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人
东干人（俄语：Дунгане Dungane，也称Tungani），指迁移到中亚俄属地区的中国陕西及甘肃省的回族后裔，他们是苏联中亚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俄罗斯和突厥文献中对中国回族的通称。东干人自称“老回回”或“中原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人口约12万，他们主要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1862-1877年西北回民起义和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引发了陕甘回民的两次迁移，也是东干人的起源。在1876年8月，陕西回民起义军失利，其领袖白彦虎在清军追击下，率部经过库车市、乌什县，到达喀什，最后在1877年年末进入俄国七河地区定居。1882年3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回族西迁，延续到1884年底，伊犁籍东干移民总数共4682人。在1924年这些移民被苏联定为中亚地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东干族”。回族人迁到中亚时，又经历了刚过境、十月革命与内战、苏德战争和战后恢复的历程，其农业、商业、畜牧业随着历史发展逐步形成一定规模，为该民族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
东干人在多民族交汇杂居的情况下，语言方面表现出“多语”特点。他们以陕西省、甘肃方言为主，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能熟练使用俄语、突厥语和东干语，语言词汇上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字上最初从口语基础上形成，后续从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东干字母发展成东干斯拉夫字母的文字。在风俗习惯上，他们坚持回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方式，保留了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又融合了中亚诸突厥语民族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从居住、服饰到结婚、丧葬、命名等习俗都具有独特的个性。
从60年代中期起东干人的各乡庄进入了农业的集约化进程，集体经济发展稳定向上。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积极融入中亚各民族，并成为了苏维埃国家不可分割的成员。进入90年代后，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私有化迅速发展，部分著名的东干乡庄保留着特有模式的集体经营并取得良好效益。同时又响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变革，实现了农庄的农、商、工、贸一体化。乡庄东干人和城镇东干人走向了保持传统、多种经营、面向市场、走向世界的多维发展道路，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持续保持经济领先发展的重要地位。
名称由来
“东干”称谓的来源在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综合各家观点，大致有五种说法：
一是“东甘说”，出自沙俄国驻中国新疆伊犁的领士官帕费利诺夫之口。“东干”即“东甘”，指来自于甘肃省东部或甘肃以东的中国回民，中国不少学者沿用此种说法。
二是”潼关说“。其“东干”源于“潼关”，根据清代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领回族农民起义的地点在潼关附近，后来转战甘肃、青海省、新疆，并把“潼关”这个词带到新疆，读音由此转化为“东干”。在中亚东干族学者解释“东干”一词时，经常引用这一说法。
三是“东岸说”，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桥本万太郎先生提出的。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即“东岸子”人。后来这些人向西迁移，误读成“东干”。
四是“通干说”，持这一说法的是中亚东干学者C.李双贯。“东干”一词来自于突厥语，突厥语中的“土尔马克”拼音词式turupqalghan的缩写简化形式是tunggan，汉语音译位“通干”。俄语里汉语音译为“东干”。在突厥语中是“留下、站下的、住下的”意思。中国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倾向于这种说法。
五是“敦煌说”，“东干”一词来自于中国甘肃的地名“敦煌”。俄国学者M.A.捷连季耶夫持这种说法，并在自己著作的《征服中亚史》中记载。
在中国学术界，“东干”专指中亚少数民族——东干族。
起源
东干人的起源是1862-1877年西北地区的反对清代腐朽统治的回民起义和1871-1881年俄罗斯帝国占领新疆伊犁地区的两大历史事件，与1877-1878年陕甘回民从喀什到俄国以及1882-1884年从伊犁到俄国的两批移民活动结合而来的。
1862年开始的回民起义到1873年秋季，50余营的回族义军只剩下白彦虎一支，其中妇幼、伤残病弱居多，加上大量清军围剿，义军已无力应战，只能择路逃生，后被逼至阿克苏市一带。在阿克苏，陕甘回族义军分成三批又三个方向，穿越中俄边境到中亚。1877年10月底起，陕甘回民义军开始实行第一批移民行动，于1878年1月到达伊塞克湖畔以东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县落脚。第二批由白彦虎领头，在1877年12月初从喀什北部中俄边境过境，历经重重困境，在12月27日到达托克马克市定居地，总人数3314人。第三批领头人马大人率部在1878年1月初定居在奥什以及阿乌利-阿达。
1882-1884年间俄罗斯帝国将强占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归还中国，中国新疆北部伊犁地区参加过回族起义的回族和维吾尔人担心清代报复，开始第二次移民至中亚。也分三批过境，分别在1881年秋季、1882年3月、1883年3月，第一批定居哨葫芦，第二批定居点是霍尔果斯市90公里处的乌塞克河左岸，第三批散居在江布尔州、比什凯克、阿拉木图、江尔肯特、坎不隆、伊斯拉克等地，三批总过境人数达到4682名。刚过境的这批陕甘回民被俄罗斯和中亚人称为东干移民，总人数约1.5万人，直到1924年中亚民族行政区域改革，苏维埃政权才正式承认这批移民为中亚境内的“东干族”。
历史变革
刚过境的东干人
公元1877年12月6日，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义军到达纳伦（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一带的柯尔克孜族大都以畜牧业为主，只有一些居民点和狩猎场。同时，刚过境的东干人经历了当地吉尔吉斯多年未遇的暴风雪，到处受灾严重，全部武器也被纳伦政府扣留，双重打击下，白彦虎决定向托克马克市一带迁移。
托克马克距纳伦1060米，中间有条纳伦河，抢渡纳伦河没有桥，他们踏冰过河，河水冰时薄时厚，一些人被激流冲走，下游人就挡住捞人，满河滩上一片“捞人”声。1878年11月，白彦虎率领的这支义军托克马克楚河以北的营盘正式定居。期间，刚过境的白彦虎也遭到清政府三番四次地被引渡。中俄双方交涉持续多年，清政府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开始悬赏缉拿白彦虎，被七河省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下令保护，一直到1882年7月26日，白彦虎去世。
1878年由马大人率部的甘肃籍回民入境后被安置在奥什、伊塞克湖畔的普尔热瓦尔斯克两地定居。奥什这批人四散分局，自谋生路各找职业。1878年3月，另一批甘肃籍回民到达普尔热瓦尔斯克、伊尔迪克、坎不隆，这一带的生活物资良好，很快形成了他们的定居点。
1882年，第二阶段过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回族一部分在哨葫芦定居，刚到时，哨葫芦严重缺水，他们便引入哨葫芦河水，1883年兴修水利引入楚河水，营造大片水田，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到1884年5月，他们开通了一条长12190米的人工运河，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的第一条运河，1885年开始播种水稻，直到今天，哨葫芦地区一直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产粮大户。一部分定居在江尔肯特县，多为伊犁地区贫穷回族，生存条件差，到1881年底才形成一个城市；一部分在阿拉木图，东干人群体形成于1882年，因土地少，不得不从事商贸，到1885年底东干移民达到397户；一部分留居在比什凯克、江布尔，受到当地政府扶持，逐渐形成东干移民为主的居民点。一直到1885年移居各地的陕、甘、宁、青、新回族基本上都能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
1916年6月中亚与哈萨克斯坦起义，直接原因是1916年6月沙皇政府签发的在中亚征兵征税命令，来自陕、甘、新疆的回族移民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移民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引起武装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税收太重，1913年哨葫芦乡庄的东干人写信给比什凯克县县长状告该乡乡长非法收税。1914年江布肯特县的贫苦东干移民抢占了该县富农一些好地，这些贫苦移民后被沙皇地方政权迁移至城市，被迫成为完全破产的乞丐。到1916年期间，一些贫苦东干移民私自出售罂粟而被判刑入狱，一些贫苦东干子弟征兵上前线，富户出马顶替壮丁，东干乡庄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坏。随着中亚与哈萨克斯坦起义的持续发酵以及失败，各东干乡庄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又经历了中亚民族区域与土地改革。
1919-1921年间，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发生内战，是中亚和东干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1920年10月，在阿拉木图出现了由马卡扎▪马三成组建的东干人骑兵团，期间还曾受到列宁同志的接见，到1922年5月底，在胜利完成自己使命后，马三成率领的东干骑兵团奉命解散。他们重新返回自己家乡，开始重建新家园。
农业集体化时期
1916年中亚起义与1918-1921年的三年内战中哨葫芦、比什凯克县上百东干人死于战乱，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1923年开始大规模恢复经济。
1923起，在七河省的各东干乡庄和城市中的回族坊上组建了“贫农协会”，在1924-1925年间，东干族又建立了上百个党支部，乡一级苏维埃、农业信贷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信贷协会和共耕社。随着1926-1927年间苏俄中央政府给中亚地区工业建设的投资，也加快了东干人居住地区的经济复苏。
1928年秋季到1929年1月间，在阿拉木图就建立了276个集体农庄，其中11个是东干族集体农庄。分别在1928年10月，米梁坊组建了“红色水稻生产劳动组合”和蔬菜业劳动组合，1929年3月，在哨葫芦乡庄组建了“黎明星”。到1929年底，吉尔吉斯斯坦建成第一批机器拖拉机站，1930年3月，中亚东干族根据地营盘建立了“共产国际集体农庄”，是中亚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之一，同年农庄经济总收入达到118448俄罗斯卢布。苏俄政府免费为他们提供了6台播种机、15台割草机、5辆卡车等农业机械，在1931年营盘乡庄进一步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大丰收。
1930年江尔帕克一提别成立十月集体农庄，到1940年发展规模加大，农庄总收入达227494卢布。哨葫芦乡庄也在同年成立了4个集体农庄，又在1931-1933年成立了两个集体农庄，吉尔吉斯斯坦米梁坊东干乡庄在1931年成立。到1932年底，中亚的各东干乡庄完成农业集体化，在1937-1941年间他们的农业种植与畜牧业发展初具规模，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卫国战争时期
1941-1945年中亚发生卫国战争，中亚的东干族在支援前线和作战前线中表现突出。
战争一开始，各东干族乡庄就从物资上全力支援前线，米梁坊和营盘的东干人支援了14辆汽车、30辆大车、好马340多匹、3000多吨粮食、25吨食用油、200多万卢布等。1941年秋播时种子奇缺，各乡庄东干人把自己存粮当种子，并超计划上缴军粮。东干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米梁坊的主力全靠东干妇女。1942年，苏德战争进入艰难期，军用物资紧缺，东干族的米梁坊和奥什乡庄积极参与棉花种植和收缴，不断提高畜牧、粮食发展，并组建马车队送交粮食。并在1941-1945年间征收战争税款，自觉上缴。1943年11月初，坎特区的陕西籍回民还自己集资买一辆坦克赠予斯大林格勒前线。他们还收留了因战争致伤致残的苏联公民和收养失去亲人的孤儿。
这场战争，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十几个东干族集中居住的乡庄有上千名东干儿女参入到前线。他们加入到炮兵、飞行员、机枪手、迫击炮手、通讯员、侦查员等兵种，参加了苏德战争中所有重大战役，都有东干族军人牺牲自己宝贵生命。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役，许多东干族官兵都参加了此次战役，其中米梁坊的姆▪王阿訇17岁入伍，1943年7月5日，引爆炸药与几十名敌寇同归于尽，在1943年9月8日，被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经过卫国战争，东干人在苏联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一次新的升华。
战后时期
战后东干族集体农庄安置了不少其他民族，许多东干移民建立的乡庄也成了多民族的行政单位，许多复员的东干战士担任县、乡、农庄的领导职务，为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立新功。
1946-195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地方工业，使得东干乡庄机耕面积和机械化水平逐渐恢复，营盘乡庄的妇女劳动力占集体农庄劳力总数的67%，各个东干乡庄的生产普遍回升。恢复时期一开始，哨葫芦乡庄重视扩大粮食、甜菜种植面积，1952年冬小麦比1946年扩大3倍，甜菜在1952年收获793万斤。新渠东干乡庄主要种植烟草，从1946年到1952年间扩大了十几倍，营盘乡庄的烟草、畜牧业、蔬菜种植也在1946年-1950年间得到发展。
从1950年起，中亚各地合并小型集体农庄，在1950年7月21日，营盘乡庄将共产国际集体农庄与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合并；6月江布尔州江尔帕克一提别乡庄把原来十月集体农庄与相邻两个小农庄合并。1950年11月，以东干人为主的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与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奇尔盘集体农庄合并。1951年底，奥什州的卡拉松乡庄与周边小集体农庄合并。合并后的农庄经济实力大增。
195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给各东干族集体农庄派去农业专家和大学生，在1954到1958年间，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东干族集体农庄年平均农业产值增长率为30%-40%。位于吉尔吉斯的米梁坊、伊尔迪克乡友谊农庄、江尔帕克一提别东干乡庄等各个东干乡庄的农业、畜牧业发展逐年提高。1957-1959年间，中亚陕西村建起了俱乐部、医院、学校、农业科学研究实验楼等许多大型建筑。
人口与分布
人口
东干人在1877年12月到达托克马克市，定居的幸存者为3314人，1878年1月到达伊塞克湖畔以东的普尔热瓦尔思克县落脚，据当地政府统计，当时刚过境并定居的东干人共有1116人。1878年1月初，有1779名移民定居在奥什州。
1882-1884年间，是中国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向俄国中亚境内移民的第二阶段，到1884年底东干移民总人口达4682名。随着东干人鼓励多生育得奖励的政策，1907年时，七河省东干移民总数为18021人，到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东干人共有39000人，再到1979年人口普查时，东干人又增加到52000人，只占全吉尔吉斯人口总数的0.8%。到80年代后，东干人增加进入高峰期，到1993年东干人已超10万人。
在1999年人口普查中，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有52000人。其中1993年6月中亚东干人的人口如下：
分布
过境后的东干移民基本都定居在楚河两岸，在行政区域属土尔克斯坦边区的七河省（俄国与中国新疆接壤处）和塞尔达林省。如今，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其余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和其他地区。
东干人过境不久形成了营盘、新渠、哨葫芦（三个在七河省）、江尔帕克一提别、奥什（两个在塞尔达林省）五大中心。后来陆续形成了米梁坊、坎特、红旗等乡庄，这些乡庄都分布在楚河两岸的平原地区。
楚河平原东部以霍尔低山带为界，南部是莫雷库姆高原，北部为别特帕克达尔。平原长200千米，宽约15-30千米，地处天山与阿拉套山之间，平均海拔500-1200米，年均降雨量250-400毫米，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其中营盘、新渠、米梁坊位于楚河以北，地属哈萨克斯坦；米梁坊、哨葫芦、红旗、卡拉松乡、坎不隆、红色米梁滩多位于楚河以南，地属吉尔吉斯斯坦斯坦；塔什干、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楚河位于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全长1186千米，河床宽约10-40米，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起点是江布尔州盖奥尔基村庄。
七河省因伊犁河、卡拉塔尔河、毕因河、阿克苏河、纳伦河、萨尔坎特河、楚河而得名。在1867年建省制，1924年又被撤销省建制，领土包含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州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阿金州。其疆域北起巴尔喀什湖，东南方向是准噶尔阿拉套山，南部到捷尔斯克阿拉套山。20世纪初，在七河省共建成60个乡镇，其中29个乡镇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为主，其它31个乡镇以俄罗斯、乌克兰和东干移民为主。在1924年撤销省建制后，陕西群的营盘、新渠划归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地区，甘肃回族后裔居住的哨葫芦乡庄归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
营盘是东干人的根据地，在1878年11月建立，是陕西籍回民义军从托克马克市迁移到营盘的。在1880-1926年曾以沙皇名字命名，称为“尼古拉耶夫卡”。1926年-1938年改称为马三成乡庄（马三成是在三年内战中为中亚各民族人民解放事业和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做出贡献的东干英雄），1938年马三成在肃反中受害，又改名为营盘，1975年，马三成80岁诞辰，再次将营盘改为马三成乡庄，一直沿用至今，但当地人仍会用“营盘”这一称呼。
1978年，营盘建立100周年之际，成立了营盘村史馆，在1993年3月，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和文化参赞专门参观了该史馆。营盘在楚河左岸，距离楚河8千米，距托克马克市9千米 ，距中国霍尔果斯口岸约1000千米，乡庄面积25000平方米。原先的营盘是一片荒草滩，是白彦虎为陕西籍回族义军挑选的安身之地，其地一背靠阿拉套山的余脉；二是处于楚河支流中段，土地肥沃，适合种植；三是地不偏。在1992年，乡庄土地、粮食、蔬菜、羊、牛、马等牲畜得以全面发展，从1878年到1993年人口由3314人发展成9100人。
新渠乡庄是1902年从营盘划分出来的，两者关系紧密，位于楚河岸边，与托克马克市隔河相望，距离营盘7000米。该乡庄长约7000米，宽约2500米，占地26894平方米，有8条街道，共有9539人，清一色的陕西籍回族后裔。它原先是一块盐碱滩，经过几代新渠人的奋斗，已然变成良田，以蔬菜种植业为主，在1993年洋葱、大蒜、小麦全面大丰收，羊、牛牲畜也兴旺。该乡庄的东干人姓氏有马、黑、刘、王、杨、白、米、丁、姬、索、安、海等，他们一般不用中国姓氏，都以刚过境的第一代东干人的名字为姓。他们的全名分三部分，即姓▪经名▪父名。
哨葫芦是甘肃籍回民后裔聚居地，比营盘晚建几年，于1881年建立，最初由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甘肃籍回民为主的12户移民（约1200人）组成。它位于比什凯克西部，距离比什凯克30000米，北距布尔江350000米，乡庄长3000米，宽约2500米，有24条小街道，有近3000户人，人口近1.4万，是中亚最大的一个东干人乡庄。同时，哨葫芦还管辖一个别什克留克的小村庄，该村有30户俄罗斯人。一共拥有38000000平方米的土地，种有玉米、小麦、苜蓿、蔬菜，在1992年居民年均收入20-25万卢布。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个人经济收入，改革之后，每户承包10000-20000平方米的菜地，除去上缴国家，剩余归自己。1993年7月，该乡庄私人小汽车达2500辆，平均两人一辆。
江尔帕克一提别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东南方向向上6公里处，它是其他民族混居乡庄的典型代表，由青海回族（1878年跟随甘肃回民移民领袖马大人的25户海州回族人）移民建立的居民点。1906年，有回族移民76户，到1986年，江尔帕克一提别乡庄居住着16个民族，共有6707人，其中东干人4000多人，俄罗斯人人口位居第三。它处在古丝绸之路上，交通条件优越，与塔什干、阿拉木图、奇姆肯特等城市都有公路相通，也是江布尔州布拉特科申县中最大的一个乡庄。到1990年种有7000多棵果树、观赏花木，被称赞为中亚绿化美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乡庄。
语言文字与命名
语言
东干语的标准语是在甘肃话的基础形成的，兼具陕西话特点，又分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属汉藏语系汉语系。
东干人的语言特点具有多元性和混合性，他们语言天赋较强，大部分会熟练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其中东干语（陕甘方言）、俄语在日常交流中普遍都运用自如。由于所处地区不同，加上日常频繁交流，中亚各个地区的东干人对当地的方言也能轻松使用。东干人坚持使用陕甘特有的方言土语，并作为东干语言的根本，在各个东干乡里村庄、各个家庭成员中广泛使用，中亚其他民族听不懂东干语。
东干语采用陕西省四声调方言和甘肃省三声调方言，说话声调较硬，多用去声。语言中的词汇大都沿用陕甘方言百年前的老词汇，许多词汇具有古老的文化气息，也涵盖了陕西关中人所特有的词汇。陕西籍的东干人与现在陕西关中人的口音区别不大，如把“小”说成“碎”，“小孩”相应称为“碎娃”；“水”说成“费”，“喝水”相应说成“喝费”等。与时俱进中，他们还根据一些现象、思路等创造出通俗易懂的新词汇。进入到如今的高科技时代，俄语、突厥语的词汇也被纳入到东干语中，俄语主要是名词，感叹词也多用俄语单词。
文字
东干人进入到中亚地区在几十年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近半个世纪东干话仅仅只是口语，曾用小儿锦书写过日常所使用的口语，但没有普及和推广。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先后在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东干文字，现在使用的东干文字是1954年在斯拉夫字母基础上创制的拼音文字。
1927年受苏联文化教育影响，东干人与俄籍专家用31个拉丁字母创造了一套东干文字，也没有推广。1953年东干文字改用38个斯拉夫字母拼写陕甘方言作为东干文，正式编写在东干文的小学课本，并出版大量东干文读物，得以流传中亚而沿用至今。60年代，受到部分东干族青年质疑，认为其拼写不规律、读音不准，无法与中国人交流，俄国人也看不懂，提出废弃，但受到一些老辈东干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文字与东干口语息息相关，非常宝贵，故又将该种文字保留了近30年。
延续到90年代，中亚东干人开始与中国陕西省联系频繁，汉语老师受到欢迎陆续被带入到中亚帮忙教授汉语，汉字也被越来越多东干青年掌握。
命名
东干人早期移居中亚时，名字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或回族式名字。受到中亚特定环境影响，其名字不按原来的姓和名组合，演变为俄罗斯人、中亚当地人群的习惯来命名。
除了名、姓外，又加了父称，如：尔利▪尔撒佐维奇▪阿布都，其中“尔利”是名字，“尔撒子”是其父亲的名字，”阿布都”是姓。东干人的姓一般都是第一代移居中亚的先辈的名字，东干女性出嫁后，一般改用丈夫的姓，名字和父称不变。第一代东干人刚入中亚不懂俄语，为融入当地生活，最初在俄国当局登记时，大都用职业、排行、乳名、简称或尊称的称呼加汉姓，后来又成为了下一代东干人的父称或姓。
原来回族式名字一般都有乳名、学名和回回名。乳名常常以排行数字、花名取之，也有用斋月、节日、伊斯兰教特点的名词命名；回回名（经名）多用伊斯兰教圣人圣哲的名字；学名一般只在回回名前加汉族姓。移居中亚后，东干人名字一般都沿用回族式名字，他们普遍使用回回名。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最初移居俄罗斯时，逊尼派的陕西籍回民与苏菲派门宦的甘肃籍回民各行其是，以后逐渐趋同。现均属逊尼派，信仰虔诚，遵守哈乃斐学派教法。
东干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中哈乃斐支派是的教民最多。他们成为伊斯兰教的教徒以后，十分重视宗教礼仪和宗教生活，会称古代其他民族的神为圣人或圣徒，比如亚当是阿丹圣人。在举行礼拜时，他们严格按秩序完成召唤、立站、诵《伊斯兰教圣经》、鞠躬、叩头、打坐，礼拜那天教徒们会鞠160个躬和178次赞颂，表示对主和先知的推崇，每日要完成5次这样的仪式。一周还要做一次集体礼拜，每星期五集中在麦加大清真寺。
清真寺的阿訇有东干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他们在群众中普遍受到尊敬。白彦虎在世时，东干人在七河地区修建了40多所清真寺，生孩子后还请阿訇取经名。孩子们孝敬父母的形式以对祖先崇拜的程度为前提，当亲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难以治愈时，他们儿女们通常去到毛拉那儿，请求他念经，用亲人已知的年龄减去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亲人的生命。
古代崇拜
东干人中流行“圣人”“神”或“神仙”墓的信仰崇拜，他们相信“圣人”能治愈任何疾病，能在不幸的时候得到帮助。他们相信人在死后，其灵魂在阳间继续存在，有四个灵魂，一个是“气”，人死后脱离躯体飞到天堂，继续在天堂活着；一个是“本儿”，伏在尸体上与其并存；一个是“魂”，40天后在双亲安慰悼念亡灵后才离开房子；一个是“胆”，处在活着的人中间并监视族人进行葬仪葬宴等活动。
十月革命前，东干人死后，有叫魂的习俗。当他们想帮助受到剧烈恐吓或神经震荡的病人苏醒时，病人的母亲或奶奶会在夜间或清晨叫魂。还非常崇信灵魂“不洁、恶劣、罪恶的尸体”之说，也有崇拜祖先的观念，他们用各种方法努力安慰和悼念灵魂。陕西东干人在埋葬死者时，专门请人“敲丧”，甘肃群东干人通知——“报丧”——所有同村人。在埋葬那天，陕西群东干人必须带一头牛和红冠公鸡献祭，他们认为牛的魂能净化地下死者的灵魂，而供的公鸡的灵魂能防止人的灵魂染上不洁不良的魂。在七河生活的初期，东干人埋葬死者和祭祀死者时，都会点香和舍散钱来悼念死者的灵魂。
最流行古代自然遗迹崇拜，他们崇拜山洞、源泉，相信这些地方拥有强大的灵魂力，地下的水都掌握在万能的“龙”手里，在旱灾年时，通常在河水、泉水附近举行集体“求雨”祷告。
家禽、野禽、鸟类也常常用来做氏族和部落的图腾标志，东干人的姓氏常常以动物图腾代替，两个姓氏相同但不认识的人，都表明是兄弟血缘关系。植物、自然现象也作为姓氏称呼，红色和绿色，也被作为防止各种不幸和恶魔缠身的护身符。在孩子衣服上缝上金雕爪或鹰爪花，帽子上缝猫头鹰羽毛，用兽毛做戒指戴在手上，使孩子避免疾病。孩子出天花后，父母在孩子衣服上缝一个口袋模样的东西，上面绣上避日虫、蛇。蜘蛛、青蛙、黑蟑螂，用以驱邪防灾。
风俗习惯
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来到中亚地区，既保留了陕甘一带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又吸收了俄罗斯和中亚区域的生活习俗，但他们以陕甘地方习俗为主。在衣食住行上，传承了陕西人十大怪中的八大怪，即房子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烙馍像锅盖、姑娘不对外、辣子是道菜、帕帕头上戴、碗盆难分开、凳子不做蹴起来。
服饰
女子
中亚的第一、二代东干妇女衣着是大裆棉裤、夹裤、汗衫子、皮袄、马夹、大襟衣服，上衣较短。东干女性无论老少，一定要穿裙子，即使是非常热的天，她们的裙子都是长袖，裙子里面要穿上一条绸布裤。
20年代前，东干女性一般都是大襟衣服和长至膝盖的袍子，在衣服前胸前襟处绣花，在衣服上嵌线、镶色和滚边等。30年代后，普及吉尔吉斯式连衣裙，将袖口加宽，并在袖口等处绣上各式图案花纹。并逐渐中亚化，妇女都穿维吾尔式花布长袍，下穿长裤，裤腿打绑带。小孩子衣着色彩大都鲜艳，小女孩不许穿短衣短裤。东干女性最有特色的是新娘服，结婚时一定着斜襟、双开叉、色泽鲜艳的旗袍、绣花鞋和绣花布袜子，梳头样式一般都是燕燕头（清代燕子头发式，前后双翘，两边微翘，型似燕子）。
东干女性一般在15岁以后，不戴头帕不出门，受宗教影响，伊斯兰教认为，结了婚的妇女，头发是一种羞体，需要遮拦。中小学女教师、集体农庄、乡政府中的女干部都戴头帕。通常少女、已婚少妇戴绿色，中年妇女戴黑色，老年妇女戴白色。随着社会发展，东干女性还采用窄条头巾代替传统大头帕，外出时可以不戴头帕，在家里则一定要戴上。她们从小扎耳洞，佩戴耳环，还戴手镯和染指甲。
男子
东干男子服饰最突出的是爱戴小白帽，此外还有维吾尔族式样的小花帽、五角帽、六角帽、八角平顶帽 。冬天时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戴白毡加黑边缝制的吉尔吉斯族毡帽。除了戴小白帽，他们头上还戴缠巾，在戴缠巾时，一般选用黑、白、灰等颜色的棉布、化纤料与毛料制成的长袍配搭。在1909年左右，东干男子陆续将传统的布袜子、纳底布鞋换上了鞑式无后跟软底皮袜和俄罗斯式长靴 ，也将原来的右长袍、坎肩换成了突厥语民族的紧身外衣、无袖外衣和长袍。十月革命以后，东干男子开始穿侧扣竖领俄式衬衫。随着社会发展男性在宗教活动中都穿黑白宽松便服，在社交等正式场合多西装革履。60-70年代，男性衣着开始欧化。
饮食
辣子菜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受到一些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喜爱。他们把逢事遇节宴请太子宾客看成是一种社会交际，是联络感情、探讨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东干人在饮食讲究上还不许酗酒，在婚礼宴席上严格遵循不上酒的习俗，他们的离婚率十分低，与酗酒率高的中亚、俄罗斯民族形成鲜明比较。
东干人好茶，他们早、中、晚都要喝茶，尤其请客时，主人会给每个客人端上沏好的茶水，这个习俗一种保留至今。他们一般饮用印度红茶和高加索红茶，喝茶时喜欢加白糖和蜂蜜。在结婚、探亲访友时，茶也作为了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他们用红色线绳捆绑在茶包外部，以茶作为重要的聘礼，在儿女定亲时，将这种聘礼称为“茶钱”。
东干人以面食、素食为主，他们吃面条、拌凉菜，多吃辣子，少不了醋，出门、出差时吃西餐。他们会做粉条子、凉粉、发豆芽菜、泡菜。蒸煮煎炒样样都会，主食有蒸馍馍、锅盔馍、菜合合、地软包子、麻花、拉条子、油炸果子、饺子、烩面片、等各式素菜包子和面食，其中包子个头一样大，扯面细如丝线，菜饼子薄厚均匀，煎饼薄如白纸。炒菜烹调味会用芥末油、乌肉桂、芝麻酱、花椒、茴香等。饮料主要是面汤、清茶，而且喜欢用宽边碗喝清茶，不加糖和奶，饭后多喜吃水果。
民居建筑
东干人散居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在城镇自成街区，在农村自成村落，其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他们一般都是大家庭，人口较多，房屋多采用西北农村的庭院模式。
城乡东干人大都是独门独院的平房，在刚刚移居中亚时，他们在新的居住处修建高大厚实对的院墙、坚固沉重的大门和醒目的门楼。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在临街的房屋上开始开上几个窗，也不设院墙，并在建筑造型、色彩图案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吸取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和风格。十月革命前，房屋开始演变成铁屋顶、大窗户、木质地板的格局。
他们的房屋规模较大，空间上往往有1-2间较大的客厅，并设有多人坐卧的位置，设有大厨房、带凉棚的院子，可自家乘凉，也能招待客人。室内大都采用通间大炕，在炕上放炕桌，正方形和长方形为主，一供家人吃饭，二是取暖。地上大都铺着色彩鲜艳的地毯，墙上挂着华丽的挂毯，居室内的装饰多采用花草树木图案，房屋木制装饰多采用花纹雕刻。庭院至少放着一把洗壶，供家人平日洗脸洗手，还种有各种花草、果树、时蔬。此外，在任何一个东干族聚居的中心地区，至少有一座清真寺，距离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不远的一个县城中的清真寺大殿，其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完全一致。
生产
东干移民来到七河省之前，该地区的种植业很落后，大部分可耕地荒芜，农具严重不足，他们来后，开始千方百计寻找土地和改进农具，扩大耕种面积，发展园艺事业。第一代 东干人不分昼夜苦干，挖渠引水，平整土地，营造良田，为多打粮食，还租种了当地人的好地。在1882年哨葫芦最早试种了5俄亩水稻，之后各东干乡庄都开始种植水稻。
伊塞克——库利县的东干人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1887年开始，大多数耕地用来种植药用的罂粟、连翘、大黄、亚麻、豆类等，之后这一地区成为了中亚药用植物、芥子、亚麻、豆类作物的生产基地。奥什州地区气候条件、土质适宜棉花种植，发展至今仍然是奥什地区棉花生产和加工的支柱产业。江尔肯特、阿拉木图的东干人主要种植蔬菜、瓜果，其中江尔肯特的葡萄闻名中亚。城市中的东干人也租地耕种蔬菜、烟草、小麦、水果等农副产品。
除种植以外，东干人还擅长从事商业活动，从1886年起，在中亚各地开始兴起卖菜，城里的东干人开铺子。手工业和农副产品是东干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粮油加工业为他们的主要产业，做醋也是一把好手。席匠的手艺也很出众，还有铁匠、木匠、皮匠、泥瓦匠、剃头匠等。受大环境影响，东干男子在畜牧业上也有所发展。
民间工艺
东干妇女擅长刺绣，受旧时礼制影响，她们从小就悉心从事针线活计，为自己缝制结婚时的嫁衣。一般绣品多体现在衣服、腰带、枕头、门帘、窗帘、桌帘、手帕、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采用花、草、植物为主，她们以牡丹、弄岗报春苣苔寓意富贵，石榴表示多子多福，选用素净的布料暗示宽广的天空，较粗的花线象征起伏的山峦和花草树木，而绣制出精美的图样。新娘服上的刺绣则采用琵琶、扇子、烛台、狮子滚绣球等表现“八宝”图案的绣样。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还绣出了麦穗、禾苗、红旗、五角星图案，以此代表丰收、团结和胜利。
剪纸和制作首饰也是他们的民间工艺，与刺绣一样，东干妇女的剪纸技艺从小就会。剪出的图案常常以花鸟、人物和动物的造型呈现，其造型活泼，剪纹流畅，整体和谐，装饰性强烈。东干人还会用金、银打制精美的胸饰、头饰、手饰等，首饰图案一般雕刻象征幸福、富贵、长寿的吉祥纹饰。
音乐歌舞
受喜爱歌舞的中亚民族影响，东干人也非常喜欢音乐歌舞，但音乐相对内向又拘谨。歌曲分三类：一是随迁的老歌，如《出门人》《十二里亲》《绣荷包》等；二是用汉语唱的抗日战争和现代流行歌曲；三是东干作家自己创作的歌曲，用东干诗人的诗词配上东干传统的曲子。
乐器早期采用扬琴、笛子、二胡、月琴、阮、三弦琴、口琴等。其中竹簧是东干妇女流行的乐器，有铁、竹两种材质，铁口弦一寸半长，装挂钩；竹口弦3寸长，装扯线，形如网梭子。弹奏时用左手将口弦置于唇间，右手弹拨，利用口腔共鸣，通过口型和气流变化来控制音色，通过花哨的手指姿势和丝穗变动，发出神秘又迷人的乐声。过去，东干妇女不常出门，常常用口弦抒发内心情感。他们的舞蹈保留了传统“扇子舞”，类似清代“宫廷舞”，舞者着旗袍，手持团扇，动作舒缓优雅，其变化不多。
节日
元旦
十月革命后，东干人开始将元旦节代替中国传统的春节。在31号晚，东干人的子女会聚到老人家中，带上自制的蛋糕和菜肴，还有鲜花一起庆祝元旦。同时，也参加当地集体举行的广场舞会、朋友聚会，在新年钟声响后，大家互相祝贺，道色俩目并亲吻。然后去亲戚家庆贺，一直持续到天亮才回家，接下来彼此拜年到六七号才结束。
三八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在东干人中非常重要。当天，在城市里，东干协会、《回民报》报社、吉尔吉斯斯坦学院东干学部等都要为本单位的女性举行庆祝活动。在1997年3月上旬的《回民报》专门做了“女性专栏”，表示了对东干妇女的祝贺，又列举了诸多东干杰出女性代表，以表示对东干妇女的敬佩与祝贺。在农村，子女们一般要手持鲜花去母亲节祝贺，母亲则以饭食招待子女。外出的男子要赶回家为妇女庆祝，成年的男性一般要买上鲜花，送给母亲、妻子、姐妹或女朋友。
开斋节
开斋节是东干人最重要的节日，是穆斯林斋戒期满开斋的日子。在伊斯兰教规定中，凡穆斯林，女子年满九岁，男子满十二岁，理智健全，不患疾病，不出门在外，或无其他理由者，必须在伊斯兰教历的九月开始，封斋一月。
在斋月的每一个凌晨，清真寺宣礼塔的扩音器就开始催熟睡的人们起来做封斋饭，封斋的人，在东方发白之前，要吃饱喝足，到太阳下山前，断绝一切饮食。期间，大部分东干穆斯林，每晚要到清真寺参加聚礼，做礼拜。斋月结束时，每个东干穆斯林必须缴纳“开斋捐”钱，然后封斋结束。待到开斋节早晨，东干人便到清真寺或广场参加“会礼”，会礼上，先由阿訇宣讲教义，然后集体礼拜，仪式一般持续一个多小时。会礼完毕后，东干群众先向阿訇道安，接着大家互道色俩目，祝贺节日愉快，然后去墓地，为亡故人祈祷，之后开始“拜节”。拜节要举行三天，第一天在亲属间进行，当天东干穆斯林家的门都要为来客打开，家家要在桌子、毯子上摆上丰盛的食品，用来招待客人。客人到来后，要问候“斋开得好吗”或“斋封得好吗”，然后众人围坐一圈，由念经的人念一段《伊斯兰教圣经》，之后众人捧双手接“都哇”。这时，主人上热茶、节日食品、手抓饭、杂碎汤、粉汤饺子等招待，客人吃完，便离开。
古尔邦节
开斋节后的第七十天，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举行。伊斯兰教规定，教历12月上旬，是教徒去麦加朝觐的日期，最后一天就是12月10日，当天宰杀牛羊庆祝，所有人共餐，称为献牲。这个节日是为了守圣行，表示对安拉的绝对忠诚，愿意献出一切。其重视程度次于开斋节，庆祝方式与开斋节相似，要参加会礼、到墓地游坟、相互拜贺，还要宰牛羊等。
圣纪节
“圣纪节”是纪念伊斯兰教始传人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据传穆罕默德诞生在阿拉伯太阴历象年（约公元571年）3月9日或12日。在他逝世300年后，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首先在埃及举行诞辰纪念，从此扩展到其他国家。东干人继承了这一节日，届时，人们要前往中国清真寺，听阿訇念经、赞圣、讲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业绩和品德，以表示深切怀念。
人生礼仪
诞生礼
东干人崇尚多子多福，把增添人口作为重大事件庆祝。孩子出生后，原来是按照中国早时习惯将孩子放在炕上与父母同住，后来学习俄罗斯人习惯将孩子放在吊床上。在孩子出生第三天起，亲戚们要送婴儿服和各种婴儿用品，给孩子母亲送大米、小米、茶、糖、奶油面包等，一直持续到第十天，家中第一个孩子的话，持续时间更长，期间要请阿訇起名字。孩子满月要“”过满月”当天要请阿訇“念索”，以面食招待客人，前来道喜的人要送礼品，孩子还要戴上“长命锁”或背上缝个五谷布袋，代表孩子健康成长。孩子周岁时，举行周岁庆祝活动，亲友们会带礼品祝贺，主人准备饭食招待客人。
割礼
割礼即成丁礼，伊斯兰教规定，男子满十二岁，即为“出幼”而进入成年，要行割礼，也称为“割包皮”，指的是穆斯林男孩割掉阴茎包皮的仪式。一般庆祝要进行3-4天，要请阿訇“念索儿”，还要宰牛、养。庆祝活动繁琐，往往要专门选一个“主东”负责整个事宜。“主东”一般都是当地有名望或是办事人的亲戚，他负责一切，主人只需招呼客人就可以了。第一天宰牛，首先请帮忙的人和近亲吃肉末儿面条；第二天吃杂碎，头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客人一到就吃，来一拨吃一拨，吃完就走；第三天“吃新疆抓饭”，吃完抓饭就基本结束了；第四天“吃席”，用九碗或十三碗招待客人。以前东干人请阿訇时给孩子“割礼”，现在请医生，往往选择在学生放假期间“割礼”。
婚俗
东干人的婚嫁严守伊斯兰教教规，男女双方都是穆斯林才能通婚，反对近亲结婚，不与外族通婚，以此保持自己的“纯正血统”。东干男性刚过境时多娶中亚女性，偶尔可以娶别族女性，但东干族的女性决不会嫁外族的男性。住在城市的少量东干女性也有与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的男性结婚，条件是对方要学会东干话，学做东干人的饭菜，住在东干乡庄的女性与外族结婚的至今不足1%。他们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少有一夫多妻，多生育。东干人子女的婚姻由家长包办，讲究“门当户对”，要“明媒正娶”，婚礼仪式延续了中国汉族“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传统。
纳彩时，媒人须多次去女方家提亲，代表女方有地位。正式同意的话，女方家长会和媒人互握右手，再将左手置于对方右手上轻摇三下，即为应允。说媒成功后，他们以茶作为聘礼，暗寓婚约一经缔结便铁定不移，称之为“吃定茶”。纳征即送聘礼，东干人称之为“卡利姆”，聘礼可多可少，但聘礼数量一定要偶数，成双成对又吉祥。仪式由男方乡庄的阿訇主持，还要用阿拉伯语向新郎讲解婚姻之礼、书婚之义和伊斯兰教的有关婚姻规定。成亲行大礼时，一般为秦腔戏曲中小姐道万福的动作，新娘双手须拿大花帕子，帕子夹在中指与食指间。宴席中，亲朋好友还会给新郎的父亲、叔伯脸上抹黑，以示吉利。结婚第二天新娘由妯娌陪同“拜街”，新娘盛装双手拿大帕，沿街走巷，碰见邻里乡亲就拜，年老者端坐受拜，平辈人站在长者旁受半礼。
在婚庆程式上，新娘要经历坐炕、哭嫁、道别、叩拜、过门、开席、随礼、答谢作揖、新娘回门等繁琐过程。出嫁前，新娘须在自己的小屋里”坐炕”，静坐三天，回忆父母养育之恩。出嫁前一天，新娘和她的女性闺蜜会在小屋里或唱或哭，哭是悲叹她们的分离，唱是祝愿新娘幸福，东干人叫“少女会”。出嫁时还须“哭嫁”，以表示不舍离开父母。
丧葬
东干人实行土葬。他们坚持伊斯兰教“速葬、薄葬、简葬”原则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一般都要请阿訇念经，墓地多为集中埋葬的坟园。送葬时妇女只能在大门前向死者告别，由全村男人将死者一直送到墓地。
入殓前洗净尸体，换上白殓布，放在棺柩样的匣子里。举行祭祀仪式时，要燃香、舍散钱和葬后特炸油香等，意为悼念死者灵魂。十月革命前，十分流行哭灵，埋葬还那天专门雇哭灵的人为其悼念。东干妇女还要缝制特别的白鞋和准备头巾，男子在头上戴专门缝制的白尖顶帽子，系白布缝制的缠带，称之为戴“孝”，无论男子女子须戴四十天，某些人要戴一年。“点香”是东干人丧葬中重要的、宗教上的仪式。他们严格遵循在挖新坟前，必须完成在家里已亡的长者或所有年龄大的亡者墓前祈祷的习俗。往往挖坟的，大多都是孩子、亲侄儿、女婿辈分年龄小的人完成。
每个东干群体都有自己的追悼仪式。陕西群东干人悼念时遵守第3、5、7（七天）、12、30（一月）、40（四十天）、100天（百日）的忌日，其中第5天和第40天是安慰死者灵魂最重要的仪式。第5天的时候，请族人、亲戚来，意为抚慰死者灵魂，散发专门葬后食用的“油香”，在停放过死者的房间，40天里都亮着灯，有人守夜。甘肃群东干人丧后仪式在第4（四日）、7（头七）、21（三七）、30（一月）、40（四十）作为忌日。和陕西省群不同，他们不穿孝服。他们第4天和第40天的祭祀最重要，第4天只请挖坟的人，第40天举行和亡者灵魂告别的仪式，并在家里供上甜果和由亲人带来的亡者衣物。在其他忌日里，亲戚朋友出钱帮助亡者家人“添油”，意思是“以添清油做祭品”。第40天做完与亡者灵魂告别后，亡者家人脱下孝服，熄灭停放过亡者房中的灯，并舍散亡者的东西和设葬后宴。设葬后宴时，必须准备特殊的孝期食品，首先是“油香”，将它们舍散给亲戚和邻居们。
礼仪
东干人见面，像回族人一样互道“色俩目”，也会习惯用当地突厥民族的手捂前胸鞠躬行礼，再以俄罗斯人的互相拥抱。婚宴时，用长条桌，男女分坐，分餐制没有酒，主食手抓饭、青萝卜炖牛肉。吃饭用筷子，但饭前会先用叉子和勺子将菜盛入每个人面前的盘子中，再用筷子食用。
在饮食上，东干人座位安排讲究大小孩分席，男女也分席，长者坐上席，即使在家里就餐，小孩、妇女都不得与主人同桌。在学校、社会活动中有点松动，男女生界限可以不明确，但在红白喜事的宴席上，男女又是分席明确。家中来贵客时，他们必有茶，并摆够48种茶点心，其中有糖果、干果、油炸果子、花生、核桃等。茶具多用中国瓷器，喝茶一般用镶金边的蓝红色大茶壶和茶碗，点心用各种小花瓷碟盛放，吃饭用大花碗。来客摆宴时，注重席面，一般有9大碗、13大碗（也叫十三花，纪念清代宁夏回族起义领袖马化龙，他在正月十三日被清军杀害）、18大碗、24大碗、36大碗、48大碗，席面排成三行。
禁忌
生活中严格禁酒，不食禽鸟飞鱼类。对动物崇拜是遗留着的古代崇拜之一，他们忌杀猫、鸽子、仙鹤，认为猫掌管着家庭的灵魂。东干人的饮食禁忌保留着回族人的习惯，不吃猪肉，忌吃一切动物的血和自死物，严禁喝酒。禁猪最为严格，不仅禁食，一切用猪皮、猪骨制作的生活用品都禁止。甚至避讳谈“猪”，东干人把猪称为“黑牲口”“黑货”“狠孜勒”，亥年出生属“猪”，也改成属黑或属亥。他们家庭设宴不摆酒，而是以茶代酒。
近现代发展
社会
在1960-1982年期间，东干人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影响，在比什凯克生活的人现如今已超过4000人，其中最大的东干村——阿利克桑德罗夫卡现居住1万多东干人。原来不与外族通婚的情况有少许松动。在调查区对173对东干人婚姻中，有21对异族通婚，他们异族通婚的对象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民族。給小孩子取名时也改变了原来传统的或东干方式改造的名字，在与鞑靼人通婚的家庭中，男孩与女孩名字都有变动。有些年轻的东干外族组合家庭饮食，东干饭菜已不是唯一嗜好，也渐渐进行了融合和多样化。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之后，东干人在文化教育上、心理素质上、思想意识上尽量与整个苏维埃社会接轨，文化上积极与中央的政策方针始终保持一致。他们在生活习俗上保持自己独特个性时，也加入了中亚文化的精髓，稳稳站住脚跟，成为了苏维埃国家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东干女性的地位也提升许多，在吉尔吉斯斯坦1997年3月上旬出版的《回民报》上，专门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而开设了“女性专栏”。多年受欧洲文化影响，在一些礼仪上，东干人也接受了女士优先，为妇女让座等，“三八”妇女节也变的重要起来。
文化
从80年代起，东干学部恢复了与中国学者在回族研究方面的交流。还与国内外许多科研机关、高等教育有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其中有：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哈斯克斯坦科学院维吾尔学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土库曼斯坦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等。
也走出了许多近代文化名人，如东干作家雅斯尔·十娃子、东干学家穆哈麦·伊玛佐夫。在1907年后伊尔德克东干乡从17名学生发展到现今1000名学生，也走出了许多哲学、生物学、化学、历史博士。1954年吉尔吉斯成立科学院后，在2009年经过改革成立了东干学-汉学研究中心，通过出版的东干学术论文，吸引了更多关注东干文化的学者，并加强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哈萨克斯坦的科学研究院和学院间的深入交流。
中国的外交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办、国家民委、中国中亚友好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都对中亚东干人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很好效果。目前，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东干人协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有东干学——汉学研究中心、《回族》东干人杂志社，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有东干族的报纸、小型歌舞团和中小学。
经济
农业
60-80年代东干人的农业发展持续壮大。位于吉尔吉斯的哨葫芦乡庄友谊集体农庄在1966年这一年就超计划向国家多交粮食和蔬菜。农业基本投资从1965年到1970年增长了72%，农业总产值增长29%，粮食总产量增长124%，牛奶产量超出计划3.8%，每个庄员年均收入增长40%。在1972年时，哨葫芦乡的粮食总产量超国家计划128%。
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营盘乡庄从1966年到1971年农业投资增长64%，从1970-1985年营盘乡庄大部分人都购买了小汽车和摩托车。其他几个东干族中心乡庄在60-70年代的农副产品商品性部分逐年扩大，70年代，东干人已然基本普及小汽车。多数集体农庄还建立了自己的科技服务站，吸收了许多农学博士。
随着新的历史发展，东干人积极参与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往，其中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先生，自1994年后，安胡塞频繁到西安市；1997年，他从陕西省引进温室大棚技术，助力东干人农业发展，还将袋料培植蘑菇技术引进哈萨克斯坦“陕西村”；1999年安胡塞在“陕西村”召开了哈萨克斯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大会；2006年他又为中国陕西省省长考察团赴中亚考察做了全程安排，为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在中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他经济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他们利用语言优势，开始频繁往返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之间进行贸易活动，随着资金积累日渐壮大，又开始往返于中亚与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和欧洲各国之间进行大量贸易活动。早期投入了轿车市场，自己驾车驶回中亚销售，往返一次一般净赚1000-2000美元。一些东干农民还利用当地资源，从事制糖、果酱、腌菜等业，在农庄建立砖厂、反季节蔬菜、果园种植、养鱼、蔬菜深加工等项目，实现了农庄农、工、商、贸一体化。
部分东干人在原来实行的集体农庄上形成了特有模式集体经营，其中“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马三青生产合作社”“白彦虎生产合作社”“王阿訇股份有限公司”靠着集体经营力量，取得良好效益。除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外，农民收入也很高。他们还赞助了农庄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事业单位，主要负担了乡庄中残疾人、苏德战争时期的荣誉军人和退伍老人的生活补助和退休金。并在1995年受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的访问和高度评价。