逐渐发展为双语种、三语种、四语种及至五语种：即满蒙，满汉，满蒙汉，满藏蒙汉及满藏蒙维汉对照的辞书。
清舞格寿平著述的《清文启蒙》是一本用传统方法讲授满文的教科书。它成为域内外研究满语的基础。1912年，域内研究的学者李德启、广禄、李学智在老满文与满文文献研究方面有不少进展。域外，在俄罗斯18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满语，到19世纪下半叶出版了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1875年）和《满语语法》（1879年）。日本也出版了今西春秋的《满和对译满州实录》（1938年)及《校注异域录》（1969年）等，还有田村实造等的《五体清文鉴译解》（1966年）；在前德国出版了豪埃尔的《满德辞典》（1952-1955年）等研究著作。
分布
操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人居住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该语族内有5种语言在中国境内通行，即：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它们通行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逊克县、呼玛县、塔河县、富裕县、讷河县、嘉荫县、同江市、饶河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族自治旗、阿荣旗、根河市、扎兰屯市旗，新疆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市、伊宁市、乌鲁木齐市等地。
在俄罗斯境内有8种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通行，即埃文基自治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达盖语、奥罗语。这8种语言通行于东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的埃文基自治专区、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马加丹州等地。在蒙古国境内只有鄂温克语一种在巴尔虎地区通行。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女真语也属于这一语族，它已消亡。但是中国的满族、赫哲族中绝大多数人不使用本民族语言了，其他如锡伯族、埃文基自治区族也有半数以上人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因此，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使用人数在中国约4.6万，在俄罗斯2.7万，在蒙古国1000多人，共计7.4万人，不到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总人数的千分之一，那些不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多已改用汉语或俄语。
语族特点
按语言类型，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属粘着语型，要使用后加成分，也使用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满语支的语言尤其如此。通古斯语支的语言大都有长短元音，满语支的语言复元音多。各语言都有严整不同程度的元音和谐律，词首不出现复辅音，r及某些语言中的i、g、w、s、x、j、n不出现在词首。只有为数不多的辅音能出现在词末，在个别语言中只有n才能出现在词末。名词的格有5-16个。除女真语及满语外，其他诸语都有领属范畴。
人称代词的第一人称复数分“我们”与“咱们”，在句法上，从句的谓语是副动形式动词及形动形式动词。这些语言的大部分都有元音、辅音交替，以此构成在意义上和词形上相对称的词。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从元音、辅音交替的对应规律上表现出来。例如各语言的元音a和a多来自共同满——通古斯语的a和a。在语法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成分，如名词的宾格、与格、从格、方面格的词缀就是例证。动词的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在某些语言中是经常体，陈述式的过去时、并列副动词等附加成分也是共同的。词汇方面的共同性也很大。在各种语言中可以找到某些词间的相同与相近。
满——通古斯语族中的其他语言也有学者在19世纪上半叶就着手进行研究，芬兰学者卡斯特连有关通古斯语言的研究开其端绪。本世纪20年代末期前苏联所开展的对北方民族的研究，将满一通古斯语言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在域内，从50年代初开始对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进行调查和研究，已经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发表。
语言分支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组成，因研究者的划分及统计方法不同、未有公认统一的数字。如在苏联把埃文基语（在俄罗斯境内）与鄂温克语（旧称索伦语）称作两种语言。由于视角不同，统计语言的总数就有所差别。1932-1939年苏联北方民族研究所科学考察协会语言组的分类：（1）北语支或通古斯语支，含埃文基语（又称拉穆特语)，涅基达尔语及索伦语(即鄂温克语)划为埃文基语的方言；(2）南语支或满语支，含满语、那乃语、乌德盖语；赫哲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划为那乃语的方言；奥罗奇语划为乌德盖话的方言。
1954年中国学者罗常培、付懋勣对中国境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的分类：（1)通古斯语支，含索伦语、鄂伦春语；(2)满语支、含满语、锡伯语及赫哲语。1958年苏联学者B·A·阿夫罗林的分类：(1）北语群，含埃文基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埃文语。（2）东语群、含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3）西语群，含满语、女真语。
1958年前苏联学者苏尼克和1960年前苏联学者瓦西列维奇分类：(1)满语支，含满语书面语及锡伯方言或其他方言，女真语（只体现在历史文献中)；(2)通古斯语支，含西伯利亚次语支（或埃沃基次语支），含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黑龙江次语支（或那乃次语支)，含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
语系特点
形态学上，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属于粘着语，其主要特点有：(1)有元音和谐现象。(2)无内部屈折，构形形态以附加成分出现，粘附在词根上表示各种语法关系。（3）名词和代词有数、格等语法范畴，动词有时、式、态等语法范畴。(4)定语在中心词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的保留着较早的文献，如突厥语族有7至8世纪突厥文的碑文，通古斯一满语族有12世纪女真文的碑文，蒙古语族有13世纪蒙古文的碑文。
语音
阿尔泰语系的3个语族都遵循元音和谐律：元音分为阳性（后列、紧）和阴性（前列、松）两类，每类按舌位高低和圆唇圆唇做进一步的区分；一个词的词干和黏附成分，要么都是后列（阳性）元音，要么都是前列（阴性）元音。辅音的共同特点大多数语言都有16个辅音，包括塞音3对，塞擦音1对，擦音3个，鼻音、边音、颤音共5个。
其中，塞音和塞擦音或以清浊立，或以不送气与送气对立。新增的辅音均为擦音或舌尖塞擦音，翘舌音是后起的，只出现于达斡尔语及满语。辅音连缀在阿泰语言中比较罕见。在土耳其语中，存在词尾的辅音连缀，但词首的辅音连缀则不存在。
词汇
3个语族之间的同源词较少，其核心词汇通常源于本族语。各语言均存在大量的借词，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前宗主国或殖民国家的语言，二是与周边国家的语言接触。例如，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语言中，如雅库特语和埃文语就存在着大量源自俄语的词汇；分布于前奥斯曼帝国的突厥语族语言，如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以及吉尔吉斯语中则有大量的源自阿拉伯和波斯语的词汇；满语中则有大量源自与其接壤的汉语的词汇，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词汇借用也发生在阿尔泰共和国语系内部，如满语中就有很多源自蒙古语的借词。
构词和形态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均属黏着语，在构词和形态上有很大的共同性。词根加构词后缀为派生新词的主要手段，词干加语法后缀为形态变化的主要手段。3个语族各语言的名词（体词）后面所接的格后缀彼此相似，是其同源关系的有力证明。
动词均至少可以接3套表达不同语法功能的后缀：一套出现在句子主要谓语的动词词干之后，称为终止形式；一套出现在连用的动词结构中，接在前项动词词干后面，称为副动词形式；一套出现在用作名词充当句子不同成分的动词词干之后，称为动名词或形动词形式。多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动词无须与主语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助动词紧跟主动词，且多数助动词可叠加使用。
名词有格的变化，根据语言的不同，格的数量也有变化。如土耳其语有6种格，埃文基语则多达14种。名词没有性的变化，但少数语言的名词有数的变化。形容词不与其所修饰名词保持性、数、格上的一致关系。语族之间最引人注意的共性是第一、二人称单、复数的人称代词，其语音形式的不同可以从音变规则中得到解释。3个语族还共有一些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这些共性可视为同源的证据，或由词汇借贷所致。
语序
基本语序为主一宾一动，数词和量化词出现在中心名词之后，形容词则在名词之前。助动词一般出现在主动词之后。疑问句通常包含一个疑问小品词或疑问词，但不改变语序。
文字
书面语使用的文字系统较为庞杂，有些语言甚至采用多种文字来书写，还有语言截至2024年仍没有文字。
参考资料
词汇异同
3个语族在类型上具有一致性。语音方面，各语言都有元音和谐律，构拟的各语族共同语和原始阿尔泰语也有元音和谐律，即元音分为阳性和阴性两类。在辅音上，大多数语言都有16个辅音。阿尔泰共和国语系各语言都是粘着语，在构词法和形态学上有很大的共同性。以在词根之后加构词附加成分为派生新词的主要手段，以在词干之后加语法粘附成分为形态变化的主要手段。
3个语族有共同的语法成分。名词各格（属格、宾格、与格、位格、离格）的粘附成分彼此相似。动词的式和时体系统所使用的粘附成分在各语言中也互相对应。3个语族的词汇也有共同性。它们拥有一批共同的常用词，而且引人注目地拥有共同的第一、二人称单、复数的人称代词。3个语族之间词汇的差异性主要在于3个语族各有一套数词。阿尔泰语言的同源关系未能证实，它们之间的相似是人口迁徙和语言借代的结果。
突厥是铁勒的一支，而回纥是铁勒的另一支，同属铁勒人的后裔，回纥北魏时称“袁纥”，隋时称“韦纥”。公元605-608年，韦纥人为反抗西突厥统治者的压迫而联合周围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结为同盟，统称回纥汗国。回纥自击败后突厥汗国建立鄂尔浑回纥汗国，其所辖之地大到“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新唐书·回鹘传》上)。
处于草原大漠的回纥与处于中原关中平原的李氏天宝成功地实施了绢马贸易，回纥又把这些绢丝、绸缎除留用外，再沿丝绸之路贸易给中亚，换回伊朗、阿拉伯的生产资料、消费品、工艺品，这其中既丰富了物质生活，又增强了语言交际的能力。
公元788年，回鹘首领古咄禄可汗给唐朝的文书中自行改名为“回鹘”，取汉语“回旋轻捷如鹘”之意。从此以后此名一直沿称到14世纪。在回鹘汗国(744-840)统治的近百年时期内，回鹘人从原来的游牧经济逐渐走向半定居的农业和商业经济。公元840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汗国也随之瓦解，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帕米尔高原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吐鲁番市)，迁往吐鲁番等地的回鹘人成为了维吾尔人的一部分。
语言文化
音乐形态
截至2014年接触的材料来看，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民俗音乐作品大多采用中国音乐体系，但也有采用波斯一阿拉伯音乐体系和欧洲音乐体系的。满洲一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诸民族都采用中国音乐体系，只有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在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民间音乐的影响下，近百年来，产生了一些采用欧洲音乐体系的作品。
突厥语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从保存古代语言特点及生活习俗最多的裕固族西部地区民歌的情况来看，突厥语诸民族在遥远的古代也是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因此，大致可以推测：上古时期，这一语系诸民族的民俗音乐可能是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中国音乐体系的四个特征中“腔音”和散板两个特点，在采用这一体系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间音乐中存在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
最爱用腔音和散板的民族是离中原最近的民族，如蒙古族、土族、达斡尔族、东乡族、裕固族等。如果把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民歌放在一块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蒙古族民歌中有大量散板，以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类别——长调，属于长调类的蒙古族民歌大量使用各种腔音；而维吾尔族民歌中散板就较少，腔音也不如蒙古族民歌那样突出；哈萨克族采用五声音阶的民歌，还没有发现散板的，也很少用腔音。音调的五声性这一特点从地理分布来看，也是如此，哈萨克族采用五声音阶的民俗音乐作品较少，新疆东部地区维吾尔族民歌采用五声音阶的已相当多，但采用七声音阶的还有一定数量，蒙古族民歌中采用五声音阶的却占了压倒优势。
阿尔泰语系绝大多数民族的民歌从节拍形态上可分为两大类：“长调”和“短调”。长调类的民歌常采用独唱的形式，大多无固定歌词，而是随着不同的场合，由歌手即兴自编自唱，吐露内心的喜怒哀乐，不用于伴舞。短调类的民歌除独唱外，还可以齐唱、对唱的形式出现，词曲结合比较固定，常常是载歌载舞的。“长调”和“短调”可能就是这一语系诸民族民歌最早出现的两种体裁形式，前者用于吐露个人的胸怀，后者则多用于集体性的场合，如劳动、祭祀、歌舞等。
“长调”类的民歌常在开始部分出现一个呼唤性的、高亢嘹亮的音调，突厥语中称为“葵巴斯”，“葵”意为“乐曲”，“巴斯”意为“头”，译成汉语可称为“曲首”。如曲谱二十鄂温克族民歌《送亲调》便是以曲首的音调开始的。这个音调往往有以下特征：一、骨干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是四度或五度。二、构成四、五度音程较低的音节奏细分或处在弱拍或较弱的位置上，较高的音是长音并处在强拍或较强的位置上，这个音可称为“曲首冠音”。“曲首”往往是一首民歌的核心音调，“曲首”的产生可能与牧人或猎人在旷野、山林中的呼唤声有关。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的歌词，大多为四句一节或两句一节，押头韵、中韵、尾韵。但从文献考查，并结合保存古代因素较多的民族的民歌进行研究，大致可以肯定：两句一节是比较早的形式；头韵是最早采用的押韵方式。据此不难推断，由两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是较早期的民歌形式。在这种单乐段中，第二乐句往往是第一乐句移低五度的重复，可称为“五度结构”（fifthconstruction）（曲谱二、曲谱二十）。这种结构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中共有的形式，可能也是早期民歌的特征之一。
神话故事
由于阿尔泰语系诸族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征战、迁移、离散运动，他们的神话呈现出了以原始萨满教信仰为基础框架，充分吸收并融合东西各大文明宗教、文化并经知识精英加以改编、二次创作，形成了信息量丰富的文本/文学作品，记录了大小传统博弈的痕迹，也承载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思想与认知。阿尔泰语系中的大多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象生成条件而言，经历一场毁灭性大洪水的概率显然较沿海地区低，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满-通古斯和蒙古两大语族的神话传说中，关于洪水的叙事仍然普遍存在。相较之下，地理位置更加内陆的突厥语诸族的原生洪水神话数量就少很多。
除少部分以文字形式见载于萨满教“神谕”和历史档案（如《崇谟阁本《满文老档》——清朝开国历史见证》《满洲实录》等）的神话故事外，满—通古斯语族的民间神话大多通过口头形式流传。满族神话中，涉及洪水叙事的并不多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云格格》。不同于西方神话中，发动大洪水作为神对人德性败坏或违反契约的惩罚，以彻底毁灭达到净化人类种群的目的，满族神话《白云格格》似乎并不重视神人关系中的堕落-惩罚机制。只包含“拯救”而不涉及“再造”是多数满族神话中洪水叙事的一大特点，类似的神话还有《北极星》，这一神话与《白云格格》的共同点在于仍然没有详细叙述洪水发生的原因，因而更不涉及人性、道德和神人关系的问题。此外，满族神话《老爷岭》《女真婚俗传说》，鄂伦春族神话《大水的故事》，鄂温克族神话《索伦人形式的传说》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神话的大洪水母题，但无一例外地没有对洪水发生的原因作出说明，有的甚至只略提洪水之后，就将叙事焦点匆匆转向人类如何在有善心的神或人的帮助下，渡过了这场浩劫的。
蒙古族对世界历史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相比于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神话的产生、发展和流传因其民族历史上与亚欧大陆多文明间更加开放和深入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更复杂的变化过程。满都呼在《蒙古族神话简论》一文中曾指出蒙古族神话的三大来源：一是草原各部落的自有的原生神话；二是来自阿尔泰诸民族共有的神话；三是来自佛教或通过佛教传入的印度、西藏自治区及受其影响的神话。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将蒙古族神话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演变概括为三种情况：其一为宗教化，指有些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被吸收进宗教仪式或写进典籍，从而成为宗教的组成部分；其二为历史化，即有些神话（多为图腾神话）被后人当作本民族的历史起源写进史书；其三故事化，是指有些神话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丧失神圣性而向一般故事演变，最终成为一般的故事。在其中，洪水和人类再生神话受到了亚欧大陆其他民族神话的叙事影响，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化传播痕迹。
突厥语诸族神话中，除了撒拉族《洪水破天》、柯尔克孜族《山中印记》等明显受到伊斯兰教世界洪水神话影响而创作的短篇故事外，很难见到古老神话中关于洪水的描述，这大概率是与突厥语诸族深居亚欧大陆内陆、远离海洋，自古降水就少的地理因素有关。突厥语族与满-通古斯、蒙古同属阿尔泰语系，因此也与后两者有相近的神话起源、自然观念、萨满信仰和“腾格里”崇拜。比如在维吾尔人的古老神话中，天神腾格里、女神荞麦、地-水诸神均占据显赫的地位。但突厥诸族成分复杂，且其活动之地域正当亚欧大陆多文明交汇处，历史上先后经历摩尼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琐罗亚斯德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强势影响，使得中原地区境内的突厥语诸族神话呈现出了与东边的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神话不同的生成样态。特别是在伊斯兰势力进入中国西域之后，突厥诸族的固有神话体系进一步被排挤，“真主”逐渐取代了原始的萨满女神和腾格里崇拜。除了古代波斯的某些神话元素还能流传下来，曾经参与塑造突厥语诸族的其他文明的神话传统，如摩尼教和印度佛教等，也在今天保留下来的突厥神话中濒于湮灭。
中国突厥语族的神话叙事中，关于洪水情节的描述几乎都是中东《旧约圣经》/《伊斯兰教圣经》洪水神话的复刻，尤其是在突厥语诸族广泛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之后，洪水神话被大量植入，体现了文化传播论的鲜明特点。对伊斯兰真主的崇拜取代对原始萨满教女神的崇拜，使得突厥语诸族的神话叙事展示出与未受伊斯兰信仰影响的蒙古和满-通古斯语诸族不一样的特色，阿尔泰语系内部的原始信仰在外来宗教影响下经历的变异从各族神话叙事中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呈现。
相关争议
是否存在阿尔泰语系
关于阿尔泰共和国语系这一提法是否准确，现在尚未达一致的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虽然构拟原始阿尔泰语存在某些困难，但该语系中诸语言则有共同的来源；持反面意见的人则认为原始阿尔泰语是不存在的，阿尔泰语系中诸语言在类型上的相似是各语言在长期相互接触中受到影响所致，各语言共同的词汇和语法上的相同是由于相互借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原来还把乌拉尔诸语言并属于阿尔泰诸语系中，因为当时只看到乌拉尔诸语言和阿尔泰诸语言都没有区别性的形式，都有元音和谐律。因此将两者看作同一类型，但继而又看到在词汇方面两者又无对应关系，故而单独称之为“阿尔泰语系"为妥。至于不赞成阿尔泰语系存在的看法，因理由并不充分，姑且置而不论。现在还是将阿尔泰语系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语系看待比较合理。
由于对这个语系3个语族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语言学界认识不同，形成两个学派。一派认为有亲缘关系，也就是在3个语族各自的共同语之上还有一个原始阿尔泰语，它的构拟工作正在进行；他们也承认3个语族之间诸语言有互相影响的关系，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现象。另一派认为3个语族之间没有亲缘关系，因此没有构拟原始阿尔泰语的任务；至于3个语族彼此在类型上的一致性，应该认为是语言互相影响的结果。还有的学者游移于两派之间，认为可以把3个语族之间有亲缘关系作为一个假说来看待，等到比较研究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后再作结论。
蒙古语族是否属于阿尔泰语系
关于蒙古语族是否属于阿尔泰语系，学术界曾有争议；一派学者主张阿尔泰语系具有发生学性质，则认为蒙古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蒙古语族是一独立的语族，只是在类型上与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相近。蒙古语族由9种语言组成，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
日本—朝鲜语分支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每一个分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些更小的分支，以后又出现了一些具体的现代语言，这些现代语言的分类与部族和氏族后来合并为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以及假定的日本一朝鲜分支相一致。正如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日本一朝鲜语分支是由于阿尔泰各方言与相邻的非阿尔泰语的混杂而产生的，因此，在现代阿尔泰学中历史比较研究一般只限于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而把日本—朝鲜语共同体另分为语言学的单独一支。
朝鲜语系属
朝鲜语的系属尚有争议，但学术界大多倾向于属阿尔泰语系，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有关朝鲜语的起源和语系归属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前期，瑞典人斯特拉连伯格(J．V．Strahlenberg)在《东北半球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一文中探讨了乌拉尔系语言和阿尔泰系语言在语音结构上的共性，由此揭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性研究的序幕。之后，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泰斗白鸟库吉1916年在《朝鲜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的比较研究》中列出近六百个条目和八百多个单词将朝鲜语和满－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多种语言和方言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朝鲜语在语音上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相近之处和词汇语法方面的类似。
最后指出，“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应该在芬兰－乌戈尔语族、萨莫耶德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五族语言之外，再加上朝鲜语。”第一次正式把朝鲜语纳入阿尔泰语系范围内讨论，并深入探讨朝鲜语的语系以及与阿尔泰诸语言亲缘关系的学者是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ustafJohnRamstedt)。他最初发现朝鲜语和蒙古语、通古斯语的指示代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1928年他发表《论朝鲜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将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进行了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比较，并把朝鲜语与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共同划归为阿尔泰语系。
日本语系属
日语系属亦难定，其源于原始南岛语或夷越语，又受到了阿尔泰语和古代汉语的巨大影响，也就成了类似于朝鲜语的混合语。有学者认为，满语既和汉语接触最多，又和日语、朝鲜语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学者赵杰综合运用“语言底层”理论和语言接触理论来寻根觅源，通过比较韩、满、日本语的语音、语法形态、基本词汇，最后得出“韩、日语和阿尔泰语系之间的渊源由来已久，可以推溯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祖语时代”的结论，进一步推进了日本语语系归属研究。
参考资料
阿尔泰语系.中国大百科全书.2024-03-28
阿尔泰语系.上海商学院.2024-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